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批屍鬧劇看「四清」運動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發出通報，批評青海省湟中縣李家山公社新莊大隊「四清」工作組，違法亂紀，組織群眾對已經畏罪自殺的黨支部書記馬××的屍體進行批鬥，造成了極大的恐怖氣氛，引起群眾反感，使「四清」工作受到影響。通報要求西北地區各省、自治區「四清」工團、隊，認真執行中央制定的「四清」運動各項方針政策，保證「四清」運動健康發展（通報大意）。

解放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違法亂紀層出不窮，屢見不鮮。在批鬥會上，刑訊逼供，將人活活打死、逼死，時有發生。但是，把人打死、逼死（自殺）後，還要對屍體進行面對面的批鬥，筆者還沒有見過，也沒有聽說過。

我當時在青海省湟中縣「四清」工作總團多吧分團政法組工作。一天，接到省委政法領導小組秘書答國棟（上世紀80年代後曾任青海省政府辦公廳副主任）的電話通知，告訴我說中共中央西北局政法組組長張之軒（原公安部幹部，後調任此職。西北局撤銷後，調回公安部工作）要到西寧來，詳細瞭解湟中縣李家山公社新莊大隊「四清」工作組組織群眾批鬥已經自殺的大隊黨支部書記的事，要我迅速去調查，寫一個詳細書面材料，火速送到省委政法領導小組。我在電話上對他說，「四清」工作總團（當時湟中縣「四清」運動全面鋪開，設「四清」工作總團，領導全縣「四清」。總團團長是省委第二書記、省長王昭，下設幾個分團，分別領導幾個公社「四清」，分團團長分別由省委副書記或副省長擔任。公社設「四清」工作隊，隊長也都是由廳、局級以上幹部擔任，大隊設「四清」工作組，組長一般都由科、處長擔任，工作隊員共3000多人）已經上報西北局，西北局發了通報批評，我們已經學習了通報精神，正在貫徹執行，還要瞭解什麼情況呢？答國棟回答說，西北局書記劉瀾濤同志對「四清」運動中發生這樣的事情很氣憤，說上次總團的報告不詳細，派張之軒同志來進一步瞭解。由於時間很短，你先去把情況搞清楚，等他來了之後，由你匯報，如果他要親自下去調查，你再陪他去，這樣可以給他節約一些時間。

我無話可說。向分團長（民政廳長）、副團長（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即製造青海「二•二三事件」的那個人）匯報省委政法委的電話通知精神。兩位團長對我說，你去吧，這件事發生後,我們沒有派人去詳細瞭解，總團派法醫檢驗屍體，但是也沒有把全部情況搞清楚，就倉促上報。這次你一定要把事情的來龍去脈搞得清清楚楚,以便我們總結經驗教訓。

我騎著自行車來到李家山公社新莊大隊。「四清」工作組原組長仲××因組織群眾批鬥屍體，在中共西北局通報發出之前，已經被「四清」工作總團除名。我通過和「四清」工作組成員座談瞭解，然後分別召開貧下中農座談會，「四不清」幹部座談會，和工作隊員、群眾個別談話，還找了被批鬥過的大隊長、會計、兩個生產隊長個別談話，工作開展得很順利，只用了三天兩晚，就將全部情況瞭解清楚，寫了報告，送到省委政法領導小組。張之軒到西寧後，看了報告，認為很詳細，不需要再下去調查。我順利完成了任務。

新莊大隊共有7個生產隊，1900多人。在「大躍進」年代，一些大、小隊幹部作風十分惡劣，打罵欺壓群眾，老百姓苦不堪言，全大隊餓死500多人，有6戶人家死絕（5戶地富家庭，1戶中農家庭），干群關係十分緊張。工作組進村前，民兵連長和一個生產隊長自知問題嚴重，外逃下落不明。

「四清」工作組共有7個人，組長仲××，是湟原縣一個公社的黨委副書記；隊員6人，其中3人是剛從大學畢業的理工科學生（其中一位是女學生），都不是青海人；還有當地公社一位姓路的秘書、農林廳的一位方姓幹部、駐軍部隊的瀋排長。在下鄉前，和所有「四清」工作隊員一樣，工作組7個人在西寧集中半個月時間，學習「四清」運動文件，重點是王光美的「桃園經驗」，聽了王昭的動員報告。通過學習，大家總的認識是：當前農村階級鬥爭非常尖銳複雜，不少社、隊領導權被階級敵人篡奪了，不能輕易信任基層幹部。

進村後，通過一個多月訪貧問苦、扎根串聯、組織貧下中農階級隊伍，揭批幹部的「四不清」問題，多數「四不清」幹部在刑訊逼供式的高壓批鬥下，低頭認罪，願意退賠貪污受賄、多吃多佔的糧食和錢財（實際上是空頭支票，根本退賠不出來）。可支部書記馬××被批鬥十幾次，就是不認罪。為了鍛練3個大學生的實際工作能力，仲組長下令，把馬××交給他們，要他們想辦法攻下這個頑固堡壘，並明確表示說，不管你們使用什麼手段，只要能使他低頭認罪就行；如果你們攻不下這個堡壘，就說明你們無能；他不交代自己的罪行，必要時可以動武；你們自己不願意親自下手，可以找民兵協助嘛！可是這三個大學生怎麼也下不了手，和馬××磨破嘴皮，他就是不認罪，堡壘攻不破，大學生們束手無策。

仲組長嚴厲批評他們思想右傾。他要親自示範給他們看，把馬××叫來，要他交代自己的罪行。馬××回答說：我有錯，但是沒有罪。刮共產風，扒房子，沒收社員家裡東西，反瞞產私分，搜社員家糧食，把社員家裡鍋碗盆杓拿走，強迫吃食堂，都是根據縣委部署，在公社幹部督促下干的，不干不行；大隊餓死那麼多人，我心裏也很難過，可是沒有辦法，糧食被國家調走了，1960年我們大隊有3個生產隊連種子都沒有，地也沒有種，哪有糧食給社員吃？食堂只好停夥，餓死人主要在那時；我向公社反映多次，要求發放救濟糧，公社書記叫我到社員家搜，說一定能搜到糧食；我們搜了十幾家，一粒糧食也沒搜到，然後就不搜了，公社書記還罵我無能，要打我的右傾。多吃多佔我確實有，作為共產黨員，是很不應該的，這是我自私自利的表現，可是不這麼幹，我家裡人也要餓死……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仲組長走上前去，斥責道：「你貪污盜竊還有理」！狠狠抽了他兩個耳光，踢了他一腳，將他踹倒在地。馬××的鼻子被打得流血不止。這還不算，仲組長叫民兵把他反捆起來，拉到外面罰跪5小時後，才讓他回家。

三個大學生目睹了仲組長的厲害，可馬××仍然沒有認罪。他們不願意學習仲組長的做法。仲組長想，要攻破這個堡壘，只能藉助那些受到過他迫害的群眾了。為了啟發群眾的階級覺悟，需要深入開展訴苦活動

1964年11月19日，湟中縣李家山公社新莊大隊「四清」工作組，在大隊部召開全體社員大會，進行憶苦思甜活動。社員自帶小板凳坐著，地、富、反、壞分子跪在一邊，「四不清」幹部站在一邊，工作組成員面對群眾，圍繞一張大桌子坐在長板凳上。這是仲組長設計的場面。訴苦的社員事先由工作組確定為6個人。訴苦會進行得很順利。先後有三位社員訴說解放前受馬步芳家族剝削、壓迫的苦。但是，社員反映平淡，沒有共鳴。接著，一位叫韓有祿的社員上去訴苦說，1948年他才15歲，被馬步芳軍隊抓去當壯丁，他不願意，被捆綁吊打，吃盡苦頭。1949年春天在蘭州和解放軍打仗，腿上中了三顆子彈，被俘虜。是解放軍治好了他的腿，還發了路費讓他回家……

韓有祿還沒有訴完，一位叫李秀英的女社員站起來，走到他跟前，打斷他的話，對他說：你那也叫苦！？不就是被馬匪捆去當兵，差一點被解放軍打死，那算什麼苦？你下去聽我訴。

社員對前面幾個人的訴苦不感興趣，聽李秀英這麼一說，跟著起鬨：對，你下去，讓李秀英訴苦，她家苦大仇深。

工作組員看到這場面不知如何辦，因為李秀英不是工作組指定的訴苦人，怕她訴錯了苦，他們看著仲組長，讓他表態。仲組長也感到今天的訴苦會效果不理想，沒有把群眾情緒調動起來。於是他揮揮手說：好！李秀英，你訴苦吧。

李秀英說：1960年2月，我家5口人餓死3口，公公婆婆和丈夫。我丈夫餓死在水利工地，屍體我也沒見著。公公婆婆得浮腫病，臥床不起，不能下地勞動，馬書記說不勞動就不給飯吃，結果3天就餓死了。我和女兒拖著浮腫的腿去拚命幹活，一天才給二個糠饃，一碗像水一樣的拌湯。記得是2月29日那天晚上，我實在是餓急了，想到大隊食堂偷饃吃。走到食堂，從窗戶看到馬書記和幾個幹部正在吃烙饃，還有炒雞蛋。我聞到香味就不想走了，心想，無論如何也要偷個饃回去讓我女兒嚐嚐。她已經20歲了，一年多沒有來月經，乳房乾癟，像個男娃。我死了不要緊，要讓她活下去，不然將來誰給我們上墳？我看到炊事員給大隊幹部上菜，離開伙房，趕緊溜進去，看到鍋裡有一個大饃，足有半斤重，我拿起來狠狠咬了一口，逃出伙房。剛走到門外，看見馬書記出門解小便，我一慌，絆了一跤，跌倒在地。馬書記問：誰？我說是我，李秀英，迅速把烙饃揣進破棉襖裡。馬書記走到我跟前問：你來幹什麼？我說我餓了，想討點吃的。這時炊事員在伙房喊：誰把大饃偷去了？馬書記問我：是你偷的吧？跟我來。我跟他走進炊事員的住房。馬書記把門關上，對我說，大饃就在藏在你棉襖裡，你把棉襖給我脫下來！我馬上跪下，給他磕頭求饒，對他說：馬書記，放了我吧，我和女兒一年多沒有吃過大饃。馬書記說：要吃大饃可以，把你那尕丫頭叫來陪我睡一晚，明天早上讓她帶一個更大的饃給你。我說，我那尕丫頭腿腳都浮腫，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你就饒了她吧。如果你不滿意，我願意陪你睡覺。馬書記說，你把衣服脫下讓我看看。我站起來，把大饃拿出來，解開破棉襖和裡面破褂子紐扣，敞開胸膛讓他看。馬書記問，你的奶子呢？我說吃不飽飯，癟啦！我尕丫頭和我一樣。馬書記又叫我把褲子脫下來讓他看。我照辦了。他上、下打量一會，看我瘦得不成人形，不想和我搞，也知道我女兒跟我差不多，放棄姦污我母女的企圖，用穿著大頭皮鞋的腳踢了我一下，罵道：滾！誰稀罕你的臭匹。

我連滾帶爬回到家。女兒見我那狼狽不堪的樣子說，媽，你挨打了吧？我叫你不要去，你不聽，沒偷到東西，還挨了打。

我摸摸胸口，那塊烙饃沒有帶回來，放聲大哭起來。這就是我的苦，我的恨。

說到這，她走到馬××跟前，指著他的鼻子問：馬書記，我沒有冤枉你吧。要不是我餓得不像樣子，那天晚上你能放過我嗎？我們全大隊多少女人被你搞過，你說說！

李秀英在訴苦過程中，邊說邊哭，全場不少社員跟著她哭。馬××低著頭，不敢正眼看她，身子在發抖。

這時，一個衣衫襤褸的漢子，站起來走到馬××跟前，揪住他的衣領，把他拉到會場中心，罰他跪下，他不跪，就狠狠踢他，踢的很重，他「哎吆」一聲，終於跪下了。

仲組長站起來說，大家可以對他批鬥，但是不要打人。

李秀英看見馬××跪在她跟前，不打、不罵、也不踢，而是看著他。過了幾分鐘，她突然蹲下身，手伸進馬××的腰間，雙手使勁一拽，將他褲腰帶拽斷，右手伸進馬××褲襠裡，並大聲罵道：「我要看看你的騷毬咋就那麼壞」……話音剛落，馬××慘叫一聲，歪倒在地。（總團法醫進行屍體檢驗時發現，馬××的睪丸碎了，無疑是李秀英在訴苦會上捏的。）

這時仲組長命令工作隊員將李秀英拉下去。參加會議的社員有人帶頭喊口號，打倒馬××！有人上來繼續控訴馬××，說他裝蒜，命令他跪起來，不准躺在地上，並用腳踢他。仲組長終於意識到，如果不停止開會，馬××有被當場打死的可能。於是他站起來說：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明天下午繼續開。並故意大聲對馬×× 說：馬××，你聽著，回家後好好準備，明天徹底向貧下中農交代自己的罪行。你只有把自己的罪行徹底向群眾交代清楚了，求得群眾諒解，才有出路。

群眾散了，工作組員走了，馬××卻躺在地上不能動彈。仲組長叫一位社員通知馬的家人，將他攙回去。

第二天早上，一位社員早起出去挑水，發現馬××吊死在昨天開會的場基旁邊上的一棵榆樹上。

憤怒的群眾並不因為馬××自殺而善罷甘休，要求繼續對他進行批鬥。尤其是那些餓死人的家庭，要求批鬥他更強烈。他們找工作組說，如果不答應，以後就不參加任何會議。

仲組長召開工作組員開會，討論如何辦。3個大學生堅決反對斗屍體；軍人和農林廳幹部不表態，只有公社秘書贊成。

仲組長說：如果我們不答應群眾的要求，就會挫傷他們的積極性，下一階段對敵鬥爭就很難開展。再說，馬××確實是混進黨內的壞人，全大隊餓死那麼多人，他要負主要責任。他生活腐化墮落，亂搞女人。這樣的人死了活該，不值得同情。我們要堅定地站在貧下中農一邊，這可是階級感情問題啊！

仲組長這樣說，其他人不好說什麼，只有公社秘書明確表示贊成批鬥屍體。

但是，如何批鬥呢？

仲組長說：開會時我們工作組派兩個人把屍體扶起來站著，讓社員批鬥。誰願意扶屍體？

誰也不說話。仲組長說：小瀋（排長）、小路（公社秘書），你們兩個人負責扶屍體。

仲組長知道那3個大學生是肯定不會幹的，只好叫他們倆。

瀋排長不願意，但是他不直接說，找藉口。他說：現在階級鬥爭這樣尖銳複雜，要防止敵人狗急跳牆，報復我們。工作組只有我一個人有槍，我要保證大家的人身安全，所以讓我扶屍體不合適。

秘書小路接著說，要工作組的人扶屍體不太好。斗屍體是群眾要求的，應當由他們選兩個年輕人來幹這件事。

3個大學生隨聲附和。仲組長改變主意，決定選2個苦大仇深的群眾來干。

人選好了。仲組長找他們談話，說明幹這件事的重大意義。並告訴他們，每人發1瓶白酒，開會前喝，以便壯膽。

開會那天，會場戒備森嚴，派民兵把守，不准隨意中途退場。

儘管是群眾要求批鬥屍體的，但是真正開批鬥大會時，許多人藉口不來，派人催了好幾次，有些人仍然沒有來，來的人盡量坐在後面。

隨著仲組長「把死不改悔的階級異己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反革命分子馬××拖出來批鬥」一聲令下，兩個年輕社員從羊圈裡把馬 ××屍體拖出來（馬××死後屍體一直放在大隊羊圈裡），花了一分鐘時間將屍體扶起站立。絕大多數社員不敢正面看，低著頭，有的用眼睛掃視一下，馬上離開。有的社員悄悄站起來，弓著腰，想溜走，被民兵擋回。兩個喝過酒、臉色通紅的扶屍體的人，一邊一個站著，抓住馬××的胳膊，保持平衡，都把頭扭向一邊，不敢正面看馬××的尊容。

工作組唯一的女大學生對我說，她當時非常害怕，一直在看自己的手心，沒有敢看屍體。她聽瀋排長講，馬××死後醜陋無比，舌頭伸出嘴外足有半寸長，她接連幾個晚上都睡不著覺，老做噩夢。

工作組計畫批鬥會開一個小時，四個人發言，每人15分鐘。可前面兩個人發言，每人只用了5分鐘，而且站得離屍體比較遠，不敢看，對著群眾講話。

等第三個人上去批判發言，剛開口講話，扶屍體的人失去平衡，兩個人都摔倒了，屍體壓在右邊那個人身上，只聽他慘叫一聲：「救命啊！」然後兩個人爬起來拔腿就跑。在他們的影響下，整個會場像炸了鍋一樣，社員們驚叫著，奮不顧身逃離會場，有幾個民兵試圖阻攔，被推倒在地。仲組長站起來大聲喊道：大家不要走，肅靜！可是誰也不聽他的，只幾分鐘，會場上只剩下跪著的「四類分子」和站在一邊的「四不清」幹部。批鬥會在混亂中收場。

兩個扶屍體的社員由於驚嚇，當晚發燒，被送到公社衛生院治療，回家後精神恍惚，半個月後才恢復正常。我在調查時曾單獨問他們，你們為什麼願意扶屍體，為什麼又倒了，為什麼害怕？他倆說，他們根本就不願意幹這件事，家裡人更不同意他們干，可是群眾選他們，仲組長找他們談話，不干不行，不干就是和階級敵人劃不清界限。他們是硬著頭皮幹這件事。由於多年沒有白酒供應，事前每人喝下半斤白酒，感到頭重腳輕，站立不穩，加上害怕，手腳抖擻，所以就倒下了。聽老人說，人死了不安靜就會詐屍，所以倒下後，害怕死了，趕快逃跑。回家衣服全被汗水濕透了，然後受涼發燒。

批鬥屍體的場地從當天夜晚起，沒有人敢從那裡走；晚上社員家早早關門，工作組通知開會也不去。「四清」工作陷入停頓狀態。李秀英害怕，回娘家去了，筆者調查時，沒有見到她。

馬××死時43歲，祖輩都是雇農出身。他從15歲開始，就給化隆縣的一個大地主家當沙娃（淘金沙的工人）、當長工，1948年被馬步芳部隊抓去當兵，忍受不了軍官打罵，兩個月不到，就逃跑到果洛一個佛教寺廟打雜。青海省解放後，他回到家鄉，積極參加土改，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積極份子，1952年入黨，是新莊大隊最早發展的三個黨員之一。先後擔任過互助組長，初級農業社副社長，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副大隊長。從他的簡歷可以看出，他歷史沒有問題，是共產黨在農村的依靠對象。黨在農村的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沒有像他這樣的人是不行的。當大隊書記既不是自己篡奪的、也不是壞人混進來的、更不是拉攏腐蝕上級而得到這個位置的。

在全國大規模地開展「四清」運動的目的，毛澤東和劉少奇都說是為了反對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他們煞有介事，似乎中國當時真正的危險是修正主義，是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復辟。其實不然。當時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隨著「大躍進」運動的失敗，政策的調整，工農業生產逐步恢復，大家都在思考一個問題：過去幾年噩夢一樣的日子是怎麼發生的呢？尤其是廣大農民，對「大躍進」時期基層幹部不顧人民死活，深惡痛絕，強烈要求罷免和懲處那些作風惡劣、多吃多佔、打罵社員、逼死人命的幹部，還人民以公道。可這些基層幹部是「大躍進」運動的積極份子，沒有他們，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在農村是搞不起來的。現在出了這麼大亂子，死了這麼多人，中央不承擔責任，使幹部和群眾的對立情緒更加嚴重，以至於在「四清」運動中斗幹部時，老百姓像土改時鬥地主一樣，有人形容這是第二次土改。由於長期推行左傾路線，從農業合作化開始，在農村逐步形成了一股惡勢力，少數基層幹部逐漸蛻變為農村新的惡霸，在上級政權和政法部門的支持下，為非作歹，欺壓百姓，從「四清」運動中揭露出來的他們的惡行來看，有的比舊社會的地主、惡霸還要壞。

為了啟發農民階級覺悟，在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在社員中開展憶苦思甜活動。憶舊社會的苦，思新社會的甜。可是，在開展這項活動中，幾乎每一個工作組都遇到一個難題：社員不憶舊社會的苦，而是憶「大躍進」以來受到的種種苦難。為了做好準備，有時工作隊員事先要教社員如何憶苦思甜，反覆教。可是他們一旦上臺，說著說著就聯繫到「大躍進」，幹部如何打他們，家裡人是怎麼餓死的，說著說著就泣不成聲。在這時，如果原來的幹部在場，只要有一個社員喊一聲他的名字，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腳踢，誰也制止之不了。憶苦思甜會變成武鬥會。他們恐慌、絕望，只好自殺。據湟中縣公安局事後統計，全縣在開展「四清」運動中，有349名幹部自殺，包括16名脫產幹部。到1966年上半年，青海省在13個縣開展的「四清」運動中，有1700多名幹部自殺，其中縣、社幹部45人。這一切都是因為他們執行中央左傾路線造成了嚴重的惡果，而中央又不承擔責任，群眾放不過他們，「四清」工作組放不過他們，迫使他們不得不走這條路。假如沒有「大躍進」，他們會這樣嗎？現在把「大躍進」運動中出現的種種壞事、餓死人的賬，都算到他們身上，是不公道的。要負責的，首先是「大躍進」左傾路線的制定者，其次是地方各級黨委和負責人，最後才是基層幹部。毛澤東也知道在「大躍進」運動中會發生違法亂紀情況，也表示要糾正。但是，不丟掉他的烏托邦的幻想，是糾正不了的。誰要是反對「大躍進」，誰就沒有好下場。所以，儘管他在「大躍進」時期也說過一些不要一味採取高壓政策、不要違法亂紀的話，但是，在根本不改變左傾路線的前提下，這些話只能是表面文章，不會起作用。

隨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繼續深入，毛、劉發生分歧，毛就通過「四清」運動作為預演，為發動文化大革命作準備，徹底打倒劉少奇。

筆者參加了「四清」運動的全過程，從1963年秋天青海省第一期「四清」運動試點單位湟中縣平安公社開始，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撤銷「四清」工作團結束。筆者通過實踐，看到當時青海省農村的實際狀況是：由於「大躍進」的毀滅性破壞，短時間內難以恢復。農村、牧區農、牧民的生活狀況仍然非常艱難。雖然人口大量死亡的現象得到遏制，但是，農民人均口糧只有200斤（原糧），普遍吃不飽飯，穿不上衣；牧民吃不上肉，喝不上奶、吃不到酥油糌耙。要解決農、牧民的溫飽問題，不經過十年八年甚至更長時間是不行的。牧民除了勉強能活著，不被餓死外，經過 「大躍進」共產風一刮再刮，家家戶戶一貧如洗；不少人家牆倒屋塌，難避風雨，連鐵鍋和切菜的刀都沒有，用土瓦罐煮食物。人人衣衫襤褸，蓬頭垢面，十幾歲男孩夏天光腚，女孩沒有遮羞的衣服，不能出門。「四清」工作隊員沒有下鄉之前，不知道農村實際狀況，下去後，才知道農民實在太窮了，農村生活實在太苦了。工作團要求每個工作隊員必須執行八條紀律，違者一律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比如，工作隊員不准帶吃的、喝的，不准下館子；要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等等。同住、同勞動問題不大，同吃就意味著挨餓和得浮腫病。在「四清」工作試點單位湟中縣平安公社，省委書記、省長王昭以身作則，住在一戶叫劉維金的貧苦農民家裡。兩間破屋不能遮風雨，還是工作隊出錢維修了一下，勉強住進。王昭早晨吃的是土豆、白開水；中午吃的是發了霉的青稞麵饃（缺燃料，蒸一次饃吃十天半月），晚上是乾菜泡後用水煮，然後撒一些雜麵，成了雜麵糊，調料是干辣子面。王昭有糖尿病，警衛人員怕他吃不消，想單獨給他弄點吃的，他堅決拒絕，結果一個月不到，得了浮腫病，糖尿病也加重了，不得不到醫院治療。這一期「四清」運動中，先後有幾十名隊員得了浮腫病。有的隊員實在餓極了，偷著吃餅乾，怕被人發現，夜裡藏在被窩裡吃；有的隊員偷著到平安鎮下館子。可是再保密也有疏漏，被發現就倒霉了。300多名隊員中，一共有7個人因違反紀律，被雙開（太左）。還有一個工作隊員因經常挨餓，一次吃土豆吃得太多，結果胃擴張，因治療不及時，被撐死。在這麼貧困的農村，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改變左傾路線，撤換不稱職的幹部，對犯罪的要依法處理，而不是興師動眾，人海戰術，抓什麼階級鬥爭，搞什麼反修防修。隊員中有很多人不理解，但是誰也不敢說，硬著頭皮撐下去，反正只要能熬過那幾個月，就沒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