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專欄】君子憂國--關於五四運動的沉思（二）

關於五四運動的沉思之《小人愛國》，列舉當時各地學生領袖羅家倫、段錫朋、張國燾、傅斯年、瞿秋白、張太雷、於方舟、馬駿、孫越崎、周恩來、鄭振鐸、聞一多、陳潭秋、何葆仁等，無一不是心智尚在發育中的小人。梅思平在這群小人頭兒中還只是一個小先鋒。所以曹汝霖作為君子大人的遭遇可想而知。

長期以來，很少人瞭解真實的中國曹汝霖。我們沒看到過歷史人物曹汝霖，從不下上億本書和文章中看到的曹汝霖，只不過是五四運動事件中的一個政治標籤。長久定位為賣國賊，是黨文化思維，邏輯是：頌小人愛國，必須罵曹賣國。曹汝霖，1877年生於上海，是個修儒信佛、學貫中西的君子。儒學佛學西學都沒教他如何賣國，他卻因為是弱國官員代政府挨了一場國罵，作了「君子憂國、小人泄憤」運動的替罪羊。問題在於：君子進了弱政府，是否就該罵賣國？

曹汝霖由於「五四」運動而臭名昭著，運動過後他展示給人的真是一個君子形象。曹汝霖先躲在醫院，後搬到北海團城，改了個閉門思過的名字叫「覺廠」。42歲的他從此告別政界，從事慈善活動，每年向拉洋車的車伕施舍100套棉衣，還經常向人施舍棺木。1920年代，他發起興辦屬於慈善性質的中央醫院，窮人來看病，一概不收醫療費。曹汝霖在中央醫院任職，籌措所有經費，卻不從醫院拿任何薪水；抗戰期間為阻止日軍強佔醫院而找日軍理論，保住了醫院的獨立性。他擔任中央醫院的院長達十餘年，重用鐘惠瀾、林巧稚等專家名醫，醫院頗有聲譽。1949年後，中央醫院被中共接管，干了日軍想幹卻沒干成的事。而今這個被叫做「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所有職員，誰為醫院獨立經營跟中共理論過？

不僅誰也沒有，而且全民從小瞭解五四運動時，都要跟老師罵曹汝霖賣國，直到今天。知道曹汝霖是個講仁講義的君子，順籐摸瓜就可以理解他為什麼在抗戰爆發後堅決拒絕投靠日本。曹汝霖在北洋政府任職時親日是政府行為，他只是當時不夠明智，沒有選擇辭職。或許其國民良知屈從了官職道德和當官的名譽和利益。但經歷五四運動之後，顯然國民良知醒悟。所以他不再做官，堅決不做日軍支配的華北政權的官。硬給他掛上「最高顧問」、「諮詢委員」，他從不去就職。他不僅拒絕出任糧食局官職，還拿用雜和面蒸的窩頭去質問華北偽政權：為什麼讓老百姓吃這樣粗陋的糧食？曹汝霖是個真君子，的確敗也五四，成也五四。

五四運動侮辱了君子曹汝霖，卻也促成曹汝霖成了一個善良的人。五四運動雖然是稚氣尚濃的大學生小人為主導的愛國運動，主要發起人或支持者卻是三個半君子梁啟超、林長民、蔡元培、陳獨秀。君子後臺憂國，讓小人前臺衝鋒。

梁啟超，這個1873年出生的11歲的秀才、16歲的舉人，拜33歲的舉人康有為為師，是依循孔子「十五而志學」的君子修養歷程學習的真君子，做了清朝80天的六品官，當了14年的海外流亡保皇黨人。辛亥革命成功後順應時勢完成了虎變、豹變的自我革新歷程，成了中華民國的大人、君子，發起護國運動使人生色彩美麗光澤，發起五四運動雖光彩斑斕卻被共產黨遮掩至今，便於騙人害人。

1917年梁啟超推動段祺瑞內閣宣布對德、奧宣戰使「世界驚動」，之後與段祺瑞在馬場誓師討伐張勛復辟第二次挽救了共和成功，之後辭去內閣大巨，於「一戰」勝利後組織起國民外交團前往歐洲，希望促使巴黎和會廢除在中國的勢力範圍，撤廢租借地及逐步撤銷領事裁判權；廢除協定關稅，要求退還庚子賠償。和會召開期間，梁啟超得知：1918年段祺瑞通過章宗祥秘密換約，將德國在山東的利益轉給日本以換取參加一戰的借款；美國威爾遜準備對日本讓步；北京政府軟弱，爭取山東權益的外交活動已失敗。梁啟超知道情況之後，4月24日發電回國，敦促國民外交協會動員民眾保衛青島。這就是五四小人愛國火山的引線。

接下來是梁啟超媳婦的父親林長民推了第二把手。5月1日，中國談判代表陸征祥將德國在山東權益讓與日本已寫入凡爾賽和約第156、157、158條，電告北京政府，主張簽約接受。2日，北京政府密電中國代表可以簽約。林長民， 1876年出生，黃花崗烈士林覺民的堂兄，父親是儒家進士，本人是1899年的秀才，1919年外交委員會事務長和國民外交協會理事長，在《晨報》、《國民公報》履行君子憂國職責撰文，呼籲：「山東亡矣，國將不國矣，願合四萬萬眾誓死圖之。」3日下午，林長民北京召開外交協會會議，會議決定阻止政府簽約。

蔡元培，成了五四運動發起的第三推手。這位1868年出生、17歲的秀才、24歲的進士，1919年國民外交協會理事、北京大學校長，執行外交協會會議的決定，將外交失敗轉報學生。就蔡元培的意願，他並不主張學生參加校外政治活動，清楚地知道學生的主業是學習，過早捲入政治活動於學習和心智都不利。但他一生以君子譚嗣同為人生楷模，「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君子品格也不容他剝奪學生的知情權，不許他阻止學生的成長歷程。3日當晚北大學生召開大會，決定於4日星期天上街示威遊行。以民願給政府外交施壓的運動，就這樣發生了。

24年前的1895年，全國各地匯聚北京參加會考的舉人1300多名，在康有為、梁啟超的發起下舉行過也載入史冊的公車上書，這些大多數有老婆和孩子的君子主要是遞交請願書，懂得克制，也的確克制，所以沒有打人、燒房的暴力事件發生，當然也沒有人被捕。聲勢自然也小，當時各地根本不知道。因此也沒有起到推動清朝政府發生巨大的抵抗日本的作用。之後君子憂國心願轉入後臺。

中國地方舉人在考取進士之前差不多都是地方名人，在私塾教學或官府做幕僚等，血性被知書達禮的道德理性制約著，他們既要憂國，也要顧家（考慮父母老婆孩子）。公車上書之後的留學生拒俄運動就不再這樣了。這場1903年4月發生的愛國運動，被黨文化思維以「資產階級領導的愛國運動」定性，中國人幾乎不知道。這場運動也屬小人愛國，與所謂資產階級毫無關係，就是未成年人的愛國血性掀動的，反對俄國撕毀中俄《東三省交收條約》，欲長期霸佔東北的企圖，清朝海內外學界文人為此集會、遊行，通電俄國和清朝廷表示：「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國國民萬不承認。」北京、武昌等地學生集會抗議，罷課示威。日本留學生召開抗俄大會要求政府出兵拒俄，之後成立「拒俄義勇隊」每日操練，準備回國參戰，表示願「為火炮之引線，喚起國民鐵血之氣節」，「寧為亡國鬼，不為亡國人」。1903年學生拒俄運動最終被清朝廷鎮壓，可謂五四運動的演習。

拒俄運動後臺是上海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的君子，蔡元培就是中國教育會的創始人。五四運動後臺是中國進步黨和中國國民黨中的君子，梁啟超、林長民是進步黨領袖，蔡元培可能沒有宣誓加入國民黨，卻擁護三民主義，所以1927年建議蔣介石清黨。五四愛國精神跟共產國際主義南轅北轍，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梁啟超、林長民、蔡元培溫和理性，是君子。陳獨秀最多算半個。

陳獨秀，1879出生於安徽安慶，17歲的秀才， 18歲鄉試落榜未能考中舉人就轉向西學， 22歲有了一兒一女以後四次去日本，三次留學一次避難，先後組織過青年勵志社、安徽愛國會、「岳王會」，24歲時強行剪過學監的辮子，拒俄運動中幹過演說家，先後辦過《國民日日報》、《安徽俗話報》、《新青年》、《每週評論》，執教過蕪湖皖江中學、杭州浙江陸軍小學、北京大學，做過安徽省都督府秘書長、安徽高等學堂教務主任，參加過反袁的二次革命，41歲到48歲時領導過顛覆中華民國的共產革命，被中共拋棄後成了不結黨營私的君子。陳獨秀性情偏激，至死都沒弄明白《周易》之「蠱」、「革」、「鼎」卦所述「振民育德」、「治歷明時」、「正位凝命」的君子精神，50歲之後才有些明白。

陳獨秀1919年40歲之壯年時相逢五四運動，之前就辭職離開北大幾十天了，並非五四運動的發起人，卻是這場幼稚的小人愛國運動的精神領袖。陳獨秀幕後活動跟梁啟超、林長民、蔡元培憂國無關，主要是恨政府。陳獨秀1914年發表言論：「惡國家甚於無國家」，人民可以不愛沒有權利，無幸福可言的惡國家，他很明白地選擇了憎恨中華民國的代表——北洋政府。五四運動的60多天，他主要利用《每週評論》在上海吹「人民起來直接解決」的衝鋒號，教唆學生不要針對曹、章、陸，主張平民以強力征服製造「根本罪惡」的政府。陳獨秀終於在上海呆不住了，運動30多天後回北京，9日印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親自在鬧市區散發，直接提出「取消步兵統領及警備司令部兩機關」，明確煽動革命。

北京政府立即逮捕了危險的陳獨秀，緊接著撤銷了曹、章、陸的職務，依然還是指令中國代表團簽約。結果卻有些戲劇性：28日，代表團駐地被巴黎留學生包圍，代表團藉此發表拒絕簽約的聲明。五四愛國運動，說白了，只是儒家文化下君子和小人的一次前後臺共同演出的一場現代政治戲劇，民心使然，不值得神聖化。中共卻神聖化了90年，實乃陰險，旨在為其邪毒的革命惡行塗脂抹粉。

五四運動造成和而不同的君子厭倦爭鬥，通過彼此隔離、結黨離心、離德營私三部曲，日趨社會邊緣。如果當時北洋軍閥徐世昌夠邪夠惡夠狠夠毒，有劉曉波學陳獨秀想由後臺走向前臺之後中共軍閥鄧小平那樣的邪惡狠毒，殺學生幾千再封閉學校、報社進行「穩定壓倒一切」，「沒有北洋政府，就沒有新中國」的洗腦，全力宣傳學生「背後有黑手，想讓中國人飯都沒得吃」，地位也就穩固了。北洋政府中的軍中小人為何沒這麼邪毒？因為儒道佛文化傳統中沒有這種邪勁。

中國近代，即君子威信衰落和小人威信上升的歷程，近代文化可謂小人文化。革命黨日趨代替儒教成為支配民國的統治勢力，黨魁代替皇帝行政，卻被民權和小人反理性和反禮教攻擊得孱弱，無力驅散共產革命的妖霧，中共紅禍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