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這是我在一本書開頭寫的第一句話。這是我從三年自然災害中得出來的親身體會，也是對中國幾千年歷史最原始的認識。
一個人對飢餓的態度與理解，關乎他對政治與社會的理解，甚至整個的人生哲學。在70年代末，我發自內心地擁護和報導包產到戶；後來又不同意把產權改革搞到土地上去，這種態度和宣傳報導立場，來自人生體驗。
1960 年春天，是我們對飢餓體會最深的時候。1959年9月，吃食堂過後接著是秋收減產，勉強把春節熬過去，到了三月裡柳樹飄絮的時候，家家戶戶斷了糧。上學剛剛兩年的我，中午放學回來，太陽在上頭一照，頭暈眼花，走路搖搖晃晃的。角頭街木橋是用兩塊板鋪起來的，很窄。我走到中間腿肚子打顫，看到河裡的水,心發慌，頭皮發麻，嚇得蹲了下來。與同學們相互攙扶著才敢過橋。過了橋,腳步便拖不動了。過了五、六年，我看到浩然的小說《艷陽天》中有一句：「餓得連自己的影子也拖不動了」，我很佩服浩然的這句話，覺得他瞭解農村。那時候，我們便是看著自己在太陽下的影子，走不動了，看著，看著，眼就花了。
從建湖過來有個鄉親叫和尚頭的，有一天在街南頭路邊倒下了。他是走路咚咚響的人，回老家數月不見，這個高大的男人掛著一臉的皮，嚇得別人不敢靠近他。他癱坐在地上哀求說：「大爸大媽啊，有一口米湯喝，我就能回家了…… 」有人問，「你不是剛從家裡來嗎？回去幹什麼呀，」他回答說，沒想到天下都是沒飯吃的地方。在死就死在家裡呀。」大家默默地看著他走了，不久聽說和尚頭死在街南的草垛堆了，死得無聲無息，也不知道死了多少天了。
我家糧食沒有了，吃了幾個月的胡蘿蔔纓子。到了三月，胡蘿蔔纓子也吃完了。野菜成了每頓飯的主食。薺菜、徐徐菜、馬薺菜……每天是一鍋綠水，光撈野菜撈不出米來。有一天，幾種野菜和在一起味道蠻好的。趁著高興，我又到田野去挖野菜，被風一吹，肚裡很難受，倒海翻江了，哇的一聲吐了，全是綠綠的野菜水。
當時我只有8歲，老姨比我大6歲，堂姐桂英比我大兩歲，她們領著我到河西邊挑野菜。看我吐了，老姨便幫我擦嘴，用水濕了濕毛巾，放在我的腦門上，說歇一會就好了。老姨又挑野菜去了，讓我在地上躺一會兒。可家裡下頓還等著野菜，也不能回去。挖野菜時要不斷的尋找，為了節省力氣，便跪在地上用膝蓋往前挪。頭上的太陽像火一樣炙烤著大地，實在因為虛弱，加太陽在頂上晒著，挑了一會野菜，眼睛發花了，直冒金星，一閃一閃的，腿發軟，連溝也邁不過去了。我扶著南邊的堤，站不住，竟倒下了，這是餓昏了。等我醒來時，已是太陽落山了。起風了，天涼涼的，只聽見肚裡嘰嘰的響。老姨還在近處挑野菜哩，我們把野菜合到一起，桂英背著籃子，老姨攙著我，回家了。老姨說我暈過去了，在地上睡了一覺。母親聽了，趕快把給四弟的粥舀一口，我喝下米湯，甜津津的，馬上便有了精神，我又出去玩了。
三弟那時候三歲,嚥不下野菜,整天歪著頭，無精打采。吃野菜多了，拉屎不出來，一拉屎，肛門就疼,見了野菜不敢吃。四弟才一歲，沒有奶水，每天給他一點大米粥，那是全家人的口糧餘下的。餵完四弟，母親用指頭刮刮罐底，讓三弟舔舔指頭上那點米漿。
太陽一出來，白茫茫的一片鹽鹼，像下了雪似的，最多的野菜是鹽蒿子。鹽蒿子耐鹽耐鹼，鹼很重，可它還是碧綠的。只有鹼太重的地方，鹽蒿子長成紫色的，那種鹽蒿子太老，不能吃。在那些日子，便在跑很遠的地方去採。鹽蒿頭採光了，便採鹽精子，也就是鹽蒿子種子，曬乾揚淨後磨成面，摻在野菜裡吃。後來野菜越來越多，薺菜、曲曲菜、馬齒莧都長起來了。
那時候，我深深體會飢餓的感覺。飢餓使人心慌，腿軟，冒虛汗，手腳顫抖。而長期的飢餓並沒有銳利的痛感，那是種慢性的虛脫。胃裡沒有食物，大腦被停止了供給，麻木了。這時對外界不再感興趣，也沒有慾望了。將要餓死的人知道，老師教的共產主義接班人、社會主義新農村，這時什麼也不敢想了，只要能活下去，吃飽飯，那便是天堂了，能飽飽地吃一頓白米飯那便是「共產主義」了。
災荒那年的麥收時節，遍野是拾穗的老人和孩子。那麼多人拾麥穗,麥草尖上只有一粒麥,我們也捨不得丟掉。這時候聞到新麥的氣息，大腦中便有種大難獲救的感覺。
在飢餓中生活過來的人，觀察與理解人生的角度起了特殊的變化。餓怕了的人，是太懂得道理了，能吃飽飯，能活下去便是最大的道理了。後來我覺得什麼都可以改革，就是一家一塊田這一點不能改，有一塊田就餓不死人，沒有田地靠什麼養活人呢？國家這麼大,聰明人很多，點子很多，也有不少餿主意，當家的人首先要考慮一條，人人有飯吃，然後再想其它事。這「主義」，那「主義」，吃飽飯是最好的「主義」。這一條如果站不住腳，很多人就可能造反，這種造反肯定是有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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