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九年二月，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問南美。在與墨西哥華僑見面的時候，他說，中國能夠基本解決十三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已經是對全人類最偉大的貢獻。他還指出，有少數外國人對中國事務說三道四：「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
新華網上的許多憤青對習近平的講話感到莫名振奮。有人說：「習近平同志就是好樣的。道出國人的心聲，長中國人的威風。」還有人說：「只有這樣的直白才更顯示一個負責人的大國的底氣；只有直白才更能表明一個走向強大的中國的鮮明態度；也只有直白才更能讓國人感到痛快！」但我看來，這段講話邏輯混亂、粗鄙不堪：中國人民確實了不起，不僅養活了自己，還養活了世界上最龐大的黨和政府。被人民養起來的黨和政府，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呢？反之，將十三億飢餓和貧困的人民驅趕到全世界去，難道是中國恐嚇其他國家的殺手鐧嗎？這才是「我是流氓我怕誰」的思維方式呢。
更何況，所謂「不輸出革命」，只是 「後毛澤東時代」中共對外交政策調整的結果。在毛時代，中國可沒少「輸出革命」，中國「輸出革命」的政策，給許多國家和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在某些地方此種災難仍未結束。中共當局從來沒有為自己當年的國際恐怖主義活動向受害的國家和人民公開道歉，如今反倒理直氣壯地說，雖然過去我們幹過壞事，但現在沒有干了，所以你們要對我們感恩戴德，這簡直就是惡魔的邏輯。從這段講話中看出，習近平先生的歷史知識相當有限，我想向他推薦歷史學者程映虹所著的《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一書。這本書描述和分析了毛主義和文革對世界上若干國家和地區的影響及其後果，堪稱一部中共「輸出革命」之歷史，正如政治學者吳國光評論的那樣：「當代中國任何一位有初中以上文化水準的人，如果尚未讀這本書，恐怕還不足以說是受過了教育。」
毛澤東為個人野心犧牲民族利益
在人類歷史上，毛澤東是比希特勒、斯大林、墨索里尼更邪惡的獨裁者，毛澤東主義也是比法西斯主義和列寧-斯大林主義更邪惡的極權主義模式。毛澤東以革命之名，行恐怖主義之實，不僅屠殺本國人民，而且將暴力革命的毒素向其他國家傳播。近年來，毛澤東在中國境內的暴政逐漸為人所知，如大躍進造成的大飢荒，面對楊繼繩之《墓碑》、楊顯惠之《定西孤兒院記事》等著作，任何一個毛派憤青都難以否定鐵的事實。但是，毛澤東一意孤行地「輸出革命」的政策在中國境外造成的罄竹難書的罪惡，至今仍然鮮為人知。尤其是那些本來就受貧困折磨的亞非拉國家，被毛主義毒化之後，更是雪上加霜、社會分裂、暴力不止。毛澤東是國際恐怖主義的祖師爺，本拉登與之相比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程映虹的《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一書，正是一本梳理毛主義如何為禍世界的奠基性的傑作。
作為研究國際共運史方面的專家，程映虹對毛主義的研究，重點不在於中國國內的黨內鬥爭，而在於毛「輸出革命」的思想與行動。隨著在中國國內說一不二的「紅太陽」地位的確立，毛逐漸產生了與蘇聯的發展模式和意識形態競爭的雄心壯志。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掀起非斯大林化運動，這一運動終止了在蘇東共產黨國家內部的造神運動，使得赫魯曉夫本人亦不再具有斯大林那樣「半人半神」的身份。毛澤東發現在國際共運舞台上出現了一個「卡里斯瑪」式的領袖的真空，便決心讓自己不僅成為中國人的「紅太陽」，而且成為所有第三世界國家和存在革命可能性的國家的「紅太陽」。對此，程映虹分析說：「文革期間，包括文革前數年間，由於毛有想當世界革命領袖的強烈慾望，中共推出了世界革命的總體戰略，試圖以東南亞和中國的近鄰為中心，將中國推動的‘世界革命’輻射到非洲和拉丁美洲。」
為了實現其個人野心，毛一方面不惜犧牲中國的民族利益，另一方面肆無忌憚地干涉別國內政。如果說今天中國對第三世界外交政策的目標是佔有更多的能源和資源，因而被視為一種新殖民主義；那麼，當年毛澤東的目標便是讓毛主義席捲世界，為達到這個目標，甚至無視國際法準則和外交慣例，中共的駐外使館甚至成為顛覆所在國政府的巢穴。在《向世界輸出革命：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一文中，程映虹引用毛澤東與寮國、緬甸和越南共產黨領導人的談話，毛說：「你們可以到中國邊境那些與寮國、緬甸民族接近的少數民族中去徵兵麼！這是我們的國際主義義務，中國邊境地區可以作為你們的後方麼！」毛還提出具體的建議，你們「可以到廣西一帶招一些壯族人，到雲南招一些傣族人」。他以歷史上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隊伍為例，說這些少數民族都很能打仗。毛的戰略考慮是：利用中國南方少數民族和東南亞民族的親緣關係，將中國南方的少數民族作為東南亞共產黨擴大武裝時的兵員。至於這些被當作炮灰的中國少數民族民眾的生命的價值，這個暴君卻從來不予考量。
尼泊爾和印度毛派的血腥殺戮
在西方，毛主義的信奉者多為反體制的左翼知識份子和青年人，他們多是坐而論道，至多就是到中國、古巴等社會主義國家去朝聖和取經；而在第三世界國家，則真有一群毛派知識份子將毛主義付諸實踐，如紅色高棉以波爾布特為首的領導層大都有留法的經歷，秘魯「光輝道路」領導人古茲曼曾經是大學的哲學教授。浪漫的烏托邦狂想，一旦進入社會實踐層面，就直接導致人間地獄的可怕結果。毛主義不僅沒有給其他國家帶來安定、繁榮和幸福，相反，正如程映虹指出的那樣，在文化傳統和社會結構各不相同的亞非拉國家，毛主義影響所及，都產生了相似的結果，那就是：「社會秩序受到衝擊，傳統價值被顛覆，倫理道德被推翻，文明和文化被摧毀，和平生活被破壞，尤其是暴力和嗜血被推崇到了極致。」
毛主義不僅契合中國的專制主義傳統，而且如愛滋病病毒般污染整個世界。在亞非拉國家，有作為其徒子徒孫的柬埔寨「紅色高棉」、秘魯「光輝道路」、斯里蘭卡 「人民陣線」等恐怖政權、組織和運動；在西方國家，則有義大利「紅色旅」、德國「紅軍派」、日本「全共鬥」等不一而足。隨著國際局勢的演變，以及毛澤東本人外交策略的翻轉，這些毛派政權和組織被拋棄之後大都灰飛煙滅，步入歷史。如今仍然活躍印度和尼泊爾的毛派武裝，其殘忍與恐怖，倘若馬克思復生，親眼目睹的話，定會魂飛魄散，甚至馬克思本人都會被就地槍決。
在印度，毛派分子聲名最為狼藉。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由馬祖達領導的印度毛派共產黨，仿效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的做法，開展「那夏里特」運動。其主要戰略是殘殺鄉村精英，用馬祖達的話來說就是：「這種肉體消滅掃除的不但是個人，也是個人所代表的階級敵人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威。」馬祖達還宣稱：「一個雙手沒有沾滿階級敵人鮮血的人不能被稱為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時至今日，雖然印度毛派的全盛時期已過去了，但他們還擁有數萬名游擊武裝隊員，活躍在全國一百五十多個地區。印度總理辛格指出，毛派叛亂分子「是印度國內安全面臨的一個最大考驗」。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報導說，毛派武裝形成了一條從北部與尼泊爾接壤地區綿延到南部卡納塔卡的「紅色走廊」。近年來，毛派分子實施過幾次較大的軍事行動，如襲擊火車、組織劫獄，還曾經對警察局、議會辦公大樓和難民營發動一次協同突擊，造成超過三十人喪生，而且大多是被斧頭砍死。
尼泊爾的毛派反政府武裝的暴行更是令人髮指：他們殘忍地拷打並殺害許多被俘的警察和尼泊爾皇家軍隊的士兵，驅使孩子參與前線的戰鬥，「童子軍」成為其殺人機器。自從一九九六年毛派武裝與政府軍發生劇烈衝突以來，已經有四千七百多名尼泊爾人死難。尼泊爾毛派奉行毛澤東「打了就跑」的策略，不時襲擊警察哨所和地方政府機構，奪取武器和錢物。美國《時代》週刊記者採訪其領袖普拉昌達時，這個「小毛澤東」侃侃而談：「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義是一種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集成的科學，是從震撼世界的群眾鬥爭中發展而來的。作為一種科學，它要不斷地、持續地發展。‘普拉昌達路線’是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義根據尼泊爾的條件的運用，也是對它的一種豐富。」就像毛澤東在國慶典禮的程序中自行添加讓群眾呼喊「毛澤東萬歲」的口號一樣，普拉昌達毫不掩飾地提出「普拉昌達主義」 ——所有的獨裁者都那麼相似，喜歡用自己的名字來命名某種「主義」。
當今中國政府與國外毛派之間的微妙關係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陷入四面楚歌的毛澤東轉而聯美抗蘇，一夜之間便與曾經不共戴天的美帝親密擁抱。這一舉措給許多國家本來已經日暮窮途的毛派組織以致命一擊。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毛本人，居然成了毛主義的叛徒，證明毛主義本身就是一朵外表美麗、內含劇毒的罌粟花。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國的左翼青年終於夢醒。對此，新加坡毛派首領、「社陣」主席李紹祖哀嘆說：「一些同志因為不同意中國目前的外交政策，很快感到心灰意冷。」而馬來西亞共產黨領導人余柱業在晚年則反思說：「馬共沒有勝利，還算是馬來西亞的幸運。萬一馬共成功，我們會看到柬埔寨的那種局面。」
當年，中共是各國毛派的鐵桿支持者。比如，程映虹在分析中共與印度毛派的關係時指出：「這樣一個血腥的暴力集團在文革時期卻被中國看作是世界革命的一個新發展。《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七月發表社論，歡呼‘那夏里特運動’是‘印度的驚雷’。」這就是習近平力圖告別和遮掩的中共「輸出革命」的歷史的一部分。如今，中共當局冷若冰霜地宣布與各國倖存的毛派恐怖組織劃清界限。既然要承擔「大國職責」，就要像習近平所炫耀的那樣，不能再「輸出革命」了。二零零五年，中國駐印度大使孫玉璽公開表示，北京隨時準備幫助印度鎮壓其國內的反政府游擊隊，他說：「我們不清楚這些武裝組織為何盜用中國領袖毛澤東的名字；而且我們也不喜歡這樣。」孫玉璽解釋這些毛派游擊隊持有中國武器，是因為在八零年代的蘇阿戰爭中，中國曾與美國、巴基斯坦一道，給予阿富汗抵抗力量不少支援，「後來，很多武器流入黑市，然後流散四處……」如此這般，便將自己的責任推卸得一乾二淨。
如果說今天中國國內的毛派多是紙上談兵的新老憤青，那麼經過選舉獲得政權的尼泊爾毛派則讓尼泊爾成為全球惟一公開奉行毛主義的國家。中國的毛派們有福了，在世界屋脊上終於有了一塊風水寶地繼續實驗毛的偉大思想。他們應當立即申請移民尼泊爾，與毛主席的追隨者們一同戰鬥，或者將子女送到尼泊爾去接受無產階級血與火的鍛練。然而，規定重慶中小學生必須高唱紅色歌曲的中共政治局委員薄熙來，卻將寶貝兒子薄瓜瓜送到資本主義的心臟英國去留學；自稱無產階級劇作家的張廣天，不去尼泊爾為熱愛毛主席的當地人民免費演出，偏偏拿了歐洲基金會的資助，跑到歐洲去跟資本市場共舞；《中國不高興》的作者們，大都拿著來之不易的美國的綠卡，佔盡大洋兩邊所有的好處；聲稱薩達姆在關鍵時刻進口了數萬本《毛選》的軍事評論員張召忠，自己卻不願作為志願軍到伊拉克去跟伊拉克人民併肩戰鬥，而是眼睜睜地看著薩達姆同志被活捉並被處以絞刑。中國真的沒有了繼續將毛主義撒播到五湖四海去的忠心耿耿的傳教士，所以習近平才順水推舟地作出從此不再「輸出革命」的莊嚴承諾。那麼，令人毛骨悚然的毛主義，是否從此就壽終正寢了呢？程映虹的筆墨好比瓶塞上的那個印戳，只有當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中選入程映虹著作的時候，我們才能真正對此一事實感到放心：從此以後，惡魔再也不會從瓶子裡跑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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