我一直認為,中國的社會生態,不「講政治」難以生存,名人更是如此,陳景潤只是個異數。
我還認為,倘若把文學藝術比作一座金字塔,那麼,塔底的文學,是通過文字來表達和被欣賞;美術為塔腰,以線條和色彩表現,而畢加索把圖像拆開再組合,還有什麼印象派等各門各派,就有些抽象了;而音樂,則是塔尖,美妙,但空靈,難以捕捉,創作和演奏音樂者,非有天才與靈感不可。
郎朗三歲學琴,憑藉天分與勤學苦練,得以脫穎而出,少年便一舉成名,從此以琴師為業,並以其誇張的颱風令許多人傾倒。他固然與中國專業體育運動員同樣有著「偏科」的特長,但音樂本身就是文化的極品,人文知識蘊含豐厚,所以他絕不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之人;而家庭的教育,奮鬥的經歷,生活的閱歷,或許使他更加少年老成,與同是鋼琴家的李雲迪氣質風度迥然。
在什麼場合彈奏什麼曲目,他應該、也一定有著仔細算計,尤其是在世界矚目的歐巴馬總統歡迎胡錦濤主席的晚宴上——他自己也坦承,「演奏這首讚美中國的樂曲,彷彿是在向他們訴說我們中國的強大,我們中國人的團結,很美的曲子」。
恕我也「偏科」乃至「崇洋」了——歐洲古典音樂是大海,中國音樂則是小溪和小調,只有《黃河大合唱》和《梁祝》等為數不多的樂曲能夠躋身世界音樂之林,而電影《上甘嶺》插曲《我的祖國》,即使「很美」,也算不上「此曲只應中國有,美國哪得幾回聞」的經典。因此,在中美修好關係的重大外交場合, 「很美」並不是彈奏的充分理由,此曲起碼不是最佳的選擇——《哀樂》旋律動人,可謂中國樂曲的鳳毛麟角,但喜宴絕對不宜。
樂曲是為歌詞而譜寫,都自有其創作背景,即使是無標題音樂,也有著謳歌的主題。作為鋼琴演奏家,不瞭解所彈奏樂曲的背景不可思議,「我不知道也沒想過這個曲子的背景,也不知道那個電影」更不可能也不應該。
郎朗在一個半月之前接到演出的邀請,彈奏《我的祖國》乃是有備而來,不是「再來一個」的謝場即興之作。可以推斷,選擇這支「紅歌」,乃是經過了深思熟慮,也一定是與「他人」溝通斟酌再三精心準備的「奏紅」——依照「外交無小事」的原則,以及精心組織當地華人華僑「熱烈歡迎」的慣例,中方一定事前獲悉了演出的內容。
撇開中美大打出手死傷無算的上甘嶺戰役不談,只就《我的祖國》歌詞而論,雖然有著「若是那豺狼來了,迎接他的有獵槍」一句,也算不得什麼,甚至可謂是無懈可擊,即使美國佬聽出弦外之音,也是有苦難言——這正是「高明」的工於心計,或許是「高人」的仙人指路,折射出中國人的大智慧小聰明小動作。
事後,非議蜂起,郎朗絕不牽涉他人,算他講義氣——其實是「講政治」。
郎朗是公眾人物,對他在白宮宴會上的獻藝,公眾有權議論評說。「叫好」與「非議」的兩派沒必要互掐,更不要上綱上線到「左派」與「右派」之爭。政治的敏感乃至浮想聯翩的神經質,正是紅朝61年如一日政治灌輸的結果——在一個連運動員獲獎都得先謝祖國後謝爹媽,春節大拜年要先拜祖國的神奇神州,中國特色獨一無二,上述現象就非但不足為奇,並且是理所當然了。
只是,比起美國人的大大咧咧沒心沒肺,這種小家子氣的抖機靈,在小事小非上較長短、佔便宜的精神勝利,哪裡有一點大國並且崛起的大度?真令人赧顏,覺著無聊乃至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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