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共的「民主主張」(圖)

中共以《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為陣地，大力宣傳民 主自由，反對轉制。

1937年5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作了題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報告中毛澤東提出了實現「民主」的兩項具體目標：一是「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度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二是爭取「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有。

 

自此，中共以《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為陣地，大力宣傳民主自由，反對轉制，使之成為抗戰時期中共的重要的政治主張。

 

1944年2月2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指出：「……如果人民沒有選舉權，不能選舉官吏和代議士，則這個國家絕不是民主國家」「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

 

《新華日報》1945年9月27日的社論《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條件地還政於民》中指出：「……一個國家是不是實現了民主，執政當局是不是有誠意實現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應有的權利，毫不保留的交給人民」。

 

抗戰時期，《新華日報》發表多篇文章，強調公民擁有選舉權及民主國家主權在民的原則，並大力介紹英美國家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抗戰中後期，作為中國的盟國，有很多美國的士兵遠涉重洋來中國參戰，毛澤東曾提出：「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歡迎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黨史通訊》1983年20-21期《1944年毛澤東與謝偉思等人的談話》）。美國國慶日及華盛頓、傑佛遜、林肯誕辰紀念日，《新華日報》都會發表紀念文章，如1943年7月4日《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一文中說：「每年這一天，世界上每個善良而誠實的人都會感到喜悅和光榮；只從世界上誕生這個新的國家之後，民主和科學才在自由的新世界裡種下了根基」。1944年7月4日《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中指出：「民主的美國已經有了他的同伴，孫中山的事業已經有了他的繼承者，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的民主勢力……」。1945年4月13日《紀念傑佛遜先生》社論中指出，傑佛遜起草的《獨立宣言》和倡導的《權利法案》，早已「成為整個民主世界的基本觀念了。人有天賦的人權，人的自由與尊嚴不該為不正勢力侵犯和褻瀆，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隸…..」。

 

在宣揚歐美民主制度的同時，中共指出：中國的根本問題是缺乏民主，共產黨的任務是建立民主國家。1944年6月13日《新華日報》刊登「12日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團」中說：「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1944年3月12日，周恩來在《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週年大會演講詞》中說：「……民國本是應該實行民主的，但國民黨執政已經18年了，至今還沒實行民主，這不能不說是國家的最大損失」。同時，周提出實現民主的三個條件：「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當禁；三是實行地方自製」。劉少奇也說：「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檔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污蔑」。「只要一有可能，……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就毫無保留的還政與民」。（《劉少奇選集》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172-176）。

 

結束以黨轉制，是當時中共媒體反覆強調的一個基本思想。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報》在《結束一檔制國才有民主可言》一文中指出：「……不知國民黨今日的弱點，都是在獨攬證券之下形成的。當其他黨派起來競爭時，國民黨只有更加奮勉，添加新血液，振奮新精神日趨進步。因此結束黨制，不會使國民黨消弱，只會使它加強起來」。在今天看來，臺灣的政局證實了中共當時的高瞻遠矚。1945年1月28日，《新華日報》發表署名友谷的文章《是不是代用品呢？》，文章尖銳指出：一檔專政下的所謂國會和輿論是「代用品」，「把一檔專政化一下妝，當作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里」。1944年5月17日，《新華日報》發表《民主即科學》一文中說：「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一樣，在國外如此，在中國也如此」，批駁了當時的「國情特殊論」；1946年5月17日《新華日報》社論《誰使中國不能安定？》，抨擊了抗戰結束後「穩定壓倒一切」論。

 

針對執政當局抗戰時期頒布的29種管制新聞等特別法規，1945年3月31日《新華日報》在《新聞自由—民主的基礎》中指出：「在中國，提起新聞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民主」。文章號召「我們要建設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應從報紙能儘自己的責任、替人民服務，用公正的輿論來監督政府指導政府開始」。1945年9月1日《新華日報》時評《為筆的解放而鬥爭—「九一」記者節所感》，描述了管制下的新聞從業者戴著重重枷鎖的無奈；1946年1月11日，陸定一在《新華日報》發表《報紙應革除專職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文章從戈培爾統制輿論說起，「使人民目中所見，耳中所聞，全是法西斯的謠言，毫無例外」，文章指出報紙有兩種「一種是人民大眾的報紙，告訴人民真實的消息……使人民聰明起來；另一種是新專制主義者的報紙，告訴人民以謠言，閉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變得愚蠢。……它對於社會，對於國家民族，是一種毒藥，是殺人不見血的鋼刀」。

 

中共在抗戰時期豐富的「民主思想」，吸引了成千上萬的知識份子、進步青年奔赴延安，也引起了很多中外人士的矚目。1940年前後，著名華僑領袖陳嘉庚說：「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本文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