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 視（下篇,三)
王道問題才是天下之大本
【王位繼承屬於文化標準之下的政事技術問題】
從文化的角度，無論誰做王，天地人君臣民的關係都應該是一樣的，即都是法天愛民，天下為公，君為臣綱，三才合一。這個文化可以支持、要求任何人做王，也可以適用於任何人做臣、做民。這個文化不隨具體人的變化而變化。
王位如何傳承，屬於文化標準之下的政事技術問題。
【技術問題應該臣服於文化問題之下】
技術問題與文化問題，屬於社會及人類問題的兩個層面，相互有高低的區分。其中文化問題屬於更根本、更高的層面，技術問題屬於更具體、服務性的層面。
所以關於王位繼承問題正確的討論方式，應當是圍繞著文化問題為核心，來決定技術問題的答案，而不能反之。
【例如世襲制與民選制問題•之一】
例如關於世襲制與民選制的優劣，曾經有多種討論。有人認為世襲制優秀，是因為世襲制能夠促使前一代盡力治理、不惜留美於後一代，而民選制受任期所限，容易發生短期效應。有人認為民選制優秀，是因為民選制能夠限制腐敗、淘汰無能，而世襲制缺乏必要的對王權制約。以上討論無論各自觀點是否正確，但討論方式都是正常的，都是以「愛民」、以文化問題的答案作為衡量標準。
如果以體制問題的答案作為衡量標準，例如根據自己的信仰認為世襲制符合尊王原則，或者認為民主制符合民主原則，以上討論無論各自觀點是否正確，都是錯誤的討論方式。
【例如世襲制與民選制問題•之二】
選擇了正確的討論方式之後，就需要確定正確的文化問題答案，從而作為正確的衡量標準。
例如，貫三才於一道，達到三才合一，是正確的答案，也是正確的衡量標準。
反過來，最大限度地發展生產力，就脫離了三才合一的框架，蘊含著加大天人矛盾的缺陷，就是錯誤的答案、錯誤的衡量標準。
再例如，促進優秀人種代替劣等人種，就脫離了普遍關愛天下人民的大方向，就是邪惡的答案、邪惡的衡量標準。
【王道才是天下之大本】
所以在中華文化體系中，王位如何傳承不是原則問題，而只有如何傳承王道、實現王道、維護王道，才是原則的、根本的問題，才是天下之大本。
文化出現系統扭曲，王位傳承成為天下之大本
【經歷夏商，確立王位家傳】
但是經歷了夏商之後，中華文明出現了系統扭曲。
夏、商兩個朝代都實行王位家傳，或者父死子繼，或者兄終弟及。經過幾百年的延續，王位家族承傳變成了慣例、制度。
【王的含義簡化為主宰】
「王」的含義隨之發生簡化、扭曲。在傳統文化中，「王」的本意是「貫三才為一道」，是對此種生存方式負責的人。但後來「王」字當中「貫三才為一道」的含義逐步被淡化甚至忘卻，其「宰制」、「主宰」的含義被流傳下來。
【文化的重大扭曲】
淡化、忘卻以及流傳的原因都是同一個，都來源於現實政事實踐。因為在政事實踐當中，「貫三才為一道」的偉大內涵被人忽視，而「主宰」的含義被人重視。經歷了幾百年的長久時間，實踐領域王道內涵的放鬆，導致了文字本身意義的簡化扭曲。
這個變化非同小可。王道的光輝落入歷史的深層回憶，而霸道的路徑日益浮現、化成現實的選擇之一。中華文明的現實已經走出王道的殿堂，踏上王霸分野的舞臺。
【王位傳承被說成天下之大本】
王道本身沒有被人們忘記，仍然作為正面的理想傳統被世代流傳，尤其流傳在史官、文化人之中。但是對於王位本身，君臣當中的不少人更重視現實的「主宰」內涵，而忽視、淡忘「貫三才為一道」的神傳內涵。王位如何傳承，對他們而言變成了一場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成為政權集團內部最敏感、最重視的問題。政權集團當中許多人因此考慮，而將王位傳承問題說成是「天下之大本」。
周朝復興中華文化，確立嫡長子繼承製
周初聖德，引領中華文化復興
【周初聖德，引領此後三千年】
至周朝時，迎來了中華文化一次復興光大。由黃帝續傳豐富的王道文化經過夏商的波動，在周初得到文王、武王、周公等諸多聖賢認真、誠懇地予以弘揚，而且形成了詳盡的具體處理辦法。周初聖賢「以聖德而服事殷，順天應人而革命，日三吐哺輔佐周王」的偉大精神感動了中華三千年的歷程。周代的政事制度、思想文化向後代留傳下來，也引領了中華文化此後三千年的歷程。
【中華文化再次復興】
夏啟確立家天下後，歷史上沒有見到夏王朝慈愛天下人民的勝跡記載，而只是猶如一般的政權爭奪者在努力爭奪政權。夏桀即位後，中華歷史上出現了一位聖君，即湯王。商湯王以及輔佐伊尹給中華文化從新灌注了愛民為本的精神，但是在商代也沒有穩定系統地流傳。
周初聖賢對於中華文化的復興，與商湯王有所不同。最大的差異在於周初聖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結合天道啟示與人性的實際，制禮作樂，並且裂土分封，將所制的禮樂教給所有諸侯國使用。周初聖賢系統地確立了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的王道實踐模式，細緻入微，幾乎無所不包。其所確立的王道實踐模式能否達到完全適當暫且不論，但是周初聖賢用心之深、努力之巨，實乃最近一次人類文明以來全世界之唯一。
所以周代後裔延續了八百年的王位，而周文化引領了中華文化三千年的歷程，承傳了黃帝所留傳的王道傳統。聖德大業，至矣哉！
確立嫡長子繼承製
【周代確立嫡長子繼承製】
夏代商代由於王者德行不同，既有興盛，也有衰落的時代，而且王道的內涵幾乎不傳。為了彌補夏商家族王位傳承辦法的不足，周代確立了嫡長子繼承製。
【周代嫡長子繼承製的真髓】
周代的方式體現了中華王道文化的深刻內涵。基本核心是：崇尚教育，家族優先；君為臣綱，輔佐君王。
在整個社會所有的教育體系內，王族的教育體系是最完善的。王的元妃選擇、修德、胎教都要沿著已知並且規定為制度的最佳方式進行。嫡長子出世後，就按照將來作王來安排所有教育。臣下要盡心輔佐君王，其他的王子出生後，也照此臣道教育。王未必是世上最有能力、最賢明的人，但是國家制度為王者設師、設輔佐等等。王師、輔佐等本著君為臣綱的大根本，盡力輔佐王者，協助提升王者。其他所有臣下當然也要盡力輔佐君王。
周代確立嫡長子繼承製，其內涵不僅是王位的繼承，而且更加包括王的培育、整體制度對王道的保障。
以王道文化之長彌補預定王者之短
【不期望直接選拔最賢能的王】
其實周代確信，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超出普通人的世外高人數不勝數。所以周代並不試圖通過王位傳承製度直接選拔出來最賢能的人。但是周代爭取、保障最賢能的人作臣，使其發揮才幹。這是嫡長子繼承製之下整個教育、國政體系的重要核心。
而且，就整個社會而言，嫡長子繼承所傳達的長幼次序、禮讓互助、以及孝敬態度，應該比單純選擇賢能王者更重要，更加能夠推動社會安定和諧，更有助於王道實踐之達到。
【以王道文化之長彌補預定嫡長子之短】
這就是周代確立嫡長子繼承製的深層原因。主要是一個文化上的方案，以王道文化之長彌補預定嫡長子之短。
其實也代表了周家族對於天道的完全相信。
未臻完美的最佳選擇
【從文化角度，嫡長子制度就是最佳選擇】
但是，如果能夠在王族兄弟或者更大範圍內確立真正最有德才的人作王，同時又能夠貫徹君為臣綱，是不是更完美呢？
如果人性都是理想、完美的話，其實如何安排都能行得通。周朝先祖有一位古公亶父，古公亶父有三個兒子，長子曰太伯，次子曰虞仲，三子曰季歷。其中三子季歷娶賢婦人，夫妻所生的孩子叫做昌，有聖明的預兆。古公亶父說：「我們世代應當有興旺的，他就在昌身上吧！」所以太伯和虞仲就知道，父親想要把自己的爵位傳給三弟季歷、從而最後傳給昌。於是太伯、虞仲兩人跑到荊蠻地帶，紋身斷發表示自己堅決隱遁。後來古公亶父去世，季歷立為公、稱為公季。公季去世，昌立為公，就是西伯，也就是後來的周文王。這個推位讓國的歷史故事，表明瞭在完美的人性面前可以做出嫡長子以外的選擇，而家族依然美好，國家亦然安定。
在上古五帝的王位傳承中，多次都是年齡小的子弟得到認可。當時沒有嫡長子的制度，也沒有見到爭奪的記載。
如果人性沒有如此理想、完美，則擴大範圍選擇繼承人的設想並不現實。商代的歷史已經證明，兄弟之間也會發生爭鬥。如果人性不理想而遴選範圍更大，則爭奪也會更多。如果因王位繼承發生爭鬥，從而勾引、影響了整個社會的孝道文化、禮讓互助等，其所產生的破壞性非常嚴重，遠遠超過了單一選擇一個更好王者所可能發生的好處。
【從現實角度，嫡長子繼承製尚未完美】
如果跳出發揚文化的角度，則嫡長子繼承製尚未達到完美。首先他強迫嫡長子必須接受王位。歷史上有不少人，欲不做王而不得。雖然周代確立的王道之重點在於通過輔佐彌補王者的不足，但是畢竟不能完全彌補。如果有德有才、應當做王的人沒有做，而不願做王、在這方面德才不夠美好的人做了王，那不是天下眾生的損失嗎？不是制度本身的缺陷嗎？
周公制禮作樂、周王確立天下制度的歷史時刻現在無法完整復現，也無法得到他們的全部思想。現在看，嫡長子繼承製確實存在這些缺陷。但是這些缺陷最終導致的結果如何，卻不取決於嫡長子繼承製本身，而取決於天下臣民自身。如果臣民純粹、人性美好，則王者可以高枕無憂而做王。如果臣民複雜、人性醜惡，則王者不堪其位，而臣民遭殃，王臣共同赴難。
世界上並不存在能夠完全彌補人性弱點的完美制度。
周代的選擇，其實是將天下的一部分未來託諸天下自身。也是因為周初聖賢對王道的完全依賴，對天道的完全信賴。
目地與手段相互顛倒，正面文化發生變異
目地與手段相互顛倒
【把國家治理好，就能夠保有王爵之位】
周代提出：「上天無親，惟德是輔。」把國家治理好，就能夠保有王位、公侯爵位，繼續光宗耀祖，福蔭子孫。但是如果治理不好，就可能失去王位、公侯爵位，給自己留下了羞恥。所以治理好國家與保有王位、公侯爵位是統一的。
【不同的人在內心深層的態度也不同】
但是面對這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在內心深層的態度也不同。
對聖賢來說，治理好國家、實踐留傳王道是目地，保有王爵之位、嫡長子繼承等都是所需要的手段。但是對於聖賢之下的人來說，治理好國家是手段，保有王爵之位、家族傳承是目地。
【幾百年演變後，爵位家傳變為目地】
周初經過分封，形成了眾多諸侯國，都尊奉周王、周公的教誨，到自己的封地去平治一方。許多諸侯屬於聖賢之下的人，絕大部分是以保有爵位、家族傳承為目地，而把遵照周王、周公的教誨作為手段。這些諸侯國經過幾百年續傳維持之後，爵位家傳成為政治領域一切活動的中心，而王道已經被公認為手段之一。
目地是相對穩定不變的，而手段卻是容易變化、可以變更的。這引起政治文化的大演變。
正面文化發生變異
【王道傳續構成正面文化】
中華政事文化發生演變，構成了多面的狀態。首先出現了王道與霸道的分別。其次宮廷之術、官場之術也出現了。
正面文化與負面文化同流而下。其中正面文化就是延續歷史上王道傳統的那部分文化。
【根元頂出，化為仁政】
但是正面文化沒有完整無誤地把後代傳遞，而是發生了相當的變異。
首先是「普遍關愛」的根元被頂出，演化為「仁政」的主幹。
「仁」與「普遍關愛」存在相當的差距。因為中華傳統的本來以普遍關愛作為「王道」的根元。如果脫離了這個「普遍關愛」的基礎，對應的公共政治本身就不應該存在。而「仁」雖然也是普遍關愛態度的體現，但它只是「為政」的品德之一，是對「為政」的期望，而不是政治活動的元始。政治活動的元始已經無意有意之間變成了爵位繼承。
【王者不為，垂拱而治，成為單一正宗】
在完美的王道中，因為王者具有很高的境界與水準，那就既可以組織、運用臣子發揮智慧才幹，也可以直接參與圓滿一些事業。
但是在王位家傳成為規範的時候，因為王者的素質、水準未必能夠獲得保障，所以「王者不為，垂拱而治」成為單一的政治正宗。如果王者對於具體事務參與過多，即使效果不錯，也被視為不美。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這句話被後代引用為王道的標準境界。
【君為臣綱，演變為忠】
原本以「普遍關愛」為基礎形成的「君為臣綱」演變為「忠」。「忠」與「君為臣綱」表面上相同，但實質差別很大。「忠」指向一個對象，而「君為臣綱」圍繞著一項事業。
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忠」指向的通常是「君王」，有的時候是指向「社稷」，這是「忠」的兩個對象。而「君為臣綱」所圍繞的是事業，也就是包括「民」在內天下眾生的生活與前途。所以「忠」與 「君為臣綱」差異很大。
【單拔子孝，以鞏固忠】
偏移後的「忠」偏離了「普遍關愛」，就很難解釋「忠」的來源。所以後代形成了「資於事父以事君」， 引導人們從「父子情感」領域發生感情投射，從而鞏固「忠」。
本來，基於普遍關愛的王道文化也會主張「父慈子孝」，也能夠主張「忠君愛國，視君如父」。但是文化關心的根本在於國家人民，君臣之間形成的是圍繞共同目標、事務上以君為主相互配合、心靈上相互幫助而相互平等的關係，即君臣師友關係。「資於事父以事君」的「忠君愛國」，則以所效忠的君王作為關心的根本。所以同樣主張「父慈子孝」、「忠君愛國，視君如父」，但實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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