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夫利克:從大紅大紫到灰飛煙滅

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前蘇聯出了一位婦孺皆知的少年英雄。一時間,不知道有多少街道、學校、圖書館、輪船、飛機以他的名字命名。不知道有多少作家、詩人、畫家為他樹碑立傳,包括大文豪高爾基在內。就連火柴盒上也印著他的頭像,在莫斯科為他還立了紀念碑。他的名字叫帕夫利克。然而,時光到了1989年,紀念碑前再也沒有成群的少先隊員和成人來這裡宣誓和瞻仰了。人們對他的反應是不屑一顧:「那有什麼好看的,早該拆了。」到了1991年,連同紀念碑及少年英雄的銅像全被拆除(見《隨筆》05.5期藍英年文,下未註明的均同)。從此,罩在帕夫利克頭上的那些數不清的光環灰飛煙滅,在俄羅斯再也沒有人願意提起他了。

導致這位少年英雄從天上到人間,從根本上講,是因為他乃當局為了某種政治企圖而精心設計和製作的、為邪惡政治服務的一個工具。用優美的外衣將其包裝,爾後通過強大的宣傳機器將「產品」迅速推出,供全國人民好好學習。實際上,帕夫利克既不是道德的化身,更與崇高無緣,他只是一個極普通甚至還有些愚昧的俄羅斯農村小孩。人們知道,上世紀三十年代斯大林推行的農業集體化運動,實質上是憑藉強大的國家鎮壓機器,公然去剝奪農民的財產和利益,因而遭到了農民的強烈抵抗。在這場「博弈」中,很多富裕農民從肉體上被消滅。有人統計,農民死亡的數字為六百萬至兩千二百萬。這中間,不少農民是被餓死的。但在這種情況下,當局同樣逼農民交出糧食,其手段又極其殘忍和下流。肖霍洛夫在他家鄉看到的是這樣的情景:為了讓農民交出糧食,官吏「往女莊員腿上、裙子下擺上倒煤油,用火點著再扑滅問道:‘說不說,糧食埋在哪裡’……二三月把男莊員扒光,讓莊員沿牆排成一排,然後用獵槍霰彈朝他們頭頂上射擊」。其實,農民早已無糧可交。於是慘境出現了,同樣是肖霍洛夫的描述:「莊員和個體農民都快餓死,大人和孩子浮腫,吃的都是人所不能吃的東西,從動物屍體到柞樹皮,以及沼澤地裡的各種草根 」(藍英年、花城出版社《被現實撞碎的生命之舟》P189)。在這種情況下,少年英雄便應運而生了。
 
帕夫利克一家住在靠近西伯利亞的一原始森林區,父親因為受不了母親的邋遢,一怒之下離開家跟別的女人去過了。於是餵牛、劈柴等活都落在了只有12歲的帕夫利克身上。他在母親的慫恿下為了嚇唬父親讓他回家,即向政治保安局、即後來的克格勃告發了父親。當時流放到這裡的有很多屬於敵對階層的「富農」,便說父親為這些「富農」辦事,是蘇維埃政權的敵人。而當局此時的目的,正是想用這種餓死、凍死的方式消滅這些「富農」。帕夫利克的出現,讓當局找到了一個實現這種旨意的打手,經過一番精心包裝,藉助強大的宣傳機器,一夜之間,一個「蘇聯所有兒童的光輝榜樣」、敢於告密、敢於和父親的「反動行為」作鬥爭的少年英雄便隆重「出爐」了。號召全體農民,要像少年英雄一樣,不能被親情所迷惑,勇敢地揭發父母藏糧不交的行為。帕夫利克這一年便死掉了,當局說是他的爺爺等親人因為告密而將他殺掉的(其爺爺等人由此全部被鎮壓)。而俄國現在的學者的考證是:為了樹帕夫利克這個「典型」,必須讓他死掉,是「執行者」將他殺掉的。可見這種樹英雄的手法多麼卑劣。戈培爾用過,「四人幫」也用過,當年江青集團樹的英雄或典型,如張鐵生、朱克家、李慶霖等等,幾乎與帕夫利克的「被發現」如出一轍。從帕夫利克今日的灰飛煙滅,人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違背甚至強姦民意之基礎上樹立的所謂英雄,靠宣傳機器成就的所謂英雄,先定個某種框框然後再到現實中去找的所謂英雄,可能大紅大紫於一時,要想久遠,恐怕很難。
 
在民主國家和地區,好像沒有樹英雄、塑典型的習慣,像比爾·蓋茨、李嘉誠那些動輒斥巨資於社會公益或救濟事業的大慈善家,好像政府並沒有刻意去宣揚、樹立他們為英雄和典型,更多的感覺是:其品質於那種土壤裡天然形成。去樹反而有畫蛇添足之感。這就給人們提供了一個信息,到處都是樹的英雄和典型,反折射出社會的某種虛弱和底氣不足。再則,把一個人宣傳得「至善至美」,不知別人如何想,而我對此常取敬而遠之的態度。其實,莊子早就說過,「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還是平民更真實些,聚光燈下有些人的言行難免要失真。
 
最後再說一句話,帕夫利克,一個年僅12歲的孩子,他也是無辜的,或者還是一個受害者,因為他的「典型」的作用而給社會帶來的危害是不能由他來承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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