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堂弄」強遭拆遷--反人類的暴行

一件值得全球基督徒、尤其是中美兩國基督徒關注的事件就這樣發生了：3月7日著名歷史學者傅國湧在其新浪博客發表了《面對公權力介入商業拆遷，公民如何擁有尊嚴的生活？》的博文，質問總理溫家寶「如何擁有尊嚴的生活？」（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hgib.html）

傅國湧的家位於杭州市中心百井坊巷耶穌堂弄。而「百井坊」與「耶穌堂弄」是很有歷史故事的。「看到‘百井坊’這個名字就知道，杭州這南宋首都當年的繁華情景和《清明上河圖》沒什麼兩樣。」而「耶穌堂弄」卻是著名教育家、燕京大學校長、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出生地。

面對這樣一個歷史寶藏，杭州當局卻要將其打造為「集商業、商務、旅遊、娛樂和居住等功能於一體的一流的新型城市綜合體」，要將百井坊巷耶穌堂弄進行商業拆遷。

百度百科對傅國湧的簡介：傅國湧，當代知名學者，思想家，自由撰稿人。1967年生於浙江樂清，現在杭州家中讀書寫作。主要關注中國近代史，特別是百年中國言論史、知識份子命運史、近代中國社會轉型和近代企業傳統，宣傳絕對自由主義。善於以客觀全面的視角解讀歷史。1999年以來在《書屋》、《隨筆》、《東方》、《讀書》、《南方週末》等數十種報刊發表文章，作品曾多次被《報刊文摘》、《讀書文摘》、《雜文選刊》、《中華讀書報》、《中外文摘》、《書摘》等報刊轉載，並入選《大學人文讀本》等多種選本。傅國湧作品系列：《金庸傳》、《葉公超傳》、《發現廿八都》、《百年尋夢》、《追尋失去的傳統》、《1949：中國知識份子的私人記錄》、《主角與配角：近代中國大轉型的臺前幕後》、《偶像的黃昏》、《筆底波瀾：百年中國言論史的一種讀法》、《文人的底氣：百年中國言論史剪影》、《歷史深處的誤會：近代史的大人物小細節》、《民國年間那人這事》、《大商人：影響中國的近代實業家們》等。

下面是傅國湧的博文以及他寫的關於司徒雷登的文章：面對公權力介入商業拆遷，公民如何擁有尊嚴的生活？

傅國湧按：溫家寶提出一個新說法，要讓公民生活得有尊嚴。我們家在杭州市中心百井坊巷耶穌堂弄的房子正面臨拆遷，維權過程困難重重，權力的傲慢、野蠻、不守法，讓我們這些公民充分領受到了尊嚴的稀缺。今天，《三聯生活週刊》2010年第10期第10到11頁刊登了《市中心商圈居民的煩惱》，披露了我們遭遇拆遷面臨的困境。這一期的封面人物就是溫家寶，不知道這位喜歡流淚的大國總理，面對地方政府介入商業拆遷，以及其他種種社會不公，能做些什麼？說些什麼？當然，我深知自助者天助。一靠自己，二靠天水堂裡司徒雷登兩代人事奉過的上帝，願他伸出公義的大手，阻擋撒旦一切不義的作為。

傅國湧：燕京大學：一個「實現了的夢想」——與我「比鄰而居」的司徒雷登

我家的對面就是「司徒雷登故居」，邊上還有一個他父母這一輩就開始傳教的「天水堂」。上我家來的朋友，常不無驚訝地羨慕我與司徒雷登「比鄰而居」，到我們這個年齡的人知道司徒其名大概都是從毛澤東1949年發表的名文《別了，司徒雷登》開始的。其實，長期以來，我們對司徒其人其事所知甚少，乃至完全是隔膜的。聞一多先生《最後一次講演》因為選入中學課本而廣為人知，他的講演原文本來有一段關於司徒的，可惜收入教科書時被刪節了，很長時間都沒有引起我們的注意。有著火一樣性格的聞一多在「我們的光明，就是反動派的末日」和「李先生的血，不會白流的」中間還說過這樣一段話：

現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長在中國，受的美國教育。他住在中國的時間比住在美國的時間長，他就如一個中國的留學生一樣，從前在北平時，也常見面。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這不是說司徒雷登有三頭六臂，能替中國人民解決一切，而是說美國人民的輿論抬頭，美國才有這轉變。

比較完整的演講記錄稿發表在1946年8月2日的《民主週刊》第三卷第十九期，並已收入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聞一多年譜長編》。司徒在回憶錄《在華五十年》一開篇就說：

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以中國為家。精神上的縷縷紐帶把我與那個偉大的國家及其偉大的人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個國度裡，而且還曾在那里長期居住過，結識了許多朋友。我有幸在那裡度過了我的童年，後來又回到那裡當傳教士，研究中國文化，當福音派神學教授和大學校長。

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就是我居住的這條耶穌堂弄，在武林門外，當時還比較荒僻。他父母都是虔誠的牧師，在他出生前的兩年定居杭州，那時杭州武林門一帶是城市的邊緣，不但不像現在這樣繁華，而且是個貧民區，周圍就是農村，「處於遭受太平天國嚴重破壞的中心，是杭州市一個最貧窮的地區。就在這一地區，建立了一座教堂，一所學校和幾幢傳教士的住宅。傳教士‘住宅’所在的小巷也就是人們所說的‘耶穌弄’」。周圍鄉村的美麗景色，給他母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在「天水堂」傳教（曾被叫做「天漢州橋教堂」，其實是「天水橋」），這裡成為司徒兒時的搖籃，也是他成年後踏上傳教生涯的第一站。他在這裡前後一共生活十四年之久。

……

在1908年2月司徒雷登發表的《傳教士與中國人民》一文中，他袒露了自己近三年來在中國傳教的感受，在批評了相當一部分中國人「醜惡、不誠實、貪婪和缺乏道德」的弊病後，他也對他們的忍耐力表示讚賞。他認為傳教的事業幾乎是「創造一個國家」，充滿了神聖的使命感。也正是這種使命感促使他應邀到金陵神學院任教，這年夏天起，他告別了杭州。

但杭州傳教的三年半，他終生難忘。「我在杭州的那些年間所結交的朋友，主要是佈道團的僱員，如傳道士和教師。他們忠誠可信，辦事穩妥，只是有些阿諛奉承的習氣，在下屬人員中算是比較好的。……我同教會中的這些成員雖然經常友好交往，互謙互讓，但意氣相投的並不多。我有時還同農民一道用午餐，他們在稻田裡或在桑園裡幹完一上午的活後，飢腸難熬，一餐要吃五大碗米飯，而我只能吃一碗半。所有這些經歷有助於我瞭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偶爾還帶來明顯的好處」。

……

司徒一生的事業在中國，他是個傳教士、神學教授，更是一位教育家。他成年後的人生可以分為三段，一是傳播基督教，從杭州到金陵神學院，前後大約十五年；二是創辦燕京大學，從1919年到1946年；三是出任美國駐華大使，為時不足三年，他以一個失敗的大使黯然別了他深愛的第二故土。從此，沒能再回來看一眼，看杭州他出生並度過幼小時光的老屋，看他父母在西湖九里松的墓園，看看度過一生最寶貴歲月的未名湖、燕園，看看南京中山陵……他在遺囑中要求將骨灰安葬在中國，這一心願至今未了。

司徒在燕京大學的二三十年是燕京的黃金歲月，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所在，達到了生命的巔峰狀態，他對中國高等教育、學術研究的貢獻難以估量，他被譽為「燕園之父」當之無愧。到晚年老病之時，他在遙遠的大洋彼岸，看著窗外飄零的落葉，腦子中浮出的仍是燕園未名湖畔一絲絲、一縷縷的綠意，燕京大學在他心中就是一個「實現了的夢想」。司徒六十歲生日時，北大校長蔣夢麟致辭說，在他身上彙集了希臘文化的智慧、希伯來的宗教聖靈和中國文化的溫和的人道主義精神，認為他的理想就是把燕京辦成一所逐漸由中國人自己資助、管理的中國學府。我有一位做記者的朋友昝愛宗說司徒雷登先生是一個理想的中國大學校長。我是同意這個判斷的。司徒對這所大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僅舉其大者：

如果不是他篳路藍縷、到處奔走籌款，燕京大學的迅速崛起是不可想像的。1918年12月當他受命之時，這是「一所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沒有人關心的學校」，學生不足百人，教授只有二十多人，中國籍的兩人，而且許多外籍教師壓根就不具備在大學任教的資格。從1919年起他不止十次地到美國募捐，到1937年抗戰爆發，他在美國募捐到的大約有二百五十萬美金，成為燕京主要的經濟來源，同時他還在中國的軍閥、政要和社會名流之間募捐。隨著時局的變化，1934年到1937年，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每年給燕京撥款六萬元，而且從「庚子賠款」的退款中每年再增撥一萬五千元。燕京成為當時受到政府財政補貼的二十所私立大學之一。不過，即使國民政府撥款加上中國各界的捐款，也只是佔燕京每年經費來源的十分之一。

燕京之所以成為當年第一流的綜合性大學，固然離不開司徒雷登長袖善舞的募捐本事，更重要的是他確立的辦學方向，一開始就擺脫了教會大學狹隘的宗教範疇，使燕京瀰漫著濃厚的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氣，具有很強的包容性，他請的教授只要有真才實學，不問政治傾向、宗教信仰、學術流派。他力圖要把它辦成經得起任何考驗、真正意義上的大學，所傳授的真理應該是沒有被歪曲的真理，至於信仰什麼或表達信仰的方式則完全是個人的私事。在他看來，大學教育無非就是給每個學生以選擇的自由。

1933年的燕京大學彙集了教育家陸志韋、林邁可，社會學家許仕廉、雷潔瓊，人類學家吳文藻，考古學家容庚，神學家趙紫辰，法學家張友漁，哲學家張東蓀、洪謙、馮友蘭，史學家顧頡剛、錢穆、鄧之誠、韓儒林，政治學家蕭公權，還有來自國外的心理學家夏仁德、記者斯諾等人，文學系更是人才濟濟，有周作人、朱自清、林庚、顧隨、鄭振鐸、陸侃如、馮沅君、冰心等。

黃卓是燕園有名的左傾教授，他在經濟系開有「社會主義」課，大部分時間都是講《資本論》。有一次他問：「看過《資本論》的請舉手。」結果沒有一個人。他搖頭嘆息：「《資本論》都沒有看過，主修什麼經濟系！」這一來，學生都搶著去找《資本論》了。

司徒說：「我的任務是讓老師儘可能自由地去從事他們的工作。」獨立報人俞頌華1947年在評價長期擔任燕京哲學系教授的張東蓀時說過：「他在燕大講學，燕大校長司徒雷登崇尚自由研究的學風……不僅在講學上不受任何的拘束，並且他可放言高論，無論在口頭上或文字上都可以發表其獨特的見解，即使不為一部分人所諒解，但校長不但不加限制，且予以保障。」

「中國化」是燕京始終如一的辦學目標，但並不排斥「國際化」。校園裡不是宗教的而是世界主義的氛圍，與世界許多大學有交換教師、學生的制度，尊重不同的文化，各取所長，融會中西，形成了司徒所說的「燕大精神」。燕京實行了男女同校授課，每個學生都能體會到當年燕京求學生活的溫馨氣息：燕京大學的校園曾經是那麼的美，黃沙地曾經遍種花生。當秋天開學時，花生熟了，一些女生會挖些花生，用洗臉盆盛來煮熟，圍成一團，快樂地剝花生吃。那種說不出的餘香數十年後都還殘留在某些女生的齒頰。

從學科的建立與健全，無不顯示了司徒主持下的燕京傳承與創新的能力。中國最早的社會學系就是1922年在這裡誕生的，培養了一代社會學專業人才。新聞系也令舉國矚目，1945年9月在密蘇里號軍艦日本投降儀式現場的三個中國記者，朱啟平、黎秀石、曾恩波都是從這裡出來的，朱啟平那篇通訊《落日》已成了傳世之作。司徒曾說：「我們的目的，是以養成一種合作、建設、服務人群的精神以服務社會國家……我們不要變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學校，也不要成為有史以來最有名的學校，而是要成為‘現在中國’最有用的學校。」

當1937年日寇入境，北平淪陷，選擇留下的燕京成了北中國的自由「孤島」，成為華北地下抗日運動的堅強堡壘。即使有張東蓀、陸志韋、夏仁德、林邁可這些教授，如果沒有司徒在背後的有力支持，燕園這個堡壘也不可能支撐四年之久，他們為抗日後方輸送人才和急需的戰時物資。日本憲兵要進校園搜查，被他以美國「治外法權」的理由斷然拒絕；燕京學生在校外被捕，他總是伸手救助，決不坐視。一句話決不向日本的刺刀屈服。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包括他和洪業、張東蓀等教授，還有學生三十多人被捕。在身陷囚牢的三年八個月中，他也沒有低下過高貴的頭顱，顯示出了一個知識份子的凜然風骨，他因此而贏得了中國和世界的普遍敬重，聲望如日中天。

「人本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司徒和幾個同事將《聖經》中的這兩句話熔鑄在一起，確立為燕京大學校訓：「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他認識到學生畢竟是學校的主體。這一校訓影響極深遠，成為衡量每一個學生的尺度，造就了幾代學子。

大約六七年前，兩位相見恨晚的老人一開始書信往來，交流思想，就談及了各自母校的校訓。1998年3月4日，1940年考入燕京的李慎之先生寫信說：「你引哈佛大學的校訓中有‘真’，我的母校燕京大學的校訓是‘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我以為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訓。」1938年考入浙江大學物理系師從王淦昌、束星北等，長期研究愛因斯坦、世界科學史，受過嚴格科學訓練的許良英先生對概念、邏輯尤其敏感，他在3月6日的回信中說：「燕京大學校訓‘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前半句我能理解，後半句我不理解，‘自由’與‘服務’有什麼關係呢？望解釋一下。我的母校浙江大學（我是1942年畢業，當時在貴州）的校訓也與真理有關。只有兩個字：」求是‘。「3月11日李慎之回信：」’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是相連貫的。你明白必須有自由才能得真理，但是得了真理不（僅）是要服務於人類，比如科學家宣揚真理，也是一種服務的方式。「

這些校訓所蘊涵的精神已熔鑄在學生的生命中。即使相隔多少年後，燕大學子唱起燕京的校歌：「良師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踴躍奮進，探求真理，自由生活豐……」仍然禁不住會哽咽。這就是一所成功大學的精神魅力，是教育播下的種子。

1947年9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南京舉行遠東區基本教育會議，時為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舉行露天酒會招待各國代表，見到從杭州來的阮毅成（時任浙江省民政廳長，以中國代表團顧問身份出席），他說：「我雙親的墳，均葬在杭州，不久要去掃墓，請先代我查看一下現狀，如需要修理，我會負擔費用。」不久，他到杭州掃墓，當地政要及社會各界給予了空前的歡迎，有數十個社會團體、學校派代表到機場迎接、獻花、贈致敬書。他先到西湖九里松掃墓憑弔、獻花圈，看守墳場的老人告訴他，自己已看了十幾年的墳場。杭州淪陷時，日本人曾在這裡養馬，地上有些小洞，就是馬蹄的痕跡。

接著，他到耶穌堂弄的故居看了看，附近小學的數百名學生手持彩旗歡呼，昔日的朋友鄰居聚在門口相迎。年愈古稀的他走進他誕生的那個老屋，在熟悉的院子裡和當年的同伴笑敘兒時的情景。這是他最後一次重回故居，這個幼時覺得很大的院子此時卻感到又陌生又熟悉，「在我成年後再回到那裡，想起童年時代所記得的寬敞而又充滿神秘的庭院時，那兒似乎顯得狹小而又不起眼了」。然後，他又到「湖山堂」做了禮拜。

在杭州各界於大華飯店舉行盛大的歡迎聚餐會上，他激動地指著周圍的標語說，稱杭州是他的第二故鄉寫得最恰當，回憶幼時在杭州西湖各處「耍子」（遊玩），龍井、虎跑、天竺、靈隱都去，爬南北高峰、城隍山、玉皇山。這次重回杭州，看到西湖和錢江大橋，倍感愉快。他在杭州生養長大，來杭即是回家鄉。杭州的絲、茶、綢緞、扇子、剪刀等都馳名中外，希望朝著工業化、科學化的方向發展，其他事業也力求發達。

他講一口流利的中國話，時不時夾幾句杭州話。杭州各民眾團體、特別是商會送了他很多土特產。之江大學、燕京大學的校友邀請他坐船遊覽西湖，他遙指著雷峰塔的方向說，自己兒時「耍子」過的雷峰塔，可惜現在已看不到「雷峰夕照」了。最後一幕是授予司徒雷登為「杭州市榮譽市民」的儀式，在基督教青年會，杭州市長周像賢將證書及一把純金製作的市鑰匙鄭重地交給他。他說，自己是個普通的杭州佬，給他「榮譽市民」稱號，感覺格外的光榮高興。明天就要返回南京，乘此機會向鄉親們告別。此行令他十分感慨，他在回憶錄中說：

值此時勢艱難之際，杭州市長邀請我到我的出生地杭州市作了訪問。那是一段饒有興味和令人愉快的經歷，我受到了官方的接待。他們按慣例設宴招待了我。更有甚者，政府、市民和教育機構，以及許多老朋友都給我以熱忱的歡迎。我並不把這些看作是對我個人的恭維，而是把它們看作是對美國人民的深厚真摯的情誼。我相信，這種友誼不會因中美官方關係之間有一段誤解和疏遠而遭到破壞。訪問結束時，杭州市長授予我以該市榮譽市民稱號，使我深為感動。

當1949年來臨時，國民黨敗局已定，身為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陷入了尷尬的境地。「我早就打算在四月初到杭州去過清明節」，但在啟程前一兩天，國共之間的和平談判到了破裂的邊緣，共產黨人向李宗仁提出了類似最後通牒的要求，五天內得不到肯定的答覆，就將打過長江。局勢急轉直下，司徒中斷了杭州之行，從此與他的出生的城市竟成永別。8月，司徒最後告別了他熱愛的中國。1962年謝世前，他完成了《對華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其中多處深情地回憶起了他在杭州度過的那些美好時光，當然他更忘不了親手締造的燕京大學，那是他「實現了的夢想」。

中共此舉完全是毀滅人類文明和尊嚴之舉，是反人類的暴行。

（維權網義工何貝報導、基督徒公義網編輯整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