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5月12日發生的裡氏8級汶川大地震不僅震撼了中國，也驚動了太平洋彼岸的美國。美國最大的電影頻道HBO特撥經費，派出15次獲得艾美獎的記錄片名導Jon Alpert及其助理Matt O’Neill前往四川，希望拍攝一部地震科教片，以警醒可能發生大地震的美國西岸民眾，為美國人尋找最佳的搶救措施，減少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
攝製組還有兩名來自紐約市立大學的華裔學者，廣東籍的鄺治中教授和四川籍的夏明教授。四人於震後第十日飛抵成都，在震區拍攝了十天，地震暴露出的中國社會矛盾改變了他們拍片的初衷，製作出了一部中國社會問題記錄片。在紐約，HBO執行總裁Sheila Nevin看完樣片，決定追加投資精心製作，這位頂尖的記錄片製作人認定該片有望摘取09年奧斯卡記錄片獎。
09年5月5日，HBO在時代廣場總部為該片首映舉辦酒會，7日晚8時該片將在全美HBO頻道播放，這部片的片名是《劫後天府淚縱橫》(CHINA'S UNNATURAL DISASTER: THE TEARS OF SICHUAN PROVINCE)，總長度39分鐘。
震區拍攝十日
攝製組於5月22日到達成都，四人帶著衛星電話，下了飛機還在當地配了手機，租用了兩輛吉普車。他們從報導中選取了兩個重災區，夏明和Jon Alpert去綿竹市的漢旺鎮，鄺治中和Matt O’Neill去都江堰市的向峨鄉。
第一天(23日)：漢旺是綿竹的工業大鎮，位於綿竹市正北偏西10公里處，人口有七八萬之多。因為災情嚴重，這裡駐紮了很多軍人。攝製組在漢旺拍攝到了片中第一個畫面，一位小女孩走向倒塌的學校，向死在廢墟裡的同學鞠躬。
第二天(24日)：聽說綿竹市富新鎮家長要遊行到60里開外的成都請願，倒塌的富新二小死了很多學生，家長們在廢墟上搭設靈堂，花圈一直擺到了街上。攝製組立即轉向富新，在路上遇見了遊行隊伍，Jon Alpert扛起攝像機混入遊行隊伍中，在都江堰的另一攝製組也火速趕來，Matt O’Neill拍攝外圍。
他們跟著行進了20多公里，拍攝了這樣的畫面：綿竹市委書記兼人大主任蔣國華下跪阻擋遊行隊伍，家長們和德陽市常務副市長張金明的對話，和德陽市副市長宋玉華的爭吵，還拍攝到一位新華社女記者被當地官員驅趕。可能是攝製組的存在給遊行家長們增加了安全感，家長們直叮囑他們：請跟緊我們，請跟緊我們。遊行家長引來的官員中，有德陽市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陳正權，他招來外事警察，四人被告知不允許拍攝遊行。
第三天(25日)：前一日巧遇家長遊行，使他們決定聚焦於死難學生，這一天他們在德陽拍攝倒塌的學校。
第四天(26日)：他們去死難學生在農村的家中做家訪，採訪順利無人干預。
第五天(27日)：聽說漢旺中心小學家長們在堵路抗議，他們趕往拍攝，又遇上了德陽市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陳正權，著令外事警察查驗護照，發現他們持旅遊簽證，並無採訪許可，這一天德陽市公安局發令，四人必須離開德陽地界，否則將遭逮捕。
第六七八天(28、29、30日)：四人離開德陽，去都江堰、什邡和成都，走訪拍攝了十多所學校。
第九天(31日)：四人在成都聽說德陽綿竹富新二小的家長們將在六一兒童節舉行活動，為在天堂中的孩子們過節。這一活動非拍不可，這些畫面將會為記錄片增色，但四人再去德陽，恐怕凶多吉少。於是他們做了第二手準備，僱請了一名當地攝影師，Jon Alpert給一臺攝像機讓他分開行動單獨拍攝。
第十天(6月1日)：四人坐著吉普剛到富新二小門口，就被警察包圍。他們無法下車，只能放棄拍攝驅車回到成都。當地攝像師沒被警察盯上，但在離開現場時被警察跟蹤，一直尾隨至成都，在成都兜了很大的圈子才甩掉警察，把錄像帶交給攝製組。由於當地攝像師坐的是夏明在成都姐姐家的私家車，警察逕直前往夏明姐姐家搜查。這天下午，四人前往成都一家超市購物，兩位吉普車司機在停車場被警察扣留，警察從十多輛警車中衝下來把四人團團圍住，後來他們才知道這是德陽警察和四川省公安廳出入境管理局的聯合行動。警察堅持要把四人押往四川省公安廳，他們拒絕，雙方在停車場僵持。他們打電話給美國駐成都領事館，被告知要避免警察衝突，於是便去了省廳，做了訊問和筆錄，一直折騰到午夜十二點，共耗去8個多小時。因為夏明在四川有人際關係，警察沒有搜查和扣留他們放在賓館的拍攝素材。四川省外辦人員告訴他們：你們絕對違法，馬上離開！國務院已下了新指令，六一以後，四川外辦發的採訪證全部作廢，原來有證件的人都未必可以再採訪，何況你們什麼也沒有，快走快走。
第十一天(6月2日)：四人在上午乘機離開成都。
6月23日至7月31日，回到紐約的夏明教授把58個小時錄像中的四川話全部翻譯成英文。8月，開始剪輯，最初成片一百分鐘，後精剪為一個小時，Sheila Nevin將目標調整為角逐奧斯卡獎後，追加投資重新編輯，將未來市場擴大到電影院，並按奧斯卡要求，片長減為39分鐘。
被掩蓋的豆腐渣
四川地震共造成七千多所學校倒塌，中國公布的師生死亡人數是7千多人，封從德在震後的5月20日根據中國公開報導所做的統計是16365人。(見封從德：汶川師生遇難人數估算報告)
攝製組認為中國政府在學校建築質量問題上掩蓋真相。根據他們在災區所見，學校建築倒塌比其他建築多，富新小學的教學樓倒塌，旁邊樓房卻沒倒，連門口一棟百年建築都沒倒，農民自建房也沒有整體垮塌，而教學樓卻結結實實的垮塌了。都江堰的新建小學教學樓也是一垮到底，周邊樓房都沒有垮。向峨小學全部垮塌，而旁邊的醫院紋絲不動，紅白中學也是如此。
在學校拍攝的時候，基層地方官員向家長們保證：我們一定查，一兩個月就拿出報告，給大家一個說法，把罪人送上法庭。他們還拍攝到建築專家在查看鋼筋和混凝土後，指出明顯不合格。
原本說一兩個月可以出的報告，後來一直沒有出籠，也沒有官員因學校倒塌受到處罰。人們看到的是政府用錢來解決問題，每個死去的孩子賠六萬，再給家長存入三萬元的社保。政治學教授夏明認為學校建築質量問題牽涉很多官員的瀆職和腐敗，深挖下去，恐怕會挖垮官場這張網，四川地震會引起巨大的官場地震。「共產黨通過政治上的分贓制度，通過機會、榮耀、物質和官職，來擺平下面的官員。官員又是通過同樣的分贓，擺平黨的積極份子和骨幹分子，黨的骨幹分子又如法炮製在群眾中尋找自己的骨幹，如此這般一層層地建立起黨的根基和體系。」夏明認為這才是捂蓋子的根本原因。
「學校出問題，綿竹和德陽的黨委書記們和市長們恐怕脫不了干係，深查下去會觸動黨的基層官員和骨幹分子的網路體系，所以黨寧願花錢解決問題，也不容許基層網路被觸動。」夏明說：「我認為捂蓋子的決定是由中央作出的。」
中國在地震中心
十天在震區的拍攝，產生了一部準備角逐奧斯卡的《劫後天府淚縱橫》，也為夏明的政治學研究帶來了新的題目，他的新著《中國在地震中心》已經列入了哈佛大學出版社的出版計畫。
按照中國的歷史邏輯，天災必有飢荒，歷來是災荒相連，飢荒後出現流民，流民帶來混亂直至起義。夏明在四川震區發現，共產黨再次推翻了這一歷史邏輯。 1960年代的三年大飢荒，沒有天災卻有飢荒，但卻沒有流民，更沒有混亂，因為共產黨強大的控制使得老百姓餓死都無法反抗。
這次川震出現了另一個邏輯，有天災，但沒有飢荒，百姓得了高補償還是要抗議鬧事。夏明認為這是因為中國底層人民的根本需求，已經從過去對食品安全的追求，轉向追求人身安全保障。這就是為什麼，政府給他們發放了救濟糧、撫恤金，他們還是要討說法、討公正。夏明引述了記錄片中一位喪子母親的話：錢，我不要！我們要記住這是一個血的教訓，未來不能讓它發生在其他人身上。
夏明認為此話出自中國農民之口，說明中國百姓對人生的價值、尊嚴和安全的追求，超出了過去生活在飢餓和死亡邊沿的人們對食品安全的追求。人們可以看出改革開放30年，中國人價值和尊嚴的提升。「這是中國最大的進步，但也是對中國共產黨體制一個很根本的挑戰，共產黨認為你們吃飽了，為何還要放下筷子罵娘，因為共產黨還在用食品安全的底線來要求中國人。」夏明分析說。
夏明在震區的第二個發現是：中國百姓的抗議沒有激化成暴力衝突。他們拍攝了百姓對官員嚴厲的質問，甚至罵官員狼心狗肺，但衝突始終停留在言語層面，沒有激化成暴力，他們甚至看出警察的心慌膽怯。夏明認為這是中國的進步，因為中國官員保持了極大的克制。在他們的親身經歷中，儘管不斷遭受警察阻攔甚至扣留，他們發現警察的自我克制。
夏明在《中國在地震中心》要闡明的另一觀點是，中國政府在處理基層危機上的失敗。在拍攝中他們發現，德陽富新二小家長們示威的成功激勵了遠在都江堰的新建小學的家長們，於是他們去堵路。夏明認為中國政府的危機處理方式是揚湯止沸，解決不了根本矛盾，結果是這邊壓下去，那邊又起來了。
豆腐渣學校問題至今沒有解決，始終沒給老百姓說法，夏明打電話回四川回訪家長，年老一些的人會說：這就是天命，我們認了，不再想這些事情了。
但火焰並無止熄，問題會接踵而至，別的地方矛盾爆發，這裡的百姓也會趁機宣泄自己的委屈憤恨。夏明認為這就是為何在中國，一件小事就可以引發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如貴州瓮安事件，一個女孩淹死，帶出了計畫生育被罰款者、被城管驅趕者、受過欺負者等等一系列人，人們把老賬新賬一起算。夏明認為這種揚湯止沸的危機處理模式，根本沒有解決每一個細小的危機，這與中國政府要追求的和諧社會背道而馳，因為每個細節都埋伏著定時炸彈，一旦風吹草動，就釀成大危機。
中國政府處理基層危機的失敗還表現在《劫後天府淚縱橫》中幾個有趣的鏡頭：下跪的綿竹市委書記說「走，我也跟你們一起去，我也有很多冤屈。」一個鎮長說「去，你們去跟上面說，讓他們知道情況，也好幫助下面解決問題。」
層層有冤屈，下情不上達，基層官員怕自己管不住下面，會被上級問罪。一旦基層問題控制不住，小官員們就有意把事情弄大，讓上級知道此事重大棘手。夏明認為中國的底層官員有兩個極端的選擇，為了摀住問題，他們不擇手段甚至下跪，一旦摀不住，他們就把事情誇大，讓上級覺得不得了了革命了。小事變大事，基層官員一來可以推脫責任，二可引起上級注意。因為上級財政比基層充裕，可以用緊急財政撥款用錢來解決問題，於是地方官員得以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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