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李悔之「認清形勢，明確方向」感言
文/郭勁
讀罷檄文，肅然起敬。先生所言極是，君不見今日網路小丑們五毛們的表現，什麼年代的觀念？！中國人被歷代帝王片面強調和利用的儒家文化中「崇聖」的思想影響太深，這種思想幾千年來對中國文化產生的巨大負面影響延續至今甚至發揚光大！應當進行全面的反思，中國必先有思想文化的解放！儒家學說的「崇聖」就是唯聖人是真理，聖人說過的言語不容置疑，這與西方崇尚自由的文化反差強烈。儒家文化中這種奴性思想意識，比如愚忠，在幫助歷代封建帝王確立和鞏固皇權中發揮巨大作用其深遠影響延續至今。專制制度唯代表權力的君主、領導的意志不容置疑，江山社稷只允許一個思想，一個聲音存在。一個朝代或國家，某種思想一旦成為「惟一」,發展就會停滯，就不會穩定，因此歷代統治者都迷信和依靠暴力推行恐怖，借儒家文化中這種奴性思想意識（愚忠）來確立和鞏固皇權，所以中國的特色就是，舉國皆是精神奴才。所以網上遍佈小丑和五毛。所以不管是特色社會主義，還是權貴資本主義，抑或是新極權新威權主義 ，在中國文化這種奴性思想意識（比如愚忠）的大背景下，帝王的專制是鞏固的，皇權會繼續發揮巨大且深遠的影響。所以中國的未來必先有思想文化的解放！
附：認清形勢，明確方向
李悔之
(2010-08-15 00:45:37)
這些日子，《劉亞洲中將撰「西部論」縱談西進戰略》一文成了網路熱門文章。文中關於「10年之內，一場由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不可避免地要發生。中國將會出現偉大的變局」的論斷，引起了不少網民的興奮和歡呼。這些網民興奮和歡呼的理由是：連劉將軍都下了這樣的結論了，我們還能不信嗎？
是的，這些年，舉凡署有「劉亞洲」名字的文章出來，往往能一石激起千層浪。在許多中國網民心目中，「劉亞洲」三字，幾乎成了「權威」的代名詞。所以，他作出的論斷人們還有理由懷疑嗎？
無獨有偶——今年四月份，楊恆均先生的《為何當今的專制國家只有70年的壽命？》一文發表之後，也引來許多網民的一片喝采聲。有些網民因此「革命樂觀主義」倍增。網路之上，常會看見類似有趣的話：×××神氣個啥？老楊頭都給你算過命了！秋後的螞蚱，還能蹦幾天？
不過，當時拜讀了楊恆均先生的大作後，我的「革命樂觀主義」不但無法高漲起來，反而有點沈重起來——誠然，楊博士文中的許多論述都很有道理。但是，他文中對「特色中國」的「特色國情」卻缺乏更深一層的探討。而是以普遍性來比隱喻「歷史發展規律和歷史大趨勢」的「不可阻擋」。我想，這是否低估了「革命形勢」的嚴重性？
且聽楊博士文章臨結束之時的一段話：
「千萬別告訴我你覺得其他國家是‘人’在創造歷史，但‘中國人’不行，是歷史在創造我們，更不要對我陳詞濫調：利益集團那些‘人’特別壞，在台上的那些‘人’不肯鬆開緊握權力的雙手，而你周圍的人又太愚昧，這完全是胡扯，你自己不是‘人’」？
讀了楊恆均先生這篇文章，我當時的心情是矛盾：一方面，此文確能起到「鼓舞士氣」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又憂慮它會使人陷入盲目的樂觀之中，因為中國國情的「個別性」與「普遍性」相差太大了。正如陳行之先生所說：「法西斯主義在歐洲是短命的，極權主義在前蘇聯和東歐是短命的，並不意味專制主義在中國必然是短命的」——對此，我亦是深深憂慮的。而且，這些憂慮決非是杞人憂天的。
劉亞洲將軍的「十年轉型」論與楊恆均博士的「七十年大限」論可謂不謀而合。因而，這兩個「合二而一」的論斷不但成為一些網民熱議、並為之振奮的話題，有些博客名家在撰文之時，也喜歡引用「七十年大限論」和「十年轉型論」的觀點……鑒於此，鄙人今天忍不住要將心中隱匿多時的疑惑提出來與眾人商榷：當今中國，與當初「蘇東波」的情況有何不同？我們應當如何認識和看待「十年轉型論」和「七十年大限論？」
我想，還是從前蘇聯的「香腸暴動」和西伯利亞的工人大罷工談起吧
——1989年12月，在前蘇聯烏克蘭北方的切爾諾戈夫，一輛黑色的「伏爾加」汽車在市中心與一輛汽車相撞了。坐在「伏爾加」上的州黨委書記和他的司機被人從車中揪了出來——他們兩個當時都喝醉了。撞車時，「伏爾加」後備箱裡的東西全部被撞倒了出來，這些都是當地的居民很久沒有看到過、商店裡沒有賣的東西：香腸、白蘭地、伏特加、乳酪……而且，這些東西都不少。群眾看到官員們如此享受特權，都憤慨難平……廣場上聚集的群眾越來越多，一場大規模的打砸搶抗議隨之發生了。兩小時後，有三千多警察趕到騷動現場，並揮舞警棍打人和抓捕參與鬧事的民眾……這就是所謂的「香腸暴動」。
中國的網民們看到這個故事，不知有何感想？——一個相當於中國省少書記的前蘇聯州委書記，僅因為「私藏」香腸、白蘭地、伏特加、乳酪這些「奢侈品」，便惹起眾怒，並隨之激起民變。民主轉型和解體前的蘇聯物質匱乏之嚴重，可想而知。
同年7月，克麥羅沃州的西伯利亞媒炭城市庫茲巴斯的幾個礦場工人開始的大罷工。不久，西伯利亞罷工工人達到五十萬。隨之，全國各大城市都發生了工人罷工運動。工人罷工的最主要原因是物品緊缺。請看蘇聯副總理列夫•沃羅寧與罷工工人代表達成的下列條件：
為了改善克麥羅沃地區的物品供應緊缺情況，政府必須在下半年提供下列數量的食品和消費品：
肉：6500噸
黃油：5000噸
牛奶罐頭：600萬聽
食糖：10000噸
茶葉：1000噸
咖啡和可可：100噸
價值2000萬盧布的鞋子
價值500萬的傢俱
洗衣機3000臺
電視機：3000臺
汽車：2000臺
冰箱：1000臺
縫紉機：100臺
壁毯和地毯：1500平方米
洗衣肥皂：1500噸
香皂：1500噸
……
這份文件簽字後的不久，蘇聯最高蘇維埃又收到了另一個地區民眾提出的新的要求。這一次是政治要求——民主要求。……
也就在「香腸暴動」和西伯利亞工人大罷工之後的一年多後，蘇聯便正式解體了。前蘇聯國家也隨之成功實現了民主體制轉型。……
前蘇聯當初體制轉型如此之順利，既與當時共產主義意識形式的徹底瓦解有很大的關係，更與當時蘇聯嚴峻惡劣的經濟環境是密不可分——1985年3月10蘇聯老人政治的代表契爾年科逝世，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總書記。面對日益嚴重的政治和經濟危機。他開始著手進行改革。然而，他的改革「新思維」與鄧小平的改革思維卻大相脛庭——彼此同樣是「一手軟一手硬」，戈是政治體制改革這一手「硬」，經濟體制改革這一手「軟」。這樣做的結果是：戈的「新思維」使舊的意識形態徹底瓦解，公民意識和公民社會逐漸成形，蘇共的一元化領導極大地被削弱。由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滯後，導致經濟形勢日益嚴峻。不但民眾生活艱難，就連權貴也要不撰手段獲取香腸、白蘭地、伏特加、乳酪這些再普通不過的日常食品。整整七十年，蘇聯共產黨也沒有解決食品和日常用品供應緊張的問題。在如此情況下，不但民眾對蘇共徹底失去了信心，縱然統治集團內部也人心離散了，蘇共的下臺則和體制轉型成了勢所必然。
我們再回頭審視中國：
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與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卻恰好相反：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一個「包產到戶」的「好政策」，將中國八億農民被捆綁了二十多年的手「解放」了。結果是：僅一年時間，便解決了中國人二十多年餓肚子的問題。悟出了只有改變民生才能延續執政黨政治生命的鄧小平，這時便篤信「發展才是硬道理」。於是，老人家便在「祖國的南海邊劃了幾個圈」，並隨之開始變換國有經濟經營模式，大力鼓勵發展私營經濟。果然，經濟一發展，老百姓一旦「吃上白米飯、喝上肉湯」，穿上「的確良」、「的確卡」，便忘記了過去三十多年的苦難，又感激地高呼起「共產黨萬歲」來——甚至北大的學子們也情不自禁舉起了「小平，您好」的牌子……一度搖搖欲墜的「人民江山」又「牢又牢」了。
八十年代初期，面對體制的種種弊端，鄧老爺子也曾經一度積極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然而，一旦意識到政治體制改革必將危及一黨執政的政治局面之時，他立即揮手緊急剎車。並將極力主張的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小胡拉了下來。八十年代末，甚至不惜對「鬧事」的娃娃們採取「革命行動」。……
「蘇東波」巨變之後，鑒於新的歷史條件下情況的巨大變化，黨的第三代領導們的治黨理念和執政思維也隨之「與時俱進」——以知識份子、資本家「也是勞動人民的一員」為由，張開熱情的雙臂邀請他們入黨。既然昔日的「資本家」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入黨了，影視明星、體育明星和其他社會名流，更是「勞動人民的一員」，理所當然地成為我黨的「新生力量」了。這樣一來，天下精英富豪盡入我黨轂中，黨的「華麗轉身」也便在不經意間完成了。隨後，這個龐大的精英群體通過不斷的利益交換和結盟，最終形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封閉性、高排外性的利益共同體。這時的中國，雖然鐵錘和鐮刀旗幟仍然高高飄揚，只是「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中國人從此如同生活在一間巨大的、外形漂亮迷人、密不透風、中國幾千多年來從來沒有過的的鐵圍城中。在這裡，四時張燈結綵，處處鶯歌燕舞昇平氣象。一群西裝革履的「僕人」們，正在對他們的「主人」實行一種前所未有的外鬆內緊的特色政治實驗——偎依在黨溫暖懷抱裡的體制內知識份子不敢有意見。縱然有，也是提倡一下「社會主義民主」；邊緣知識份子有意見嗎？可以在網上享受一下「可控言論自由」；工人有冤嗎？可以「散步抗議」；農民有冤嗎？「不准非法上訪」——超過五人，就是「聚眾滋事」！……一言以蔽之：「公僕」對「主人」的管治，簡直到了「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的地步！
事實上，從某種意義而言，中國的政治體制早已「轉型」了。只是轉的與「蘇東波」國家不同的「型」！
應如何給當今中國的政治體制定性？——是「特色社會主義」，還是權貴資本主義？抑或是新極權主義、新威權主義？……恐怕連當今世界的權威政治學家也難於一時作出準確判斷。
在如此「特色」的國情之下，劉亞洲將軍和「十年轉型論」和楊恆均博十的「七十年大限論」是否會遇到嚴峻的挑戰？——只要重溫歷史，人們不難發現，無論是英國的光榮革命、美國的獨立戰爭、法國的大革命、日本的明治維新，還是前「蘇東波」的民主轉型……等等，主導者要麼要麼是該國的新生資產階級精英，要麼是該國的政治精英、社會精英。然而，今日中國呢？轉型的推動主體是誰？——新老權貴結成強大的政治聯盟，各路精英盡數躋身既得利益階層，事實上，他們非但是體制轉型的推動力量，而是巨大的障礙和阻力。
而另一方面呢？——經過統治者六十年的苦心經營，中國的民間社會早已經徹底原子化、沙粒化、無害化。當今中國的政治生態，上下五千年都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清一色」景象——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上，一座巨型金字塔高聳入雲。金字塔腳下，象徵性地圍繞著八個微型精緻的點綴物。四周則如同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一般荒涼一片，縱然有少數「政治雜草」長出土面，也會被及時連根撥除。真正有「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腰板稍硬的精英要麼「被出國」，要麼被一道法符壓在五指山下。在這裡，不但沒有甘地、曼德拉、馬丁•路德•金和金大中們生存的土壤，甚至沒有雷震、殷海光們生存的空間……在這樣的國度中，縱然有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一類的人物出現，是否會重蹈胡、趙的下場，也實在令人難於預料……
面對這些，人們不禁要問：究竟靠誰來推動中國政治體制的轉型？
所以，當今中國，「革命形勢」絕不樂觀。劉亞洲將軍的「十年轉型」論，楊恆均博士的「七十年大限」論，所面臨的挑戰是極為嚴峻的。
這裡我要鄭重申明的是：我並不完全否定「70年大限」論和「10年轉型」論——因為歷史車輪的變軌，有時往往是在不經意間發生的。我只是要警醒有些同胞：切莫對「70年大限」論和「10年轉型」論過於盲目樂觀。而是要有面對嚴峻現實和挑戰的心理準備。決不能過於將希望寄託於「不經意間」的歷史轉變軌，也不要過於寄希望於「太救星」的出現。即：既不盲目樂觀，更不悲觀失望、自暴自棄、消極等待、怨天尤人，而是人人積極主動行動起來——尤其是知識份子要自覺行動起來。各盡所能，各盡其責，力所能及，共同為歷史車輪的「必然轉軌」創造有利條件。只有這樣，到時才不會陷入新的失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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