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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邊溝追問:他們為什麼不逃走?

 2010-09-11 03:36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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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顯惠作家,甘肅東鄉人,1946年生於蘭州。1965年赴甘肅生產建設兵團安西縣小宛農場勞動,1971年入甘肅師範大學數學系就讀,1975年於甘肅省農墾局酒泉農墾中學任教,1981年調往河北省大清河鹽場工作。1988年成為天津市作家協會專業作家,現居塘沽。著有短篇小說集《夾邊溝紀事》、《定西孤兒院紀事》,並以後者獲選本報書評週刊2007年度圖書,亦曾獲得全國短篇小說獎、中國小說學會獎等多種獎項。

許多地方有著隱秘而慘痛的歷史,然而很少有像夾邊溝這樣的地方,沉澱了太多的亡魂,卻因一位作家堅忍的寫作而得以揭開面紗,昭告世人。做這件事的人叫楊顯惠,他尋訪了一百多位夾邊溝農場的倖存者,寫出了《夾邊溝記事》;他又找到了150多位定西地區經歷飢荒的孤兒,寫出了《定西孤兒院紀事》。如今,他的新作《甘南紀事》正在上海一家文學期刊連載。他說甘肅的故事一輩子都寫不完,可是那段歷史的見證者正在一個個死去,再不抓緊時間,就沒有故事了。

親歷

狗都餓得爬不起來了

我祖籍在甘肅東鄉縣,到我父親那輩人已經來到蘭州,我就是在蘭州長大的。飢荒年代,城市裡還算不錯,基本能保證不餓死人。1960年前後我在上初中,每月口糧30斤,到高中時變成32斤。1970年趕上工農兵大學生第一屆招生,我在甘肅師範大學念數學系,每月還有30塊錢的工資。為什麼學數學?名額就是數學系的,你要不想上,有的是人想上呢。

在師大有個農村來的同學,跟我同歲,後來當了我們班的黨支部書記,我們倆去搞過兩次「外調」———在快畢業的時候,學校就會收到有些地方寄來的舉報信,說某某學生家庭有問題,有過什麼歷史污點之類的。因為當年工農兵學員都是推薦上大學,僧多粥少,肯定會有人認為推薦不公平。系黨支部要核實這些舉報信的情況,就派我和這個同學去基層調查,我們跑了兩次,一次去武威,一次去定西。

那是我第一次到定西地區,我同學家在定西的通渭縣,1975年的那天,在縣城裡,他說我們工作做得差不多了,你跟我回趟家吧。我們就往他家走,沿著山路到離縣城很遠的村裡去。到了他家,我很吃驚,太窮了,連一間房都沒有,就是拿土塊壘的拱形窯洞。他們全家只有一床被子,當天晚上我和他還有他弟弟,三個人睡在炕上,合蓋那一床被子。他母親和衣睡在廚房裡,他父親吃過晚飯就出門了,我想可能是去親戚家睡了吧。

這同學就給我講,他家在1960年飢荒的時候拆掉了房子,木頭都換了糧食吃。他親生母親當年餓死了,現在這個是他繼母,他還有個妹妹也餓死了。沒有食物,他就出去流浪了兩三年,直到飢荒過去,十五年了,他家還是住在窯洞裡,蓋不起房子。

第二天早上,我們在村裡轉悠,走到生產隊的麥場上。他指著一堆麥秸說,昨晚他父親就睡在這裡。

然後走到一個院子門口,他說這裡住著一個朋友,我們去看看。我見有只黃狗在地上臥著,就說你先過去,把這個狗抓住,不然狗認識你,不認識我,咬我怎麼辦。他說沒關係,這狗不咬人。我看他說得肯定,就走過去。

經過那隻狗旁邊的時候,狗抬起頭,看看我,又趴下了。

我們走進院子。他說:你知道那狗為啥不咬人?

我說:為啥?

他說:狗都餓得爬不起來了。

往事

田間聊天遭遇夾邊溝

那已經是1975年了。我估算一下,這個同學家裡所有的東西加起來,也值不上我兩個月的工資。他們吃的是人民公社,憑工分能分到一點糧食。你知道一個工分多少錢嗎?一個人勞動一天,掙十個工分,換算下來等於兩分錢。你家一年吃了多少糧食,用了多少柴火,會計都有記賬的,到年底公社結算,你勞動掙的錢還不夠吃掉的錢。

那兩天給我印象太深了,所以1979年我寫第一個短篇小說的時候,就寫上了這段見聞。那篇小說題目叫《隴上七月》,後來發表的時候,雜誌編輯覺得「隴上」太刺眼,一看就是寫甘肅的,就給改成了《七月裡》。

但是此後,我一生都在寫甘肅。我1988年至今都住在天津,可是二十幾年來我從沒寫過天津,我沒有思考過現在的城市生活,覺得光是寫甘肅,寫農村,寫歷史,這輩子可能都寫不完。到農村去,貧困是明擺著的事實,但在學校裡我們不知道。我以前光知道1958年到1960年這段時間鬧飢荒,餓死人了,沒想到直到1975年他們仍然吃不飽。2003年我重返定西調查孤兒院的情況,問過那裡的老人,什麼時候才吃飽肚子了?老人們說,大概是1981年到1982年,土地承包到戶以後。頭一年承包了還不行,因為土地在集體經營時代已經貧瘠至極,要經過一兩年的農民自主耕作,糧食才能打下多一點。

師大畢業以後,我又回到農場當教員,有一回帶著學生去勞動,碰到好幾年沒見面的農場場長。我們在田間地頭聊天,他就給我講起了夾邊溝。

夾邊溝在酒泉境內,沙漠邊上,最初這裡建立農場,是因為有一小片鹽鹼地,開荒出來的話能養活四百人。咱們國家解放後關押了很多在國民黨政府工作過的舊職員,罪行嚴重的槍斃了,罪行輕的就判刑。到上世紀50年代有些人刑滿釋放,不能讓他們到城市去,怎麼安置呢?就成立了一些「就業農場」,夾邊溝是其中之一。

只能養活四百人的鹽鹼地,來了三千多右派,於是很快就缺糧。對外告急沒有用,全國都在鬧飢荒。那時候勞教其實比坐監獄還慘,監獄有國家調撥的囚糧,勞教農場只能自己種糧,種不出來,就得餓死。

後來我多次到夾邊溝實地探訪,那種艱難的生存環境,確實超乎想像。零下二十幾度的冬天,沒有任何辦法取暖,人們住在「地窩子」裡。我當知青時也住過這種地窩子,就是地下挖個坑,拿大圓木架在坑上做梁,再找點草蓋上,人就睡在坑裡。1959年夾邊溝農場的人均糧食定量,由每月30斤降到20多斤,到1960年降到15斤。長期吃這麼少,勞動強度卻很大,誰也耗不起。

追問

他們為什麼不逃走

人在餓到不行的時候,不會逃跑嗎?這裡面有兩個原因:一是社會控制嚴密。現在我們有身份證就可以到處跑,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你到哪都會碰到查戶口的,要是沒有單位介紹信,你去外地找不到工作,連旅館都不給你住,飯店都不賣飯給你。其二,右派們很多都是國家幹部,他們的想法是,在農場裡好好改造,幾年後釋放回家,還能找個工作。不能為了逃避現在的困難,變成失去身份的人,一輩子流浪。

況且,就算真想跑,你也未必跑得出去。我講個真實的故事吧:定西地區通渭縣和鄰縣交界的路上,當年設有一個哨卡,幾個民兵守著。一天來了一家人,是夫妻倆帶著幾個孩子,說餓得不行了,想到鄰縣去。民兵們就給攔住了,說你們回家去,並且派一個民兵押送這家人回去,我們暫且叫他民兵甲。哨卡上有食堂,民兵甲就用口袋裝了幾個饅頭背在身上,準備把這家人送回去,再把饅頭給他們。

一行人就這樣上路了。過了兩三個小時,民兵甲回來了,饅頭還背在身上。別的民兵就問他:怎麼這麼快?

唉,走到一個山樑上,他們說沒力氣,坐下歇會兒,說什麼也不走了。我沒辦法,就回來了。

那你怎麼不給他們饅頭呢?走不動了就吃饅頭嘛。

哎呀,我忘了。民兵甲說。

這件事是當時在場的另一個民兵後來講給我的,就叫民兵乙吧。過了兩天,民兵乙走這條路去辦事,就看見那一家人還坐在山樑上———他們坐下去就沒起來,大人孩子好幾口,全都餓死了。

在一切不能以常理推斷的年代,有餓死的,也有撐死的。夾邊溝有個右派,趁麥收時到地裡偷吃生麥子,吃完還喝了開水,結果到晚上,麥子在他肚裡發酵脹大。他翻滾號叫了一夜,還是死掉了。第二天,管教幹部召開批判大會,指著他的屍體說:「這種人不服改造,挖社會主義牆腳,現在自取滅亡!」這個右派的老婆就在現場,都不敢哭出聲來。

夾邊溝

地名,位於甘肅省酒泉市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巴丹吉林沙漠是世界四大沙漠之一,總面積4.7萬平方公里。夾邊溝曾經有一個勞改農場,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大飢荒年代,近三千名右派份子被關押在這裡勞動改造。

調查

那個苦難的年代

我再講個故事。有個生產隊,隊長是從外村派來的。當大家飢餓的時候,知道隊裡倉庫還有一點糧食,村民們就跟隊長說,大夥兒餓得不行了,你把糧食分點,給大家吃。隊長說不行。村民們想來想去,一定要想辦法把糧食分了,怎麼分呢,就決定把隊長打死。

有一天隊長從村外回來,路過生產隊的羊圈。幾個村民就在羊圈裡待著,有人出來喊隊長,說你進來一下,我們有點事跟你說。那時候隊長已經覺得村民們對他不太友善了,所以走到哪手裡都提著一根鐵棍。隊長就進了羊圈,但是他警惕性還是不高,對方好幾個人呢。隊長和他們講話的時候,背後就有一個青年,拿根繩子突然套住隊長脖子,然後一使勁,把隊長扛起來,就勒死了。

那天下著雪,羊圈後面山谷裡有個水衝下去的深坑,我們西北人把這種地方叫「窟泉」。幾個村民就把隊長的屍體扔進了窟泉,然後把羊趕出來,在附近亂踩一通,破壞現場。可是公社裡本來通知這個隊長第二天去開會,隊長沒去,公社就派人來找。雪地裡有隊長留下的腳印,到羊圈附近就變得亂七八糟,雜亂的痕跡一直到窟泉邊上。最後,隊長的鐵棍找到了,繼而窟泉裡的屍體也被發現。那幾個村民就承認打死了人,糧食也分掉了。

省裡的工作組下來,要抓人判刑。可是抓誰?最後就抓了用繩子勒隊長的那個青年。抓走還沒判刑呢,青年就餓死在監獄裡。

那時候每個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孤兒院,有的不叫孤兒院,叫幼兒園。很多家庭,父母餓死了,剩下孩子,聽說孤兒院管飯吃,大點的孩子就自己跑去,小孩子就有好心人給送去。可是孤兒院也吃不飽,孩子們還是大量死掉。有些孩子平時吃慣了草籽、樹皮,突然到孤兒院裡吃上了白面,腸胃適應不了,上吐下瀉,也就死掉了。很多娃娃脖子細得撐不住頭,坐著坐著就倒下去。

我在農場當教員的時候,就聽說附近還有個飲馬農場,那裡有個連隊,都是從定西地區來的孤兒,是農場到定西孤兒院招的農工。2003年我寫完夾邊溝,準備寫定西孤兒的故事,就到飲馬農場去尋找,認識了一個當年的孤兒。他給我講,他們那個大家庭五十幾口人,1960年以後剩下11口。這個人同意給我帶路,連續三年時間,我訪問了150多個定西孤兒。他們如今大部分都是農民,依然貧窮,有些是國家安排工作,當了工人,現在也處於下崗狀態。

右派群體現在的狀況也差不多,我調查到的一百多人,也就十個左右屬於上層右派,原本是縣級幹部,摘帽以後還回去當幹部。大部分右派就是小學教師之類的普通職員,這些人在1958年之前每月工資三四十塊錢,或者高一點到五六十塊錢,1978年以後給他們恢復工作,還是每月幾十塊錢。他們的人生,有20年時間在農場度過,恢復原工作幹不到三五年,也就該退休了。等到改革開放,全國人民的工資都上漲,咱們掙兩三千的時候,他們的退休金也就三五百塊錢。

現在夾邊溝漸漸變成了公共話題,很多書也陸續出來。我覺得,如果以後還有人下工夫去研究的話,夾邊溝問題的餘地還很大。但是要抓緊時間了,十幾年前我開始調查的時候,估計倖存者應該有二百多人,現在活著的還有沒有一百人,我不知道。再過些年,可能他們去世的會更多。沒有親歷者在世,就再不會有故事,夾邊溝就要變成純粹的學術問題了。

變化

正在消失的傳統

至於我自己,我現在不寫飢荒了,作家不能總是重複自己。我正在《上海文學》連載《甘南紀事》系列,寫的是甘南藏區牧民生活,寫他們的傳統價值觀,和現代化前進的腳步。甘肅南部和北部的自然環境差異非常大,甘南很美,山青水秀,民風淳樸。

這幾年我總是跑甘南,和藏民一起生活。他們的生活方式在變化,比如吃飯,除了傳統的蕨麻米飯、青稞炒麵、酥油奶茶之類,他們也開始吃漢族人的饅頭、烙餅、麵條。服飾方面,他們平時也都是夾克西裝。傳統的習慣慢慢淡化,但他們內心還是保留著民族的特性,在社會轉型期,我覺得這都是正常狀態。比如兩個年輕人打架,動了刀子,打死一個。他們不會立刻報警,藏民的處理方式是,首先由雙方家族出面,寺院管理委員會主持談判,談出一個賠償的命價,比如20萬塊錢。兩家人協商同意的話,就不去法院了,賠錢了事。可是有時候法院知道了就不讓,法院覺得你殺人了難道法律管不著你?就去把人抓掉。

去年我寫了個短篇小說《恩貝》,講的就是這種故事。兩個男人因為偷牛的事情打起來,打死一個,活著的被抓起來,他家人就去找死者的家人,說我家給你家賠命價,你們去公安局說說,讓他們放人吧。結果公安局不聽,把殺人的判了個死緩,死者家就沒拿到賠款。

過了十多年,死緩改有期,表現好再減刑,殺人的這個男的就獲釋了。聽說仇人釋放回來了,死者的遺孀就把三個兒子叫來,她這三個兒子最大的二十多歲,小的也有十八九歲。這女人就說,你們的殺父仇人放出來了,你們現在都成人了,知道該怎麼幹嗎?

三個兒子回答:知道。

過了些日子,附近寺院有個法事活動,這弟兄三人覺得他們的仇人會去參加。那人果然去了。等活動結束,在偏僻的路上,三兄弟就截住了仇人。

你知道我們是誰嗎?

那人已經很老了,看了一會兒面前的三個小夥子,說,不知道。

是你殺了我們的父親。

哦,老人明白了,說,好吧。

這三兄弟,老二老三擰住老人的胳膊,老大掏出刀子來劃了一下,老人的脖子就斷了。

然後他們就去投案。老大被槍斃,老二判八年,老三判五年。一切都結束後,村裡人就說那個婦女:你早該知道,在兒子們面前不要講過去的事情,你非講,現在你的兒子一個斃掉了,兩個判刑了,你高興啦?

我寫的都是真實的故事,只是虛構了地點和人名。那個孤獨的女人回答說:

這不是我高興不高興的事,兒子長大了,就要活得像個男子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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