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報》興衰啟示錄
跟中國有《人民日報》一樣，前蘇聯也有《真理報》；也跟《人民日報》一樣，《真理報》曾是世界上發行量最大、影響最廣的報紙之一，是前蘇聯報業的一面旗幟，獨享了一個時代的驕傲。然而，它的結局怎麼樣呢？
1912年5月5日，根據列寧指示，真正代表俄國民眾意願，闡述布爾什維克革命主張的政治性日報《真理報》在聖彼得堡問世。創刊號為對開大報，共四版，不登照片和插圖，只有文字稿。報紙的第一位主編是斯大林，他親自撰述創刊詞，指出《真理報》的政治綱領是：在勞動群眾中，散播關於工人階級的朋友和敵人的真理，保衛工人事業的利益。創刊號經費來源於工人們的捐款，是一份真正意義上的工人報紙。從此，《真理報》在實踐和鬥爭中逐步成熟、發展壯大，直至成為龐大的蘇聯報刊王國的領袖。鑒於其權威性，《真理報》創刊日——5月5日後來成為蘇聯新聞節。
《真理報》一問世即置於列寧、斯大林等蘇共領袖的領導之下。列寧認為，原則性和戰鬥性是革命報刊的必備素質。1912年至1914年，他在《真理報》上發表了130多篇文章，為鞏固布爾什維克黨組織和對無產階級進行革命教育做了大量工作。援引《聯共（布）黨史》的說法，「黨在該報上試驗了大多數革命方法，新聞的和其他的方法」。 1917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俄國沙皇專制王朝。起義勝利後，布爾什維克黨中央決定立即恢復出版《真理報》，作為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復刊後，成為準備和實行十月革命的輿論陣地。4月裡，報紙發表列寧著名的「四月提綱」，該提綱明確指出布爾什維克黨新的戰略目標，即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 「四月提綱」統一了全黨的思想，《真理報》為此作了大量宣傳、解釋和鼓動工作。
十月革命勝利後，《真理報》開始了它的鼎盛時期。這家世界上最大的黨報有這些特點。
首先，它完全是由執政黨官員控制的黨的一份報紙，沒有獨立性。蘇聯共產黨給《真理報》的待遇很高，它的主編一向都是蘇共中央委員。曾任總編的有：斯大林、加米涅夫、莫洛托夫、布哈林等的政治家。這一時期，經過蘇聯幾代領導人，特別是列寧、斯大林的身體力行，蘇聯新聞體制及政策也逐漸形成、鞏固和完善，其核心思想是：報紙均歸國家所有，是黨和國家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集體的宣傳員、鼓動員和組織者；黨的報刊要堅持黨性原則，做黨的忠實喉舌；報紙是黨所掌握的最有力的武器；重大新聞報導要由蘇共中央宣傳部門審定後發表，地方各級報刊的宣傳口徑要與《真理報》保持一致。1929年，斯大林曾明確指示，《真理報》有審查監督其他報紙的義務。
於是，人們看到，《真理報》由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形成了一個層層監控、嚴密有序的金字塔報業體系，而《真理報》享有黨所賦予的特權，雄踞塔尖，成了蘇聯新聞理論最忠實的實踐者和領導者。
其次，它的內容完全反映執政黨意志，沒有人民心聲。無論是國內戰爭、戰後恢復經濟時期，還是衛國戰爭時期、經濟發展建設時期，包括斯大林肅反時期，《真理報》都將黨報的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初期，報紙注意的重點是粉碎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和國內反革命勢力的頑抗；隨之，1928年起，蘇聯開始實施5個五年計畫，《真理報》宣傳中心改為：解釋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動員群眾參加經濟建設，向人民進行共產主義教育，進一步鞏固、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揭露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和陰謀破壞，反抗法西斯侵略，鞏固國防，調動人民的愛國熱忱，保家衛國；同時，報紙也反映了蘇共意識形態領域的尖銳鬥爭，揭露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所謂反黨集團的失敗主義和投降主義。
到了斯大林死後的蘇共二十大以後，《真理報》在國際宣傳上不斷地為鼓吹蘇聯的霸權主義和擴張政策而效勞。全盛時期的《真理報》，發行量在世界大報中名列前茅，擁有日銷量一千一百萬份的驕人成績。世界上有153個國家訂閱該報，有10個國家將該報譯成本國文字發行。它有一支龐大的駐外記者隊伍，分布在四十幾個國家和地區，在世界範圍內影響深遠。
最後，在經濟上，其經費來自國家財政撥款，沒有經濟壓力。《真理報》經費充足寬裕，其報價低廉，最初為2戈比，最貴上浮到4戈比，絕大部分由黨員和機關訂閱，最低年收入也有一億二千四十五萬盧布，利潤全部上交蘇共。
《真理報》為對開六版，全年出報，版面嚴肅，刊登大幅文章，報頭印有列寧勛章和十月革命勛章，表明報紙在不同時期所獲取的殊榮，題頭「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幾個字彷彿鏗鏘有聲。全盛時期的《真理報》有幾個顯著特點：它有嚴格的選題計畫，重頭文章早在一週、一個月甚至一個季度以前就已確定，一般不隨便更改計畫；其60%的篇幅是提前兩天以上安排好的，頭版不是留作最後新聞用，而是專門用來刊登黨的新聞、社論、經濟成就和外國貴賓來訪的消息；它不存在商業市場，無須招攬廣告；報紙對消息報導的選擇不是對政治事件的反應，而是對政治程序和政治上輕重緩急次序的反應。
就這樣一個不折不扣的黨報，其興衰當然也跟這個黨的興衰息息相關。
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提出「全面改革」的方針，期望通過加速發展社會經濟來解決一切社會問題。從此，蘇聯政治生活中波瀾迭起，蘇聯報刊的性質、體制也隨之發生本質性的變化。
首先，戈爾巴喬夫在新聞界極力倡導公開性，提出「歷史無空白」、「批評無禁區」等口號，強調輿論工具是「實行公開性的最有代表性和群眾性的講壇」，「報紙應當支持公開性原則，應該將更多的事公之於眾」。在他的倡導下，報刊開始成為不同政治觀點的載體。
1987年，戈爾巴喬夫出版《改革與新思維》一書，強調「改革的基礎是民主化」，「公開性是社會正常精神道德氣氛不可分離的特徵」，要求在報刊上展開討論和辯論，發表不同意見，「使每種報刊上都出現社會主義的多元論」。
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曾給蘇聯新聞界帶來繁榮和活躍，報紙信息量有所增加，報導面拓寬，版面變得生動，批評監督多了，言論禁區少了，整個新聞界生機勃勃。 1990年6月，蘇聯第一部《新聞法》頒布，它使蘇聯新聞體制和性質發生根本性變化。《新聞法》中規定，輿論從此不受檢查，取消新聞審查制度，各種組織和私人均有權辦報，並擴大辦報人的自主權。《新聞法》的出臺，使得原本只能做一家黨喉舌的《真理報》失去讀者；辦報的自由，又讓這家只會在壟斷中生存的社會主義黨報受到重創，搖搖欲墜。
於是，當1991年，8?19事件爆發，葉利欽上臺，解散蘇共後，《真理報》也就走進了死胡同：跟其他六家蘇共報刊被宣布為非法出版物，暫停出版發行，並把俄羅斯領土上數百家共產黨的印刷廠、出版社、新聞社沒收。至此，作為蘇共中央的喉舌和工具，與其榮辱與共幾十年的《真理報》結束了它輝煌的黨報時代。
蘇聯解體後，《真理報》財產被全部沒收，總編被撤職，位於真理報大街24號的編輯部大樓也被封凍，後來以1億盧布拍賣給俄羅斯聯邦政府新聞中心。由於找不到明確的法律依據證明這些財產的歸屬權為報社所有，重新出版的《真理報》不能依法追回原來的社址。原《真理報》大樓被沒收時，曾還保留一個圖書館，用以存放報社檔案，不久也遺失殆盡，令人憾嘆。蘇聯時代，各個加盟共和國如拉脫維亞等都有《真理報》的財產，如休假中心、記者之家等房產，蘇聯解體，均被當局沒收，白白流失掉。可以說，真正意義上的《真理報》從精神到物質均被催毀，不可復原。
俄羅斯聯邦獨立後，宣布境內的所有報刊都需重新登記註冊，《真理報》也得以獲准恢復出版，但其性質已發生天翻地覆的根本性變化，不再屬於任何黨派，而成了集體經營的獨立的政治性報紙，報名旁邊的列寧頭像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字樣消失了。復刊後的《真理報》在《致讀者》中宣稱，要「成為公民和睦的報紙，要堅持中派立場，支持社會的民主改革」。由於經濟窘境，不得不解雇大批工作人員，關閉幾十個駐外記者站，每週出1到3期不等，四處招徠廣告。1992年3月由於經濟原因停刊20天，後來一位據說是接受過蘇聯共產黨救助的希臘實業家願意出資相幫，由其報業公司進行財務接管，才得以復刊，復刊後在報頭冠以五以為區別。《真理報—5》為週末報，觀點溫和。1993年，《真理報》編輯部的70人再一次分裂，兩位前主編各拉人馬，另起爐灶，辦起兩份《真理報》，這兩份報紙均實行股份制，帶有鮮明的反對派色彩，有左派傾向。
《真理報》的興衰告訴我們這樣一個道理：如果一家報紙只做某個黨派喉舌，而不真正反映人民群眾心聲，那無論這張報紙有過多麼輝煌的過去，它都必將隨著這個黨派的興衰而日益黯淡，成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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