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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導致不平等 城鄉差距越來越大(圖)

2010-12-16 13:51 桌面版 简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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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繼「民工潮」、「下海潮」、「考研潮」,又迎來「國考潮」。國考」者,國家公務員考試也。這次報考公務員有140多萬人,僅比今年考研少10萬人。各行各業報名「國考」,火爆如井噴,成為中國一道風景線。

從「國考潮」反映出的問題

一是各行各業,不論失業,還是在業,千軍萬馬赴「國考」,說明各行各業的社會就業環境不樂觀,否則不會有這麼多人,丟掉現有工作奔「國考」;

二是表明公務員優越其他行業:一無失業後顧之憂,從此端上鐵飯碗,旱澇保收;二能提高社會地位,過去是任何一個「大沿帽」都可欺負一個「破草帽」,如能戴上「大沿帽」,就可欺負任何一個「破革帽」;到處受人恭維,吃香的喝辣的,請客送禮,接紅包;三能獲取高工資、高福利,高補貼,在職時享受優厚待遇和豐厚福利,如官能升到省部級,退休後終身享受省部級待遇;四一人為官,雞犬升天,家屬可以仗勢欺人,仗勢發財,享有各種特權。

三是表明吃黃糧的開支增大。過去許多公務員辭去吃黃糧,下海去創造財富,現在上岸,離開創造財富,赴「國考」去吃黃糧,這一轉化的原因還不值得深思嗎?中國吃黃糧的人太多了。公務員消費從1978年到2005年,28年間增長了140倍,佔財政總收入的比重,從1978年4%,到2005年增至 24%,將近1/4的財政收入用於公務員消費,每1個中國人負擔的行政管理費,從20.5元增加到498元。每100萬美元的GDP負擔的公務員人數同國外比,中國為39人,美國為2.31人,日本為1.38人,中國相當美國的17倍,日本的28倍(見《炎黃春秋》2009年第10期,第5頁)據中央黨校《學習時報》鄧聿文在《國富民窮,中國收入知多少?》一文披露:2007年財政部公布財政收入為5.1萬億元,實際政府收入為10.28萬億元,高出財政部公布的整整一倍。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講,最近10年來,政府的財政收入和非財政收入的比重大概為1:1。預算外的財政收入有多少用於行政開支就不得而知了。這也是出現「國考潮」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是「國考潮」這種考試制度還會引發一個「國考」行業。如同考研一樣,編寫各種各樣的輔導材料,辦各種輔導班,在全國製造一個新行業,有人可大發其財。一個職位幾千人爭,141萬報名者,被錄取的只寥寥無幾,浪費!浪費!

「國考潮」引起的深思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句話在文革中被批的體無完膚,「讀書無用論」、「知識越多越反動」,甚囂塵上,使斯文掃地,中國文化沙漠化。這句話如果認為讀書人高於一切,當然是錯的。如果各行各業只有通過讀書才能掌握知識和技術,提高文明,表明讀書的重要性,不應受到批判。改革開放後,人們又重視讀書,對社會風氣、提高民族文化素質是大有益處。但應看到由於兩種公有制(編者註:指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不平等,造成二元結構,使城鄉知識差距越來越大。在城市小孩都會用電腦,在農村成年人會用電腦的屬於鳳毛麟角。《人民日報》 2010年2月23日報導:「全國農民上網比例只有0.2%,主要在東部地區。」而中部和西部地區幾乎是空白。近年來,由於學費昂貴,未來回報不確定,目前農村的大學生比重越來越少,即便是大學畢業也不回農村。城鄉知識差距拉大,是導致農村窮困、愚昧的一個主要原因。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就是資本,就是財富。深圳開發時,街上的大標語寫著:「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現在我國農民不會用電腦,既不能節約時間,又不能提高效率,在一個沒有「金錢」和 「生命」的情況下,農民怎能致富?如果說「一個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那未一個沒有文化的農民是愚昧的農民。目前城鄉差距比舊社會還大,這都是兩種所有制不平等造成的,城市剝削農村,工業剝削農業,市民優越農民。雖然農民有強烈的轉變身份當公務員的願望,但因先天差距,即便在機遇均等的條件下,最後被錄取的要比城市少的多。

「學而優則仕」。過去把「學而優則仕」視為糞土,今「國考」它又堂而皇之入室,全國141萬人,如同科考舉子一樣,去爭一官半職。不過和過去科舉不同,那時趕考的主要是舉子,今日赴「國考」的是全國各行各業的優者,這種千軍萬馬去擠獨木橋,表明百業不振,應考慮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中國出現優者「仕」,除了得利之外,還有東方文化的關係。為什麼國外大官,如總統、首相的子女不會出現「高衙內」,他們都非常低調,生怕給父母惹麻煩。而在中國官員的子女,可以耀武揚威,盛氣凌人,不可一世。一個小小的公安局的兒子,軋死人後,高喊「我爸爸是李剛」。在美國,市長見了誰都討好,在中國,誰都向市長討好。在中國不把當官的看作是為老百姓這一父母做官,反把官員稱為老百姓的父母。把為人民服務變為人民為我服務。法只治民,不治官,所謂刑不上大夫,大貪污犯不判死刑,只判死緩。深圳將歐巴馬的弟弟推薦為義務形象大使,首先使人感到有趨炎附勢之嫌。這種官本位文化,在中國可謂根深蒂固,其遺害無窮。「五四」提倡的「D」先生、「S」先生己束之高閣。而從「五四」打倒的孔家店裡,抬出孔夫子,以興國學之名,為其重修殿堂,再塑金身,一時掀起儒術熱,不分糟粕和精華,大辦《論語》、《三字經》、《弟子規》等儒書講堂,讀孔書、穿孔服、習孔禮,在一些地方成為時尚,尊孔、崇孔甚囂塵上,還像教會一樣把其推廣到國外去辦校。抬出孔子,希望以儒教來樹立人們失去的信仰,用國學來喚起人們的愛國心,增加凝結力,緩解矛盾,維穩和諧。其實這不是愛國,是倒行逆施。在這種情況下,出現「全民優則仕」,也就不足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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