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並不意味著居民享受更完善的公共服務。由於政府公共服務支出佔比較低，居民看病貴、教育貴等問題相當突出，財政收入比重過高並沒有有效轉變為居民福利。從某種程度上講，財政收入高增長增強的是政府對經濟資源的控制力，而不是人民的福利。
中國今年前5個月財政收入35470億元，同比增速達30.8%。另據國稅總局官員的估計，今年全年可望實現8萬億財政收入，將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財政收入國。
事實上，由於當前財政收入為預算內的統計數據，若納入預算外的財政收入以及各級政府部門的小金庫等，今年政府預算內外財政收入將穩超10萬億元（有關研究發現去年政府各種收入應該就接近於10萬億，大約為GDP的1/3）。在歐債危機爆發，歐美國家財政收入普遍低增長甚至負增長等條件下，中國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確實顯得鶴立雞群。
當前財政收入高增長與去年基數較低有關，也與當前中國經濟較快增長相關，同時也得益於稅收征管的加強。然而，這些並不能完全解釋近年來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
筆者認為，中國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首先得益於當前中國投資和出口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式。改革開放以來的數據顯示，基於生產環節的流轉稅為主的稅制結構，使財政增速與投資增速呈正相關聯。過度依賴投資雖然為政府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提供了保障，但不可避免地惡化經濟內外失衡，導致居民收入佔GDP比重的下降。具體而言，隨著城市化、重工化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新的引擎，以投資為主導的GDP增長愈發依賴於資本密集型投資，由於資本密集型投資提供的就業崗位有限，導致了居民無法有效分享投資拉動式GDP所帶來的實惠。1997年—2007年，居民佔GDP比重由50%持續下滑到39%左右，恰恰發生在中國重工化、城市化的投資加速時期。
同樣，過度依賴外需導致了一系列負面結果。一方面是資產價格泡沫，另一方面使得以投資和出口為主的粗放式模式得以維繫，從而也推高了中國政府財政收入。財富過度集中於企業與政府部門不僅導致大量私人部門閑置資金炒作資產價格，而且導致高投資，資產泡沫和高投資都有助於提高財政收入。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當前房價泡沫使得政府土地出讓金高速增長和基於房地產的稅收增加（目前房產行業的稅費達到70餘種，稅收佔房價的1/3左右），由於目前房產稅制結構以流轉稅為主，房價泡沫所導致的房產高稅負最終為住房消費者承擔，顯然，高政府收入背後是居民高生活生存成本。
其次，近年來財政收入持續高增長也反映出較高的真是通脹率。稅收是以現值徵收的，這意味著財政收入的增長實際上反映了經濟真實的通脹壓力。當前中國的通脹狀況集中反映為高PPI和資產價格泡沫，這為財收高增長提供了基礎。
政府財政殷實理應為改善民生提供財力保障。然而，從當前的財政支出結構看，國富並不意味著居民享受更完善的公共服務。由於政府財政支出預算中，公共服務支出佔比較低，居民看病貴、教育貴等問題相當突出，政府財政收入比重過高並沒有有效轉變為居民福利。相反，由於財政預算中建設型支出佔比高、政府行政成本較高，從某種程度上講，財政收入高增長增強的是政府對經濟資源的控制力，而非居民公共福利的「果實」。過度傾向於建設型的財政體系，在提高城市化、加速 經濟重工化的同時，也使勞動者難以分享經濟增長的實惠。因此，適當降低政府收入比重，有助於糾正經濟內外失衡，剎住居民收入持續下降的趨勢。
另外，政府財政收入佔比過高，增速過快正導致經濟資源使用效率下降，不利於經濟的健康發展。其一，政府部門本身不直接產生財富。建設型財政項目大都集中在基礎設施、公益等領域，投資效率低，甚至大量項目無法產生收益，近年來銀行不良資產主要集中在與政府和國企投資相關的項目中，反映政府主導的建設性財政支出推動經濟增長的效果不佳。而過多的經濟資源集中於效率較低的政府和國企手中，將降低資源使用效率，從而牽制經濟的健康發展。其二，政府財政收入過快增長，雖然可以為改善民生提供了財力保障，然而，過於複雜的轉移支付體系，既導致了財政資金的低效使用，也面臨著較高的執行成本，並不可避免地為腐敗提供溫床。
由此可見，改革稅制、財政預算支出結構，適當降低過快的財政收入增長，使經濟資源更多地為效率相對較高的私人部門持有，不僅有助於經濟健康發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而且有助於保障財政收入可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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