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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樣兩次被打成「反革命」的(圖)

 2010-11-14 15:27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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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63年畢業於保定師範學院,那年河北省發大水,我和我愛人懷著一顆赤誠之心,被分配到河北省水災最嚴重的地區——衡水地區(黨員們都分配到了大城市)。我們什麼都準備好了,準備在船上給學生上課。那時,我愛人的一個至親就是保定地區的組織部部長,從學校步行30分鐘就可到達地委,我們連想都沒想去「走後門」。

到了衡水,分配工作時,我愛人找到分配工作的成章局長,要求把我們夫婦倆不要分配到一個縣裡,先工作,後考慮生活。當時成章局長給我愛人做思想工作,說:「你們工作熱情高是好的,可你們不知道,將來要想調到一起,那可就難了。」局長的話就是黨的話,我愛人說:「服從分配。」局長把我們分配到安平縣。我家是安國縣,愛人家是深澤縣,安平縣正是離我家和她家最近的一個縣。

到了安平縣教育局,我們沒提我們是夫婦倆,教育局把我倆都分到了張莊中學。到了張莊中學我倆又沒提我們是夫婦倆,領導就把我分到男老師宿舍住,把我愛人分到女老師宿舍住,直到一個多月後,有位老師到衡水開會,從衡水那裡才知道我們是夫婦倆,回來後,向領導一說這情況,領導趕忙讓老師騰房子,我們倆才搬到了一起。

1964年,張莊中學的高中搬到安平縣城裡的安平中學,我們也隨著調到了安平中學。我們一心扑在教學上,得到大家的認同。我利用星期日和假期,帶領學生到鄉下訪問抗日英雄,回來後,編成幻燈片,到鄉下演出,很受老鄉歡迎。學生上晚自習的時候,我端著煤油燈,到教室給學生面批面改作文,很受同學歡迎。因為我教學認真,學校就讓我這個最年輕的語文教師當了高中語文組長,還評選為學習毛著積極份子,在縣大禮堂交流經驗。

1966年,我除擔任一個班的高中語文課及班主任(按當時說已滿工作量)外,還擔任初中所有班的音樂課(音樂老師去「四清」,讓我代課)。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之後,全國各大報紙開始批判「三家村」,學校領導讓老師和同學寫批判文章,抄在稿紙上,釘在教室後面,讓大家看。

6月19號是星期日,安平縣大集,許多班提出要到大集上搞宣傳,念《人民日報》的文章。我是班主任,我請示學校黨支部書記李軍,李書記說他去請示縣委。同學們向我要鼓、要號、要紅旗。我是音樂老師,鑰匙在我這兒,我就開門給他們拿了鼓、號和紅旗。大家亂糟糟的,我想,這麼亂哄哄的出去宣傳,也不像話,於是,我就以全校音樂老師的身份整了一下隊,隊伍就這樣出發了。一路上,同學高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社會主義萬歲」、打倒「三家村」的口號。我和其他班主任走在隊伍的後面。這時,李書記騎車從縣委那邊回來了,他下了車子,跟我小聲說:「能不能勸同學回去,別到集上去了。」我一看同學這情況,說:「同學革命熱情這麼高,我怎麼能勸說呢?」李書記看了看也沒辦法,他就騎車回學校了。同學們到了集上,開始念《人民日報》上的文章。這時我發現,縣委大院的人出來了,他們到同學群裡問這問那。我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晚上,同學就開始寫大字報。

6月22號,縣委派的代表黨的工作組進駐了學校。

全校師生停課寫大字報。有一天,在教師食堂門口有人給我寫了一張大字報,說我給人們說:「‘為什麼學校不讓寫大字報?’這是企圖搞亂學校,取而代之。」沒署名。我莫名其妙,第一,我沒說過這樣的話;第二,即便說了這樣的話,怎麼是「企圖搞亂學校,取而代之」呢?一點邊也不粘呀!

7月20號下午,集合鐘突然敲響了,全體師生緊急集合,師生很快聚到了教師食堂前的廣場上。

工作組宣布開會,先念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然後宣布揪出「牛鬼蛇神」:四個出身高的老師,兩個摘了帽的右派,最後是我。我的罪名是:一,帶領學生到安平大集上搞「匈牙利事件」,企圖推翻縣黨委,給安平製造混亂;二,企圖搞亂學校,取而代之。不容分說,隔離看管,變相拘留,強制勞改,失去自由。我自此成了「反革命」!原先是學習毛著積極份子,現在一下成了反革命,大家不可理解。於是學校的核心人物集體寫一張大字報:李文剛是舉左手,邁右腿,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人。

為了給師生洗腦,他們抄了我的家,把我寫的日記、詩歌、小說、創作卡片裡的反面人物的話抄出來,說是我說的!還把我寫的文章及日記,斷章取義、顛倒黑白弄成黑材料,一牆牆的大字報,成了當時的看點,師生一下子就把我看成了真正的「反革命」!大會批,小會鬥。只能承認,不許反駁,翻案,罪加一等。

我疑惑了,到大集上搞宣傳,念的是《人民日報》上的文章,喊的是「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社會主義萬歲!」的口號,怎麼是搞「匈牙利事件」呢?明明是我小說裡反面人物的話,為什麼說是我說的?在訂正材料時,我面對黨員及黨員幹部,說明這材料是假的,是我小說裡某某反面人物的話,可這些黨員睜著眼說瞎話,愣說是我說的,不承認就是不老實,於是,車輪戰、熬鷹戰、晃煤球、推搡腳踹……承認了那些假材料,就是老實了。這不是顛倒黑白嗎?怎麼共產黨員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來呢?在大小會上,這些黨員還老念毛主席的語錄:「我們要相信群眾相信黨……」這是讓群眾相信他們整的這些人整的是對的,也告訴我這樣的人:這樣整你,你不要翻案,你翻案就是不相信群眾不相信黨,那就罪加一等。怎麼現在這些黨員這麼顛倒黑白糟蹋人呢?

原來這些黨員就是這樣的黨員呀!

後來,「革命」形勢發生變化,「紅衛兵」大串聯,原來工作組進駐學校,說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工作組犯了路線性錯誤。工作組給我們平了反,我在大會上也控訴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我的迫害。當場燒燬了整的那些黑材料。這時才知道,當初衡水地委有三條「黑」指示:1,不許上街批判;2,不許開大會批判;3,不許寫大字報。學生上街了,得找個「反革命」向地委交待呀,所以就把我揪出來,說我搞「匈牙利事件」!我百思不得其解,代表黨的工作組怎麼就這樣草菅人命呢?

原來這些黨員就是這樣的黨員呀!

對那些整我們的人,我們沒有「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沒有以怨報怨。既沒有隔離檢查,又沒有揪上臺進行批鬥,更沒有限制他們的自由而強行勞動改造、打罵、侮辱……一句「這是群眾運動」的話,大家都沒說的了。我們是以德報怨呀!

後來就分成了兩派,再後來就是武鬥。我決不參加武鬥,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我一走就是15個月。安平縣成立了革委會,我們「派」沒有槍,被打敗了,所以,革委會裡沒有我們「派」裡的人,安平縣是一派掌權。

學校掌權的人還是原來整我的那些人。我回到學校,呆了不久,又把我揪出來,第二次打成反革命。批判的那些材料仍然是「文革」初期整的那些黑材料。原來那些黨員幹部在給我們平反時,表面燒燬了一些黑材料,把黑材料藏了起來,現在又拿出來整我們。

我又疑惑了:這些黑材料,明明是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下整的黑材料、而且已經平了反,為什麼黨員陰一套陽一套,搞陰謀詭計,不把這些黑材料銷毀、現在又拿出來整人呢?原來這些黨員就是這樣的黨員呀!

第二次打成反革命,可鬧大了,在學校批,在縣大禮堂批,全縣開廣播大會批,逮捕現行反革命也讓我陪批!

1971年進了秋,安平縣公安局的某某來到學校,他粗粗壯壯,一臉橫肉,挎著盒子槍,腰裡別著捆人的繩子,大家一看,就知道離抓人不遠了。一直整我的學校黨支部的田某某把我叫去,開始審我。滿臉橫肉的人問,田某某寫。在審問的過程中當然少不了大聲的呵斥和拍桌子了。審完後,叫我簽字。我得看記錄的內容才簽字啊,他們不讓我看,不讓我看我就不簽。最後說我不老實,還是讓我看了。我一看,田某某寫的內容根本不是我說的話,他把他們整我的黑材料,變成了我一一承認的供詞。

我真的太疑惑了,黨員就這麼處心積慮的要置人於死地,一點也不講實事求是了!原來這些黨員就是這樣的黨員呀!

我拿起筆來,一條不落的全都改了過來,然後簽了字。滿臉橫肉的人把桌子一拍,瞪著眼大聲說:「不老實,到監獄就老實了!」我瞅著他倆小聲說:「到了監獄,也得實事求是。」

當時這叫「就審」,這是第一步,提審就要逮捕了。後來一直沒提審我。

他們每批鬥我一次,我就給縣革委會、地革委、中央文革寫信,把真實情況向上級反映,而且我還把信讓他們看了再寄。

1972年春天,我到公安局問我的情況,正好碰到了公安局的負責人,他一見我笑著主動給我打招呼:「李文剛同志來了?」我一年多沒有人說我是同志了,我趕快說:「可別叫我同志,我是反革命!」「誰說你是反革命了?我們沒這麼說。」「那為什麼不給我平反?」「我們早把材料退回學校了,他們沒給你平反?」 「平反了,我還找你們幹什麼呢?」「你不信,我馬上給你們學校打電話。」說完,把我領進屋裡,他撥通了電話,接電話的正是田某某,公安局的同志問為什麼不給我平反?田某某說:「我們想給他個處分。」我一下把電話奪過來,大聲說:「受處分的不是我,是你們!你們犯了路線性錯誤!」說完,很生氣的把電話掛上。我真的實實在在的不明白,為什麼他們這些黨員非把人整死不可呢?公安局早就把材料退回去了,早就應該給我平反,可他們就這麼放著,不讓我有自由。別說沒有了黨性,就是一點點人性也喪失殆盡了!

原來這些黨員就是這樣的黨員呀!

我回到學校,一到全縣教師到安平中學開會,我就寫大字報,把他們怎樣摘出我小說裡的反面人物的話改成我說的這些「黑材料」抄出來,大家一看,原來如此……

縣裡不承認我是反革命,我要求調離安平縣回我們安國縣,縣裡同意了,給我開了調令。我拿著調令給學校黨支部說:「你們現在不給我平反,我回安國之後,你們說什麼時候平咱就什麼時候平。」他們知道我回安國後再回來平反,那就麻煩了,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不得不給我平反。按中央的文件,在什麼場合下打成的「反革命」,就在什麼場合平反。我要求按中央文件辦,他們說是不可能的。我還是以德報怨,沒開任何會,只是由工宣隊和田某某給我平反,工宣隊的同志承認犯了路線錯誤,態度比較誠懇,田某某不承認是犯了路線性錯誤,他說是盲目執行了上邊的指示。我搖了搖頭,吐了一口吐沫。他們把整的那些黑材料拿出來,當我的面燒了。我調回了安國縣。

我萬萬沒有想到,粉碎「四人幫」後,黨中央有文件,讓清理檔案,把文化大革命的材料統統清理掉。安平縣在清理這些材料時,竟然在縣裡還藏著整我的那些假材料!天呀,讓我說什麼好呢?真是喪盡天良!

原來這些黨員就是這樣的黨員呀!然而,他們又執掌著大權!

事過四十多年,我已年逾古稀,明白了許多,「山下有老道,廟外有和尚」,毛澤東說:「黨外有黨,黨內有派。」這是不爭的事實。我說:「黨外有黨,黨內有壞。」這也是客觀存在。年輕時天真的認為每個共產黨員都是「用特殊材料製成的」,反對一個黨員就是反黨。現在清楚了,一些黨員平時也慷慨激昂表態: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可是,到關鍵的時候,利用各種關係想盡一切辦法分到大城市;在搞政治運動時,不惜用卑鄙下流手段,顛倒黑白、混淆是非,達到整死別人而後快的目的。

在那個時代,造就培養了一批投機鑽營、專靠整人吃飯的共產黨黨員!

「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像田某某專靠整人吃飯這樣的共產黨黨員,在人們的心目中,已是一堆臭狗屎,再沒人理睬了!現在黨內就那麼純潔了嗎?否。還是那句話:「黨外有黨,黨內有壞!」這是不爭的事實。胡絜青女士在紀念丈夫老舍的「甲子感懷」詩的最後一句說:「雨後青山別樣藍」。胡女士說的對,是的,「雨後青山別樣藍」了,但我更希望「雨後青山更純藍」!天空一點塵滓也沒有,那該多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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