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國模式展開世紀性大討論

以倡導「三寬」(寬鬆,寬容,寬厚)著稱的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先生,因患癌症,於5月9日逝世。

據高瑜女士說,朱厚澤先生在生命即將走到盡頭時,還關注中國未來的發展,提出了就中國模式展開世紀性大討論的建議。無獨有偶,這恰恰也是《北京之春》雜誌在今年年初向作者約稿時列出的一個大題目。

曾與朱厚澤共事的姚監復回憶說,今年1月,他去醫院探訪朱厚澤,聽朱厚澤再次講到中國發展模式的問題。他認為這個問題應該非常嚴肅地對待。中國模式是以低人權、低工資、低地價使資本家和地方財政得到土地紅利、人口紅利的模式,這種模式表面上、短期看是有效的,但是不是可以持續發展?朱厚澤說,中國道路到底是可以放諸四海而皆准的非常好的經驗,還是像蘇聯道路一樣,在二十一世紀給中國和世界帶來悲劇性的後果。

在這段話裡,朱厚澤講到了兩個問題。一是中國模式的特性,一是這種模式是否可持續,可推廣。我的朋友丁學良專門寫過一篇文章「‘中國模式’為何不好推廣?」他的回答是,因為中國模式付出的社會成本太高。丁學良寫道:「你能向別的國家明白地說,‘你要達到這種成果,一定要取消所有弱勢群體組織起來,維護自己正當權益的權利’嗎?中國的無權農民工、黑窰奴工、煤礦事故、拖欠工資這些,是相關產業‘高效益’的重要原因,你能這麼強行地幹,但你能向世界名正言順地推薦嗎?你能向那些來訪的發展中國家人士開導說,要在短期內有中國城市裡那麼漂亮的馬路、綠地、豪華建築,要開展有效的造新城運動,你們一定要敢於強制征地,對農民耕地被剝奪引發的社會矛盾和暴力衝突,要無情鎮壓?」

丁學良的這些反問非常有力。由此引出的進一步的問題就是:為什麼別的國家很難做到的事,中國就做到了呢?而且還是在共產黨統治下做到的。中國模式的一大特點就是對工人農民的無情剝奪與壓制,而共產黨卻是以「工人階級先鋒隊」相標榜,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稱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現在,工人農民都被叫做弱勢群體了,可是當年共產黨鬧革命,卻是以工農翻身做主為號召;在整個毛時代,工農都是被奉為領導階級的。不少人把中國模式概括為「一黨專政加市場經濟」(有人還加上「對外開放」)。然而按照這一概括,49年前的國民黨豈不早就是中國模式了?

丁學良還寫過一篇文章,解釋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東歐各國共產黨政權紛紛垮臺,為何唯獨中共政權得以倖存並煥發青春,大放異彩。丁學良的回答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成功地和共產主義的宿敵──資本主義結了婚,而其他共產國家的共產黨則是把「消滅資本主義」當作不可更改的原教旨,所以無法生存下來。丁學良的這一解答很值得商榷,因為很多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在嘗試「復辟資本主義」方面比中共還要早得多;另外,在共產專制垮臺後,蘇聯東歐等國的前共產黨人們也大都接受了資本主義。在我看來,真正的區別是,蘇共、尤其是東歐共產黨意識到,他們不可能在放棄共產黨的基本教義之後,還在那裡打著共產黨的旗號繼續壟斷權力,實行專政。他們的臉皮沒有那麼厚,而他們的手在試圖扣動扳機向人民開槍時沒法不發抖。

因此我以為,要正確地解讀中國模式,僅僅對現狀作靜態的描述是很不夠的。我們還必須花氣力對歷史、對其來龍去脈作動態的描述,尤其是要對若干歷史轉折關頭發生的重大事件進行深入分析。不但要探究它們是怎樣發生的,而且要探究他們為什麼發生,為什麼是以這種方式、而不是以那種方式發生,以及前一事件對後一事件的制約和影響。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其特性有更準確的把握,對它所蘊含的價值有更透徹的瞭解,從而也就對它將會給世界帶來什麼樣的後果有更清醒的估計。

(文章只代表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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