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購統銷:國家套住農民的又一道枷鎖(上)

統購統銷時期的糧票制度

為反駁毛派人士的謬論「三農問題是改革開放產生的」而作。

一、統購統銷制度的由來

中國建政之初,城鎮總人口由1949年的5765萬增加到1954年的8249萬,5年增長了43%。(《中國統計年鑑1984》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第81頁。)糧食部統計的1953年城鎮人口為9182萬,這是從糧食供應的角度統計的。以糧食為原料的工業的發展,對糧食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國家對糧食的徵收和收購數由1950年的355億斤增加到1953年的721億斤,3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還不能滿足城市的需要。當時中央14個直轄市(京、津、瀋、旅大、撫順、鞍山、本溪、長春、哈爾濱、西安、上海、武漢、廣州、重慶)的糧食銷售量,以1950年為100,1951年為 147,1952年為228,糧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銳。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糧食年度內,國家的糧食收支出現了40億斤的赤字。(章乃器:《五年來的糧食工作情況——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發言》。

於是,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畫收購與計畫供應的決議》。這一決議是根據陳雲的意見,由鄧小平起草的。所謂「計畫收購」被簡稱為「統購」;「計畫供應」被簡稱為「統銷」。後來,統購統銷的範圍又繼續擴大到棉花和食油,以至於與人民生活有關的各個方面,諸如肉蛋、蔬菜、食糖、棉線、煤油、肥皂、香菸、手紙、服裝、自行車、手錶等,成為整個國家的購銷制度,一直綿延了40年。

該制度實行之初,對於保障供應穩定社會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二、統購統銷制度是如何實行的?

楊繼繩先生的《統購統銷的歷史回顧》一文指出:

統購統銷以後,徵購糧食佔糧食總產量的比重比實行統購統銷以前提高了10個百分點左右。從表3中可以看出,1954-1955年度徵購比重最大,多收了70億斤糧食,造成了農村糧食十分緊張,後兩個年度的徵購數不得不下降。國家收購的應當是農民的餘糧,但把農民的口糧、種子、飼料也收購走了。超過餘糧部分稱為「過頭糧」。由於征了「過頭糧」,不得不再「返銷」給農村。每年返銷給農村的糧食中徵購糧食的比重達38.9%到49.3%(見表4)。這些糧食在城鄉之間往返運輸,造成了很大的浪費。儘管浪費,政府先把糧食抓到手比較穩妥放心,「過頭糧」還是年年征。返銷給農民的糧食比「過頭糧」要少。

自從實行統購統銷以後,中國農民就一直處於半飢半飽狀態,劉少奇曾經坦率地承認這一點:
  
現在國家對糧食的需要量,同農民願意交售的數量之間,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當尖銳。如果按農民的意願,他只願意在自己吃飽了以後才把多餘的糧食賣給國家。假如讓農民統統吃飽了,然後國家才徵購,那末,我們這些人就沒有飯吃了,工人、教員、科學家以及其他的城裡人都沒有飯吃了。這些人沒有飯吃,工業化也搞不成了,軍隊也要縮小,國防建設也不能搞了。」(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27日,載《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1-442頁)
  
餓著肚子把糧食賣給國家,農民當然不樂意。因此,為了完成過高的統購任務,必須施以政治壓力。有些地方,對沒有完成任務的農民隨便扣上種種「帽子」進行鬥爭。封門、搜查、捆綁、吊打的情況在不少地方均有發生。

有關文獻記載:「廣東省新會縣蓮溪鄉黨支部在縣委負責同志指示下捆綁農民,全鄉捆綁了八九個人,鄉幹部拿著秤挨家挨戶收糧食,不賣的當場綁起來。將一名用糧食餵鴨子的中農進行鬥爭。甚至沒收了不賣餘糧的農民的土地證。高要縣第九區在購糧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戶。湖南全省因購糧問題被迫自殺者111人。」(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委員會辦公廳:《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年,第291-293頁)據糧食部統計,1954年統購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殺566人,自殺未遂35人,送糧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殺。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顯然,這個數字是不完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糧食部:《關於統購統銷的報告》,1955年)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1955年2月2日《華南分局關於目前農村緊張情況與措施的報告》反映實行糧食統購以後,農村的緊張情況:一,在購糧運動後期(1954年12月下旬),各地都普遍發生農民大量殺豬殺鴨的情況。二,在中山、新會、南海等部分地區,發生農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證,認為這些土地產量低,負擔不起購糧任務。三,農民吃不飽,生產積極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農民對糧食問題顧慮很大,中山縣港口鎮附近的農民在晚間偷偷去看糧倉中的糧食是否運走,農民看到調運糧食的船開走後站在河邊哭泣。沒有領到購糧證的缺糧戶到幹部家中哭哭啼啼。五,對黨和政府普遍流露出一種不滿情緒。「辛苦一年沒得吃」,「共產黨好是好,但是現在整死了」。這篇報告還透露曾發生過群眾性暴亂事件——「中山港口事件」。(黃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第231-232頁)
  
1955年4月22日,國務院第一辦公室提供的幾篇題為《關於農村糧食緊張情況的調查》中反映,山東鄆城縣按實際產量只能購餘糧2022萬斤,上級下達了3300萬斤任務,實際完成2900萬斤。由於任務過重,幹部強迫命令,比較普遍對群眾捆打遊街。三區一副區長在彭莊鄉陳莊領導秋購中,造成自殺3起。區幹部在楊莊集逼糧,打8人,扒衣服挨凍16人,嚇跑3人,一些群眾不敢在家裡睡覺。鄆城縣自統購統銷以來,曾發生兩起群眾騷亂。浙江金華地區在糧食徵購中,違法情況嚴重。據東陽、義烏、浦江、金華、蘭溪、壽昌、建德、湯溪、淳安等9個縣統計,共有570名幹部有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行為。其表現:搜倉、封倉、封碾257戶;非法關押、鬥爭、捆綁、吊打、刑訊逼供農民178人,罰款24戶。(國務院第一辦公室:《關於農村糧食緊張情況的調查》,1955年4月22日)
  
浙江省1954年糧食產量141億斤,徵購51億斤,佔總產量的36%強。由於統購糧食任務重,農民頂牛,幹部強迫命令。1955年糧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掃了幾年尾欠。全省公糧完成112%。統購中頂牛,死了134人。龍游縣因糧食供應不足餓死4人。衢州地委副書記到開化縣一個村瞭解,全村72戶,只有3戶有飯吃,農民吃樹皮、草根,臉色青腫。開化縣126個村,這樣的村有39個。農民說:「共產黨把我們當魚鷹,脖子一壓,大魚小魚都吐出來了。」杭縣開擴大幹部會,鄉村幹部哭的就有20多個。上面批資本主義尾巴,群眾罵不實事求是。(《浙江省農村工作部長吳植椽在全國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上的發言》,《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第244頁)另一報告也反映了浙江統購統銷以後的情況:「現在豬、羊減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賣傢俱,吃種糧,要飯,賣子女,請願,老弱者躺在床上餓死等現象已續有發生,呈不穩之像。」(《杜潤生、袁成隆關於浙江省農村情況的報告》,1955年4月11日,《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第242頁)
  
在統購統銷期間,出現了大量的農民反抗。在甘肅通渭、貴州麻山曾發生過大規模的騷亂。湖南常德地委做出決定:「對破壞計畫收購和計畫供應的反革命分子,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治罪。」(《常德地區志·糧油貿易志》,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第32頁)雲南在統購統銷實行初期,發生過批鬥農民,導致多起死人事件,也發生過暴力抗拒(《雲南省志·糧油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51頁)。四川省德昌縣在1954年成立「保衛糧食統購統銷辦公室」,召開群眾大會25次,判決29人,其中死刑1人,有期徒刑23人(《德昌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15頁)。1953年四川石柱縣法院與公安局組成「保衛收購辦公室」召開公判大會9次,判處死刑2人,有期徒刑5人,管制2人(《石柱縣誌》,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第449頁)。1954年福建省邵武縣發生群眾騷亂,定性為「反革命煽動群眾,破壞糧食統購統銷」,逮捕114人,16人被處決,56人判有期徒刑,9人管制(《邵武市志》,北京,群眾出版社,1993年,第1297-1299頁)。
  
農村糧食的確緊張。糧食部門怎樣看農村糧食緊張呢?1955年李先念副總理的《關於統購統銷的報告》報告是這樣說的:
  
有人認為,今年春季,我國農村糧食情況的某些緊張,主要是由於國家統購的糧食過多了。是不是這樣的呢?不是的……兩年來糧食統購數量我認為沒有超過農民可能的限度。我們供應給農村的糧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如果還要我們多銷,那是說不過去的。」
  
報告列舉了地主、富農鬧糧的例子後接著說:
  
農民叫喊缺糧食是虛假的,都是農民自發勢力的叫喊。糧食緊張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年出口糧食32億斤,1954年出口39億斤,為了進口機器設備,不出口是不行的。」
  
令人悲哀的是,不管農民怎樣發出飢餓的哀嚎,上面都當成是「自發勢力」的叫喊,而當時認為農民中間的「自發勢力」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勢力,甚至當做反革命煽動的結果。情況最嚴重的可能要算廣西。由於虛報產量,徵購過多,1955年廣西餓死的人數以千計。尤其平樂地區的平樂、荔蒲、橫縣3個縣,發生大規模餓死人、浮腫病等嚴重事件。 1957年6月國務院52次全體會議,監察部部長錢瑛作《關於1956年廣西省因災荒餓死人事件的檢查報告》。同時,國務院作出《關於廣西省1956年因災餓死人問題給有關失職人員處分的決定》,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和省委書記郝中士、肖一舟撤銷黨內外職務,3人均調離廣西。同時,分別給平樂地委、專署和平樂、荔蒲、橫縣三縣縣委、縣政府有關失職人員撤職、留黨察看、記過、嚴重警告等處分。有的幹部不服,認為餓死人是統購統銷造成的。說這些話的幹部被開除黨籍。
  
多征少銷 確保庫存
  
《統購統銷的歷史回顧》還寫道:

1957年7月16日上午,全國糧食工作會議在中南海紫光閣召開,會議由陳雲、李先念主持。這是1957年的第二次糧食會議。不當家不知柴米貴,這兩位主管糧食的最高領導人深受糧食緊張之累。陳雲首先在會上叫苦:
  
「上一年度挖了六七十億斤庫存。虧得四川調入了50多億斤才救了急。目前全國可供調撥的糧食極少,已經發生了調度不靈的情況。如果再遇到一個災荒就不行了。現在看來,國家的糧食庫存,要能夠應付兩個災年才行。我們能夠對付兩個災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穩定的。(《全國糧食會議文件》,1957年7月)
  
兩個災年需要多少庫存呢?這次會上分析,國家應付一個災年需要430億-450億斤庫存,應付兩個災年需要480億-500億斤庫存,最好能有600億斤庫存。
  
當時全國正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陳雲在8月31日的講話中說,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和糧食購銷工作結合起來,用社會主義教育推動糧食收購工作。乘著社會主義教育和年景較好的機會,應當多收一點糧食。陳雲傳達毛主席的話說,正常年景糧食徵購不得少於850億斤(《1957年第二次糧食會議文件》,1957年8月)。這次會議初步認定1957-1958年度糧食徵購計畫為856.32億斤(貿易糧),銷售計畫為757.20億斤,財政供應糧食(即軍糧)18億斤,出口36億斤。收支相抵,可以有45.12億斤補進庫存。1斤貿易糧大約相當於1.15斤到1.2斤原糧(這個折算範圍依原糧質量好壞而定)。國家徵購的都是貿易糧,而給農民的口糧都以原糧計算。

社會主義教育實際就是批判資本主義,把大批判和糧食徵購結合起來,強化了徵收過程的暴力性。
  
但是,這次糧食會議上定的計畫遇到各省的抵制。經過中央和地方反覆討價還價,在1957年9月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上,國家對糧食徵購計畫減少到852億斤,銷售提高到767億斤,再加上出口和軍糧支出,庫存只能增加31億斤。陳雲在會上說,據農業部估計,1957年全國糧食產量可達3685億-3700億斤,比上一年增產35億-50億斤。從中央到省到專、縣,層層下達季度、月度統購統銷指標,專、縣兩級只能執行,不能改變指標。省裡可以改變指標,即對中央下達的徵購指標稍加提高,對中央下達的銷售指標稍加壓縮,為省裡留下一定的調劑餘地,省裡改變指標可以先斬後奏。又經過和各省領導人的討價還價,原來的852億斤的徵購指標還是不能落實,減為847億斤。李先念根據毛主席「壓縮銷量」的指示,將銷量由原來的767億斤,減為748億斤。軍糧18億斤和出口36億斤不變。中央與地方的這一輪博弈,中央取勝:中央庫存增加計畫由原來的31億斤增加到45億斤。
  
進入1958年,糧食購銷形勢使中央政府更加焦慮。195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做好糧食購銷工作的指示》(中發[58]104),這個文件指出,要完成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任務相當艱鉅,現在個別地方有些農民開始鬧糧,其中有些是真缺糧,有些是假缺糧。中央要求銷售糧食力爭不要突破計畫,收購糧力爭超額完成任務。在這期間,中央和地方正在博弈。 1957-1958年度最後的實際結果是,徵購920.11億斤,銷售842.09億斤。徵購比計畫增多,銷售比計畫減少。在博弈中還是中央佔優勢。
  
1958年冬個別地方開始出現餓死人的情況,1959年餓死人的情況繼續發展,農民是守著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餓死人最多。在這期間,庫存糧食最高達887.03億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億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為嚴重的時候,這時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中華人民共和國糧食部歷史資料:糧食部計畫司1962年統計表。)這是貿易糧,折合原糧為482億斤,按當時口糧標準計算,相當於1.4億人一年的口糧。如果拿出一半庫存糧食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

(待續)

註:表3、表4應順次改為表2、表3,但我沒改了,望見諒!

本文留言

作者岩石相關文章


近期讀者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