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聽到一種疑問:「如果中國民主了,會不會大亂?」另一種疑問更聳動:「如果中國民主了,中國人會不會大量外逃?其他國家怎麼辦?」提出這類疑問的理由,都是:中國太大,人口太多。
持上述疑問者,部分中國人有之,部分海外華人有之,甚至於,部分外國人也有之。筆者於外訪途中,甚至聽到部分民主國家政治人物當面詢問,提出類似問題。持有這些疑惑的人們,大多出於擔憂,關切未來中國命運。善意可鑒。
然而,上述說法,相當程度上,卻是中共集團蓄意製造和散佈的結果。比如,1979年,鄧小平會見美國總統卡特,針對後者對中國人出入境權利的關注,鄧竟這樣回答:「你想要多少中國人?一千萬,還是兩千萬?」卡特語塞。
這番對話的背景是:鄧小平訪美的1979年,中共向美國討要「最惠國待遇」,卡特回答:依據美國法律,只有那些保障公民出入境權利的國家,才有可能獲得美方的「最惠國待遇」。
鄧小平顧左右而言他,故意迴避一個事實:在此之前,毛時代,尤其文革中,中國人被完全剝奪出入境權利,有海外關係者,動輒被污為「裡通外國」、「英美特務」,以至於,根本不敢與海外親人聯繫。鄧的說法,也是要嚇唬外國人:一旦中國開放,中國人就會大量外逃,看你們這些國家吃不吃得消?
事實上,正是在那次鄧訪美後,中國湧現了留學潮。鄧小平表面上嘴硬,卻在美方壓力下,重新打開了被關閉三十年的中國留學大門。有些中國留學生為此感恩於鄧小平,其實,他們不如感恩於卡特,因為,如果沒有美國的壓力和關注,中共的閉關鎖國,還不知要持續多少年。
回頭說鄧小平那句「名言」(「你想要多少中國人?一千萬,還是兩千萬?」)。美方當然不存在向中國要幾千萬人的動機,那不過是鄧自己的戲言。鄧的真實意思是:一旦開放,中國人就會大量外逃;中國人口多,外逃幾千萬、幾億,都不成問題。
問題是:中國人為什麼要外逃?這不恰恰證明,共產黨治國無方、禍國無度?就在中共製造活活餓死四千多萬中國人的大飢荒年代,六十年代初,新疆伊犁、塔城一帶,僅兩個月間,就有6萬多中國人逃往蘇聯。六十至八十年代,在粵港交界處,無數國人偷渡香港,僅在1979年5月6日這一天,就有多達7萬人偷渡香港。
在上述兩個邊境地帶,中國人尚能偷渡、外逃。但與此同時,在中國廣大地區,尤其內陸,中國人,不要說外逃,連遷徙權利都被剝奪,從一個鄉去到另一個鄉,居然要到政府「開證明」。大飢荒降臨時,竟不能逃荒要飯,只能坐以待斃。人禍復人禍,曠古未有!
中共禍國殃民,製造無數人間慘劇。之後,竟以此為根據,妄言中國不能開放;被迫開放後,又妄言中國不能實施民主,甚至於,製造出「一旦中國民主,就會天下大亂」的危言聳聽。這無疑是中南海的厚黑宣傳之一,其目的,是維繫中共一黨專制,守護其既得利益。
所謂「一旦民主,就會天下大亂。」任何獨裁者,都可以這麼說。藉以封殺言路,阻擋民主,大權獨攬。作為中國的末代皇帝,鄧小平可以這麼說,之前的歷代皇帝,也都可以這麼說;中國的獨裁者可以這麼說,世界各地的獨裁者,諸如朝鮮、緬甸、辛巴威、蘇丹、古巴等國的獨裁者,也都可以這麼說。換言之,這不過是獨裁者的一貫藉口,並不稀奇。
大量統計顯示,經濟成功和長治久安的國家,大多是民主國家;經濟貧困和動亂頻仍的國家,大多是專制國家(對照這一規律,只有極少數小國例外)。政治民主與經濟發達,和諧共生。統計也顯示:區域性衝突和世界大戰,往往由專制國家挑起。可見,民主政治,不僅有利於本國穩定,也有利於世界和平。
道理在於,民主國家重法治,專制國家杖人治。民主與法治相輔相成,專制與人治密不可分。在民主國家,公民權利受到高度保護,公民對他人和社會權利的尊重,也受到高度規範。在專制國家,公民權利不受保護,公民對他人和社會權利也沒有尊重的習慣。個人權益輕易遭當權者踐踏,人與人之間、民眾與政府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也很容易相互冒犯,動亂和衝突極易發生。
以「國家太大,人口太多」為由,恐嚇嚮往民主的人們,也是黔驢技窮的一招。印度國土僅為中國國土的三分之一(33%),印度人口卻為中國人口的80%,即,印度人口密度為中國人口密度的2.5倍。而印度早已實施民主,現正經歷經濟起飛,何曾見印度「天下大亂」?何曾見印度人「大量外逃」?
縱觀世界,還有怎樣的「天下大亂」,超得過中國的文革十年?今日中國,每年十多萬起「群體性事件」(民眾抗議事件),不就是一幅活生生的「天下大亂」圖?全世界見證,大量偷渡和外逃的,不是印度人,而是中國人----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人。
民主,不意味著不要法治,更不意味著取消邊防。散佈「民主等於混亂」的中共腐敗集團,其潛台詞,無非是:「全世界都能民主,唯獨中國不能。」其用心,無非是:任我專制,任我腐敗。「我死後,哪管它洪水滔天!」
2010-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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