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維平:《文匯報》內幕之五:張浚生與四家左報

俗話講,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用這話去看《文匯報》的從業人員,真是恰如其分,別看香港文匯報是一張在海外出版發行的報紙,但它的人員構成則五花八門,威震天下,有的是地道的港人,有人是後來移居香港的大陸人,更多的是臨時從內地或世界其它地方選派的神秘人物,比如副社長劉永碧的先生是宣傳部副部長劉芳安,副總編張卿雲的太太是副部長周珊珊,北京辦事處的記者滕越的父親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滕文生,公關部的杜明明是杜導正之女,主筆何亮亮之父是大名鼎鼎的散文家何為,海南辦主任林剛的太太是作家蔣子丹,上海辦副主任吳菲的先生是著名作家陳村,林林總總,不一而足,,由於我的出身和背景平平淡淡,《文匯報》的高層領導不可能真心信任我,故他們不會在大會上和私下裡透露更機密的東西,多年來我對核心層的人員詳情所知甚少。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它作為共產黨設在香港的外宣陣地的特點,則決定了他的領導人必須和中共上層保持密切的關係。當然,這個上層主要是指新華社香港分社宣傳部。

我1994年初至2000年底,這段期間,我印象中是張浚生在主持中共在香港的宣傳工作,他公開的身份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也是宣傳部和報館的頂頭上司,中共在港沿用內地的管理模式,禁錮香港《文匯報》,《大公報》,《香港商報》和《香港經濟導報》,這令我首先感到震驚,後來漸漸地隨著見識的增長,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在《文匯報》工作的人,不論來自何方,不論處於什麽位置,都僅僅把工作當成一碗飯,未必每個人都贊成文匯報的「黨八股」,假大空,只有「六四」時期除外。那時,編輯記者的人格是統一的:同情學生,推進民主,大家擰成了一股繩,都把《文匯報》當成一項偉大的事業來做。

而後來呢,人們看到了政治人物的升降起伏,一黨執政的醜惡和殘酷,也意識到了文人的渺小和卑微,對國家民主化的前程心灰意冷。於是,我發現,《文匯報》的員工迴避敏感話題,特別是領導層從不向員工深談報紙的背景和歷史,更掩蓋中共中央宣傳部遙控他的實質問題,當然,沒有任何人細談過「六四」時期《文匯報》的黃金歲月。每個員工都把廣告,發行,出版,印務,公關等當成第一要務來抓,而新聞則按照中南海的聲音附和,具體部門是中宣部和國務院新聞辦,而各地的設在宣傳部的外宣辦,則對文匯報的基層辦事處或記者站起監控作用,但總體上來講,新華社香港分社的作用舉足輕重,副社長張浚生的角色尤為顯眼,在一般的情況下,中央的指示精神是通過他代為傳達的。

我見過張浚生不過幾面,沒有單獨談過話,他可能對我沒有太深的印象,但我記得劉永碧曾把我介紹給他,他說,東北人都高高大大的!實際上,我是東北人裡的矮個子!不過,他給我的印象相當深刻,我認真地聽過他許多次講話,應當講,他的外在形象和口才都不錯!總的感覺是,用「雞蛋掉在油鍋裡」形容他的言談舉止,可能最為恰當,在香港回歸的過渡時期,他領導中共對香港的宣傳工作,我看很合適,因為他很油滑,能隨機應變,口若懸河,八面玲瓏!但細聽他的演講,可知大都是詭辯,其內容由上級而定,他像一個中共設在香港的新聞發言人。他自己說,他在香港過馬路有時闖紅燈,被媒體批評過,以表明英國人盯著他,我想,在講話方面,他是不會闖共產黨的紅燈的,他總是鸚鵡學舌,而《文匯報》則是他領導下的鸚鵡群!

1997年香港《文匯報》舉辦五十週年慶典,我有幸參與,在一次豪華的宴席上,第一次見到了原《文匯報》社長李子誦,以前我讀過許家屯的回憶錄,故對其十分敬仰,宴席上高朋滿座,歡聲笑語,他也應邀入席,這表明共產黨比過去有點進步,對「六四」「開天窗」起義的老報人李子誦還手下留情,但《文匯報》的領導誰也不和他搭腔,而且,張浚生對他十分冷淡,雖然,他們被安排同桌吃飯,但形同路人,幾乎大家都不和李子誦親近,只有我主動要求與其合影,我認為他是香港新聞界的一條漢子!新聞記者需要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在《文匯報》許多同仁身上已經死了,但還藏在他身上,儘管他老態龍鐘,步履蹣跚,但他頭腦清醒,目光深邃,我知道張浚生和張雲楓與他有隔閡,顯然與「六四」事件有關,這個疙瘩結了這麽久,已是無解,使當時的氣氛很尷尬,我深感悲哀,一時語塞。

實際上,中共虧對老革命李子誦,據說,《文匯報》1947年註冊時,主要是以地下黨員李子誦的名義申辦的。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創辦《文匯報》,《大公報》,《商報》和《香港經濟導報》等四家媒體,其初衷是宣傳共產黨的政策,但他們不太自信,一是擔心英國政府的打壓,二是媒體競爭的殘酷性,可能會使它們夭折,故當時多註冊了一些,以為優勝劣汰,能活下來一兩家就行了,但不料香港風水特別好,四家都存活了,但也出現了新問題,到了如今,四家國企,各養一大批人,均被允許在大陸發行,同是共產黨輸血供養,同是黨中央的宣傳喉舌,同拉大陸的廣告生意,卻內鬥不止,自相殘殺,惡性競爭,大概張浚生最頭疼的事就是平衡這幾家左報內部的紛爭了!

滑稽可笑的是,《文匯報》伊開會,社長總編就自我吹噓說,自身是中央認可的政治性大報,他們是政治家辦報,但《大公報》對此不以為然,則強調歷史悠久,也是政治大報,他們才是黨的忠誠的喉舌,真正的政治家,而體現在報社領導人身上,則是講級別,排場,物質待遇,等等,圍繞這些問題,大家爭吵不休,互相告狀,紛紛爭寵,鬧出很多荒唐的故事,張浚生不勝其煩。但張社長也會哄孩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他到《文匯報》講話,強調《文匯報》的獨特性,到《大公報》作指示,再講《大公報》的重要性,反正每個媒體的老總都敬著他!逢年過節有好事,請客送禮,迎送往來,都有他的大份子!

《大公報》駐深圳的一位記者告訴我,王某某原為山東局級幹部,但到香港《大公報》當一把手後最敢干,他經常去深圳開會,每每住五星級酒店的總統套房,吃喝玩樂,十分腐敗。《文匯報》的領導對此心裏不平衡,也去攀比,但劉永碧,張雲楓到東北,還沒有這麽奢華過,較之王某某還有點自律。只記得1994 年11月,劉永碧在大連的確和王社長攀比過禮遇,她說,《大公報》的王社長到大連,市領導薄熙來,曹伯純均出面接見他,那麽,她也應當得到同樣的安排。她不知道自己是副職,曹書記有理由拒絕見她,但見了她並盛情款待,是破格禮遇。總之,上行下效,張浚生和左報的領導們,都過於追求物質待遇和滿足虛榮心,對記者的天職和民間疾苦則漠然待之。這當然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決定的,如果沒有一黨執政,沒有新聞封鎖和「一國兩制」,就他們這些人能力來說,自己拿錢辦報,能不能喝西北風,都是一個問題!

兩劉龍虎鬥,下屬無所適從

我在《文匯報》工作的那幾年,常有機會和社長,總編見面,但彼此沒有深入的瞭解,張雲楓給我一種高不可攀,深不可測的印象,而劉再明呢,則有點詩人般的動輒信口開河的激情,據說他以前是《南方日報》總編輯,很有辦報經驗,但在我看來,他們都是被中共馴服了的文人,而秘密武器就是恐嚇與收買,不論總編,還是社長,他們都是被歷次的政治運動嚇破了苦膽的人,為了保住共產黨所給予的優厚物質待遇,他們不得不放棄言論自由的原則,雖然,他們心裏可能也有不滿,但行動上只是順從。此外,我接觸最多的是副社長劉永碧,因為她具體負責外聯工作,經常在全國各地跑,與我跑熟了,也相處不錯,但她是一個非常精明的女人,其過人之處是講原則,從不感情用事,她從不與我談論社委會決策的任何問題,但她和劉再明的矛盾卻越來越表面化了,以致兩人經常發生衝突,令下級十分尷尬。

有一次,在深圳開會,中午吃過飯,我和海南辦的主任林某同處一室,我們都正在午睡,忽然被吵鬧聲驚醒,我翻身下地推門看到楊某急匆匆地走過來,她剛離開了一個房間,據說,他們當領導的太忙,犧牲了午休時間開會討論問題,結果,劉永碧和劉再明爭吵起來,竟拍了桌子,劉永碧是女強人,凡事要拔尖,劉再明是總編,也不甘示弱,她們針尖對麥芒,誰也不服誰,竟為了某項人事任命各持己見,最後鬧翻了臉,劉永碧還氣呼呼地坐在那裡,但劉再明已氣憤地拂袖而去,別人拉都拉不住。我生性愛湊熱鬧,想過去看個究竟,廣告部經理楊某說,你趕快離開吧,最好別看領導吵架,這對你不好!。。。。。我遵命了,但他們的摩擦絕非一日,也不止一次,所以,也迴避不了,《文匯報》盛傳「二劉」龍虎鬥,鬥個不休!

2000年上半年,情況有些不妙,劉永碧可能受到上級的壓力,與陳桂雄找我談話,問:你在香港給某報發稿了嗎?我知道,為《前哨》供稿的事,儘管用了筆名,也難免走漏風聲,心裏忐忑不安,我誓口否認,劉永碧說,沒這事就好!我看出她一直對我很期重,也不忍心辭退我。但5月份風雲突變,我最後一次去香港開會,也第一次主動要求與劉再明私下談話,卻很不投機。明顯看出,他把對劉永碧的不滿轉嫁到了我的身上,彷彿我是通過後門打通了劉永碧的關係進了《文匯報》的,我感到委屈,便向他作瞭解釋,我還告訴他,我 1991年還在深圳寫信給他求職呢,他好像不相信,他說沒看到這封信,我說《文匯報》辦公室給我一封加蓋公章的列印信函,說沒有在東北建站的計畫。。。。。。後來,我才知道,《文匯報》很多事由辦公室主任劉偉昌私下做主,他是一個喜歡把領導架空的人!我為劉再明不能公正地對待我而遺憾,但一切都無濟於事!

再後來,劉永碧帶領劉偉昌,陳桂雄趕到大連,在大連國安局拘捕我之前,先以東北辦遷往省會城市瀋陽為幌子,把我辭退了。這樣做是為了撇清《文匯報》與我的關係,以便下一步薄熙來放心地整我,但我還蒙在鼓裡。我清楚地記得,當我把汽車,電腦,賬本等物品如數上繳之後,劉偉昌把我的同事留在另一房間 「策反」,劉永碧坐在辦事處外間的皮沙發上,忽然渾身抖動,頭髮凌亂,無聲地哭了起來,我把紙巾遞給她,她擦了一陣子眼淚,但怎麽也止不住,我苦笑了:別難過!你可以再聘其他人,為什麽要這樣?是我辜負了你的期望!。。。。。。後來,我在獄中把這一情節回想了無數遍,我想,她可能知道我將被捕,但她不敢告訴我,又知道我是個書生,她不忍心!如果她透露給我,憑我的關係,就能躲到一個薄熙來找不到的小地方,藏它幾年,等平安無事再回來,但我不幸,我沒有陳建平和魯平的那種關係和運氣啊!。。。。。。2006年初,我獲釋了,主動打電話給劉永碧,她還是那麽快言快語,我想問她,假如她與劉再明沒有矛盾,都一起保護我,會不會有奇蹟發生呢?但話到嘴邊,又嚥了下去,劉永碧說,沒辦法,你知道《文匯報》的情況,你愛人打電話求助於我,唉!我實在是幫不了你啊!。。。。。。

昧著良心,出賣員工

劉永碧所說的《文匯報》的情況,是什麽呢?是它的黨報性質吧?正是這個可惡的東西把人性中最美好的友誼,信任,熱愛,感情踐踏了!先不講他的言論自由的原則,只從經濟基礎的角度講,1993年底,關齊雲攜款潛逃,留下一個東北辦的爛灘子,《文匯報》一分錢也沒有,只有幾個空賬號,是我用個人的多年積蓄籌建了班底,又用多年的人脈關係為《文匯報》創造了效益,我還撰寫了大量的新聞稿,為劉永碧等領導訪問大連奠定了基礎,此後文匯報的事業才發展起來的!但我一旦受到國安局的審查,《文匯報》立即把我出賣了,如同當年拋棄陳建平一樣,毫不留情!

2000年上半年,《文匯報》的辦公室主任劉偉昌,還親自與東北辦的同事某某談話,讓其與我劃清界限,而且在我被捕的前一天,國安局的特務還秘密地到辦公室從電腦中取走了證據,某某竟和特務們站到了一起,對我不透露半點風聲!《文匯報》的領導上竄下跳,結交了各級官員,但沒有動用人脈關係,解救員工免予坐牢的任何舉動,反倒把弱羊送進了虎口!坐牢5年多,文匯報的領導多次又去大連拜會當地官員,但他們從未過問我的家人!其冷酷無情,形同路人,令人寒心。。。。。。試問:全世界的媒體,哪一家能如此寡情無義?特別卑鄙的是,2002年3月,薄熙來為了掩蓋徇私枉法,打擊報復的罪行,竟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睜著眼睛說瞎話,他信誓旦旦地對中外記者說,他從來就不認識我,此案與其無關,這我並不愕然,因為薄熙來本身就是個騙子!但奇怪的是,靜耳聆聽,知道內情的《文匯報》非但不批謠,還刊發了如下簡訊:

[2002-03-10] 薄熙來談姜維平事件

【本報兩會報導組北京九日電】針對香港文匯報東北辦事處原首席代表姜維平事件,遼寧省省長薄熙來今天在此間表示,姜維平和我本人沒有打過什麼交道,沒有個人恩怨。對他問題的發現和審理,都是政法機關的事情。隨著時間的推移,你們會感到真相大白。

姜維平原為本報東北辦事處首席代表,二零零零年四月本報東北辦事處由大連遷往渖陽,家住大連的姜維平離開了本報。數月後,姜維平因涉嫌違法被捕。

遼寧省省長薄熙來今天在此間一個小型的記者會上表示,其實這個事情,我用不著回答。這個人沒有跟我打過什麼交道。過去可能在有些場合,我們可能同時在一起。薄熙來否認與姜維平存在任何個人恩怨。

薄熙來說:他在我的腦子裡,沒有什麼印象。所以我聽到外界在炒作這個事件,我覺得哭笑不得。後來,有關他的問題,聽說他被抓起來了,對他的問題的發現還在審理,都是政法機關的事情。

薄熙來說:「這個事情發生以後,有人曾經把那幾篇文章送給我看了看,當然和事實的距離是很大的。他講的問題,大概有幾篇是涉及到大連,還有的涉及到其他的地方。涉及別的地方的,我沒有去瞭解,涉及大連的,我一望即知,有很多事情是和事實相距很遠的。」

薄熙來稱:「具體的事情,可以看報紙。我沒有精力管這麼多事情。網上對這個事有炒作,有報紙說到我對傳媒不好,說到我怎麼樣,這些都無所謂。你們問我對傳媒有什麼評論,任何一個市,一個省,外界怎麼評論,都聽其自然。我認為,像比較大的省或市,正面或負面的報導都會很多。這個問題,不奇怪。我這十幾年,當過市長,現在又當省長,聽到的各種議論很多。我認為,我們所要做的,就是認認真真把工作做好,壓力是很大的。」

這篇文章2003年發表,我是坐滿了5年多冤獄,又被軟禁了3年,在6年之後於加拿大才看到的!可能目光如豆的薄熙來和阿諛奉承的《文匯報》,都不會預料到我有一天能來到言論自由的土地,所以,才狗膽包天,歪曲事實,自打耳光,實際上,《文匯報》只把「牌子」遷到了瀋陽,在大連一直設有常住人員,其謊言不攻自破!薄熙來稱他沒和我打過交道,但他接受我專訪的文章印在《文匯報》上,大連市委宣傳部還為此授予我「年度優秀新聞獎」,我多次與其合影的照片和獲獎證書都在,白紙黑字,豈能信口雌黃?顯然,他不過是為了遮人耳目,瞞天過海而已,而拍馬屁的《文匯報》更是無視事實,醜態百出!

由此可見,中共一黨執政的專制制度多麽殘酷無恥啊!他們口口聲聲地把「反腐倡廉」,「輿論監督」掛在嘴上,但一旦記者的文章觸及了官員的疼處,他們立即用監獄和刑罰對付,而應當秉持社會良知的《文匯報》則變成了為虎作仗的幫凶!他們落井下石,翻臉不認人的舉動彰顯了《文匯報》的虛偽性和脆弱性,而每天該報還在擺出一副教育他人的政治大報的無恥嘴臉,舞文弄墨,喋喋不休。但《文匯報》不要忘了,香港號稱法律社會,過去東北辦很多的證據材料俱在,以上這篇簡訊已涉嫌誹謗,本人保留下一步訴訟的權利!{請世界各地願意代理此訴訟的律師與我聯繫:weiping55@hotmail.com。}

2010年10月5日於多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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