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地圖背後的秘密(組圖)

2010-08-21 22:01

             

                                      《坤輿萬國全圖》

地圖的傳說： 九鼎是地圖？

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戶曉，據《史記》記載，他「左準繩，右規矩」，手執測繪工具，「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據傳說，黃河之神河伯曾送給大禹一塊刻著黃河流域地圖的石板。這些都是當時地圖測繪的反映。平治洪水後，大禹巡行天下，劃華夏大地為九州，並調查各地的物產與土地，以此確定貢賦，由此形成了先秦地理名著《禹貢》。從此之後，「九州」成為中華大地的代稱，「禹貢」則成為地理著作的專稱。

而關於九鼎的傳說，更給後世的地圖學史研究者帶來許多想像。據《左傳》、《史記》等典籍記載，大禹收聚各地的銅，鑄成象徵九州的九鼎。有學者認為，上面刻有九州的圖像，就具有地圖的意義，不過實物不存，已經無法考證了。

據研究，古本《山海經》是有圖畫的，因此《山海經》又稱《山海圖》。大詩人陶淵明的《讀〈山海經〉十三首》中就說：「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可見陶淵明所看到的還是插圖本《山海經》。

此外，《周禮》、《周易》、《國策》、《管子》、《孫子兵法》等先秦典籍中，也多次提到「圖」及其作用。可惜即使龐大堅固如九鼎，也淹沒在了歷史的長河中。

地圖裡的政治： 忍看畫圖移顏色？
 
《論語·鄉黨篇》提到，孔子「式負版者」，版即版圖。國家地圖因為代表國家，「神聖不可侵犯」。秦國自戰國時期以後，就把吞併諸侯作為既定國策，並最終在秦王嬴政手中得以實現，這期間，就發生過一件跟地圖有關的著名故事。

公元前228年，秦攻佔趙都邯鄲，趙國滅亡，趙的北鄰燕國上下一片恐慌。為此，燕太子丹找到刺客荊軻，讓其假扮使者，帶著秦國降將樊於期的首級和燕國督亢(今河北涿縣、固安一帶) 地圖獻給秦國，企圖伺機刺殺秦王嬴政，以緩解秦軍的攻勢。秦王召見荊軻時，不加戒備，欲一起查看督亢地圖。隨著地圖一點點展開，圖窮匕現，荊軻抽出藏於地圖中的毒匕首刺向秦王，可惜沒有刺中，自己反被殺害。這次刺殺的失敗加快了燕國的滅亡，最後收入秦國版圖的，當然就不只是督亢了。

這個故事因為司馬遷的精彩描寫而彪炳千古，同時也強化了地圖作為國家土地乃至國家尊嚴的代表意義。

大地測量：行到天文測繪

要畫出地圖，首先要進行測量，古人的測量方法由簡到繁，發展出諸多辦法。

據《春秋緯》說，五帝之一的炎帝，為了度量大地而遠涉幾十萬里。大禹也曾派遣太章從東到西、豎亥自北至南步量國土，可見當時步量(踏勘)是大地測量的基本方法之一，以至於幾千年之後，還有人把地圖命名為《禹跡圖》，意即大禹的足跡。

依據西漢劉歆《西京雜記》記載，當時有一種記道車，可以計算行路里程，東漢張衡將其改進後稱為記裡鼓車。這種車利用差速齒輪原理，行車十里則敲鼓一次，敲鼓滿十則敲鐘一次，大大提高了里程測量速度。

立桿測影是利用測量日影的長度推測距離、位置的方法。具體方法是：在同一天的中午，在南北方向兩地分別豎起同高的表桿(通常高8尺，相當於1.88米)，然後測量表桿的影子，並根據「寸影千里法則」(日影差一寸，實地相距千里)推算南北兩地距離，並把夏至日的影長為1.5尺的地方視為方形大地的中心。據《周禮》記載，這個地點在陽城(今河南登封)，這也反映了古人「天圓地方」的觀念。

 「寸影千里」是相當粗略的經驗值，後來被南朝天文學家何承天、隋代天文學家劉焯和唐代天文學者僧一行、南宮說等的理論和實測所否定。

早在西漢的《淮南子》中，就記載了測量太陽高度的基本方法，到三國時，吳國人趙爽在為《周髀算經》作注時，繪製了日高圖。日高圖是利用雙桿測量日影推算太陽高度的示意圖，利用相似三角形邊長成比例的原理測得太陽高度和兩地的較遠距離，為間接測量提供了方法。數學家劉徽說：「凡望極高，測絕深，而兼知其遠者，必用重差。」他流傳至今的《重差》有9個算例，包括測算海島、山松、樓房的高度，測算城池的大小，測算澗谷的深度，測算河口、湖塘的寬度等。

漢代以後，先後發明瞭渾天儀、覆矩、牽星板等測量工具，天文測地活動更加活躍，方法更為精密，先秦常用的步量、丈量、立桿測影方法也仍然具有生命力。到了明代萬曆十年(1582年)，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華，帶來了西方的天文測地方法。為了編修曆法，在禮部侍郎徐光啟的主持下，崇禎二年(1629年)，成立了由西方來華人員參加、採用西方測算方法的西局，並與採用中國傳統天文測量方法的中局一起，共同進行天文觀測。經過5年的準備，製造了像限大儀、紀限大儀、平懸渾儀、列宿經緯天球、萬國經緯地球、候時鐘、望遠鏡等10種新式儀器，並開始實施以測時刻、定方位、測子午、測北極高度為內容的實際觀測，西法取代中法的趨勢已經顯露出來。清代前期與後期兩次全國性地圖測繪，都採用了近代西方天文測繪方法。

地圖材質： 古人用什麼畫地圖

地圖的材質的變化跟書寫材料的演進相始終。戰國時期中山王墓中發現的《兆域圖》，是以銅為質基。紙發明以前，帛是重要的書寫材料，現存最早的帛地圖是長沙馬王堆漢墓發現的《長沙國深平防區地形圖》和《長沙國深平防區駐軍圖》。目前發現的最早的紙質地圖是天水放馬灘秦墓紙地圖殘片，該圖線劃清晰，紙張質地均勻。該墓主人葬於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這也是造紙術在蔡倫之前就已發明的證據。

傳說大禹治水時，河伯曾送給他刻在石板上的河圖。戰國時期，著名木匠魯班曾將《禹九州圖》刻於洛陽城石寶山東北的岩石上。這是我國地圖以石為質基的最早記載。我國現存最早的東漢石刻地圖是《市井圖》。到了宋代，石刻地圖猛增，流傳至今的就有西安碑林的《華夷圖》、《禹跡圖》、《興慶宮圖》等。公元4世紀左右，人們發明瞭用紙在石碑上墨拓的複製方法——拓碑，這啟發了印刷術的發明，同時也使得大量的石刻地圖即使毀壞，也仍有相同版本的地圖流傳下來。古代地圖多為手繪，繪製繁難，到8世紀左右印刷術發明之後，地圖的印刷才便利起來。

我國現存最早的雕板印刷地圖是宋代楊甲編撰的《六經圖》中的《十五國風地理之圖》，繪於南宋紹興二十五年(l155年)左右，刻印於乾道元年(1165年)。在我國地圖發展史上，以木材作為地圖質基有兩種情況：一是在木板上繪製地圖，如天水放馬灘秦墓出土的木版地圖7幅，分別繪在4塊松木板上，其中3塊雙面繪圖，1塊單面繪圖。二是在一塊大木材上彫刻地形地物，製成地形模型圖，如沈括用木頭彫刻了一幅與契丹國交界的北方邊疆地型的模型圖。

此外，如西漢昭帝時的張千秋，曾在霍光面前「畫地成圖」解說軍事形勢；東漢自稱要「老當益壯」的伏波將軍馬援，在光武帝面前「聚米為山谷，指劃形勢」等，都是出於形式需要而做成的臨時地圖。

我們今天的地圖多為彩色，古代手繪地圖也用色多樣，隨著技術的發展，套色印刷地圖得以實現。明吳國輔、瀋定之撰的《今古輿地圖》三卷，是現存最早的朱墨兩色套印古今對照歷史地圖集，其中黑色字是當時的地名，紅色字是古稱。

                

                                    《固原州輿圖》

方向、圖例、比例尺： 古人怎樣畫地圖

明末彩繪本《固原州輿圖》非常奇怪，整個地圖呈放射狀，繪圖者立在中央，地圖呈現的是其面向四方看到的情景；而且與現在常用的上北下南方向不同，此圖是上東下西左北右南。據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副館長蘇品紅介紹，依古代的科技水平，很容易確定方向，但古人繪製地圖經常根據現實需要來確定方向，有時會標注，有時不標。

               

                                       《廣輿圖》
明代羅洪先編的 《廣輿圖》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綜合性地圖集。除了綜合性地圖，像《大明神勢圖》屬於邊防圖，《江西全省圖說》等屬於政區圖，《山東運河河工圖》屬於水利方面的「河工」圖。此外，古地圖的類別還有軍事地圖、人文地圖、物產圖等，門類非常廣泛。

《廣輿圖》被一張方格網均勻分割開來，像是現代的經緯線。據介紹，這是古代按比例尺繪製地圖的輔助線，稱為「計裡畫方」，方格中邊長代表實地裡數。據記載，此法始於我國晉代裴秀提出的「製圖六體」原則。「六體」一為「分率」，即今之比例尺；二為「准望」，用以確定地貌、地物彼此間的相互方位關係；三為「道裡」，用以確定兩地之間道路的距離；四為「高下」；五為「方邪」，即地面坡度的起伏；六為「迂直」，即實地高低起伏與圖上距離的換算。這在我國地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裴秀曾以一寸折百裡的比例編製了《地形方丈圖》，唐代的賈耽以每寸折百裡的比例編製了《海內華夷圖》，北宋的沈括以二寸折百裡編製了《天下州縣圖》(又稱《守令圖》)。到了元代，朱思本用此方法繪製的全國地圖《輿地圖》，精確性又超過前人，並為明代《廣輿圖》的繪製提供了參考。

《廣輿圖》與現代地圖的面貌相去無幾，精確但顯得單一；而清代的《避暑山莊全圖》、《江西全省圖》、《五臺山勝境圖》、《西湖行宮圖》等，畫面上山巒重疊，建築精巧細緻，筆墨精妙，讓人很難分辨這到底是山水畫還是地圖。據介紹，這是我國傳統地圖繪製的形象畫法。雖然有時這種地圖精確性不足，但畫面生動形象，富於觀賞性，因而一直沿用到民國時期，甚至今天在一些旅遊景點，我們仍能看到用形象畫法繪製的導遊圖。

形象畫法的山山水水可以「望圖生義」，在計裡畫方的地圖上表現地理現象，就是圖例。我國歷史上並沒有形成統一的標準圖例，但對山山水水的抽象化表示大體一致。《廣輿圖》就採用了圖例，如山用山形開示，河流用線形表示等，並在地圖上有圖例說明的專區。由於《廣輿圖》在歷史上的顯著地位，它所採用的圖例也為後世所參照採用。

天下之中與天朝上國： 古人眼中的世界

古代華夏族人將世界稱為天下，認為「天圓地方」，自己處在方形天下之中，所以自稱「中國」，這個觀念對我國歷代的政治生活產生了深刻影響。

歷史上，隨著各國之間的交流發展，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闢，特別是明代鄭和七下西洋，逐漸使中國人開闊了眼界，對亞洲、非洲，甚至有可能包括美洲的地理環境都有了一定的認識。《鄭和航海圖》就是根據鄭和遠航「西洋」所繪的路線圖。全圖以南京為起點，最遠至非洲東岸的慢八撒(今肯尼亞蒙巴薩)，圖中標明瞭航線所經亞非各國的方位，航道遠近、深度等。然而此時傳統的天下地理觀仍然根深蒂固。明萬曆年間，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在中國見到一張這樣的大明帝國地圖：明朝的15個省被畫在地圖的中間部分，其四周的海洋散佈著若干小島，代表當時中國人知道的外國國名。這些小島加在一起的面積還不如大明帝國最小的一個省份大。

《坤輿萬國全圖》是明內廷根據利瑪竇的手繪本摹繪的。利瑪竇帶來的世界地圖在1584年完成了中文標注出版，取名《山海輿地全圖》。這幅精美的地圖曾引起當時士大夫們的極大興趣，但當聽說中國僅僅是東方的一部分，而且所佔面積竟是如此之小，沒有置於全圖的中心時，大臣們非常憤怒。利瑪竇於是在後來繪製此圖時，便把本初子午線進行了投影轉移，將中國繪在正中央。

利瑪竇和後來的傳教士教會了中國人使用經緯度定位法。《山海輿地全圖》顯示地球為圓形，這無疑使中國人的宇宙觀念和中國的地圖學說產生了革命性的飛躍。到了清朝康熙年間，人們用實地測量和西方的經緯線投影法，歷時10年完成的《皇輿全覽圖》，就是一幅我國在科學的地理觀和科學的方法指導下繪製的實測全國地圖，其意義十分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