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有華夷之辨。華，是指華夏；夷，是指夷狄。一般人容易將華夷之別誤解為血統、種族之別，而事實上華夏民族自古以來一直與其他民族通婚，比如春秋五霸中有名的晉文公重耳就是大戎狐姬所生，華夏和夷狄其實是文化生活上的界線，在春秋時代，是農耕和遊牧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間的差異。華夏文明在外表現為宗廟社稷、衣冠禮樂諸器物，在內表現為法天立道，以德輔天的理念。周人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意為上天並不偏袒誰，有德者方能居而有天下。
當時的華夏與夷狄之間的區別就如同電影《角鬥士》中的羅馬與蠻族的區別，那就是文明與野蠻，進步與落後之間的區別。然而華夏文明向來是泱泱大度的，我們的祖先並非以血統與種族來區分華夷，而是以文化與生活方式來強調華夷之辨，曰：「諸夏用夷禮則夷之，夷狄用諸夏禮則諸夏之。」意為華夏諸國若採用夷狄的禮法就視其為夷狄，反之夷狄若採用華夏的禮法就視其為華夏。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傳統意義上的「禮」並非只是一種外在的禮節，而更多的是道德的外延，是人與人之間相處的規範，是整個社會賴以運行的法則，故稱之為「禮法」。而過去所說的「法不責眾」之法其實只是刑法。例如，古代中國的嫡長子繼承製完全是屬於「禮」的範疇，而非「法」的範疇。若單純以《大明律》、《大清律》等來看中國古代的法律，會認為中國古代之法律相當不完善，然而若將當時中國的習慣法——「禮」考慮在內的話，就會發現古代中國法制之完善並不遜於現代社會。
言歸正傳。自從周王室東遷之後，王權日漸衰微，夷狄頻頻侵擾華夏。當時對華夏諸國威脅最大者，南方有自立為王，大肆擴張兼併的楚國，北方有專務掠奪之戎狄。《公羊傳》描述當時之形勢曰：「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當時王室衰微，南夷北狄交相逼迫，華夏文明實乃命懸一線。
正所謂「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當時整個華夏文明面臨著嚴重的危機，而在歷史上力挽狂瀾，領導華夏諸國渡過這一危機，從而保全華夏千載文明的是一位曠世奇才，他的智慧、才乾和功業遠遠超出孔子之上，他就是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大政治家管仲。
管仲是孔子一生欲效仿而不可得之人，也是唯一讓孔子嫉妒的人。孔子大半生周遊列國，到處跑官要官，希望能夠遇上「明主」，讓自己得以成就管仲那樣偉大的功業，然而國君們卻嫌他那套大道理不切實際，所以無人肯重用他。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年險些被管仲一箭射死的齊桓公小白，在聽到管仲縱論治國興邦之道後，立時對管仲佩服得五體投地，從此拜之為相，任之不疑，尊其號曰「仲父」。
齊桓公此人貪吃好色，本非英明之主，他能夠成為春秋五霸之主，名垂千古，完全是靠他的「仲父」為他一手打拼出來的。好在齊桓公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玩樂享受在行，治國的不行，他下令：「國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有所施行，一憑仲父裁決。」於是大權在握的管仲用自己的雄才偉略向後人證明：歷史，從來都是英雄所創造的。
吃不到葡萄的孔丘只能酸溜溜地說一句：「管仲之器小哉。」後世的孔門弟子也因此而紛紛貶低管仲，對孔丘這句沒頭沒尾的話添加許多「微言大義」的註解。可讓我疑惑不解的是，在孔子的心目中，管仲之器如何才算大哉呢？要知道當時管仲已經輔佐齊桓公當上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霸主。要說這還算小，那只有讓周天子滾蛋，讓齊桓公取而代之才算大了。可是這種謀朝篡位的做法又是與孔聖人教導的「克己復禮」相違背的，所以我就搞不懂孔夫子的葫蘆裡究竟賣的是什麼藥了。
當然了，聖人畢竟聖人，儘管內心對管仲不無嫉妒，孔子也不得不承認：「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什麼是被發左衽，就是髮型和服飾都是夷狄的式樣。孔夫子感嘆，要是沒有管仲，現在我的髮型和服飾都是夷狄的式樣了。這就相當於若非先總統蔣公，我們中國人現在都是腳踩木屐，身著和服了。管仲於華夏文明的再造之功，其盛大深厚若此。而從孔子這句話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當時華夏文明所面臨的危機，實在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了。
那麼管仲究竟是如何來拯救華夏文明，如何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呢？他的核心戰略就四個字：尊王攘夷。
尊王，即尊重當時已經有名無實的周天子。攘夷，即抵禦、討伐侵擾華夏的夷狄。為何要尊王？因為儘管王權已經式微，然而周天子卻代表著華夏文明，是名義上的天下共主。尊王，即是捍衛岌岌可危的華夏文明。攘夷，即是制止夷狄對華夏文明的侵犯和破壞。管仲所提出的「尊王攘夷」，正是切中時弊，對症下藥，匡扶華夏，存亡繼絕的最佳戰略。為了實施這一戰略，管仲採取了許多內政、外交、經濟和軍事上的措施和改革，使當時齊國的國力和外交環境發生了一個飛躍。這些歷史上都有記載，我就不在此多說了。
以我之見，管仲其實是中國傳統治國之道的開山元祖，後世無論是道家、儒家、法家、兵家、陰陽家、縱橫家，都沒有超出管子學說的範疇。若與西方的歷史人物來比較，我認為齊桓公就相當於拓展希臘文明的亞歷山大大帝，而管仲則相當於博學多才的帝師亞里斯多德。至於後世掌握著話語權的儒家，那就相當於西方的基督教。
之所以重提歷史，那是因為當今之中國實有尊王攘夷之必要。為何這麼說？因為華夏文明不僅表現為外在的衣冠文物，更主要的是其內在的法天立道，以德輔天的理念。是否接受這種敬天地、重道德的理念是華夏與夷狄的界線，也是在我們的祖先眼裡文明與野蠻的界線。
著名歷史學家錢穆曾說：「國家本是精神的產物。」貞觀名臣魏徵在《諫太宗十思疏》中寫道：「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
國家和民族的盛衰取決於它的精神，而精神則根植於民族的文化。因此當一個民族的文化不再優秀，這個民族也注定將不再優秀；當一個民族的文化遭到毀滅性的破壞，那麼這個民族必將走向衰亡。
管仲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要知道管仲可決非是流於空談的道學家，是他最先提出「倉廩足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物質對人類社會之重要他非常清楚，然而他更清楚對於國家之興盛而言，物質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對一個國家來說，更重要的是精神，是禮、義、廉、恥。管仲之所以下決心尊王攘夷，是因為他明白禮義廉恥的國家精神實繫於華夏民族特有的敬天法祖、天人合德的文化。因此在夷狄入侵的危機面前捍衛華夏文化，就是捍衛整個華夏民族，就是延續國家和民族的命脈。
反觀今日之中國，被管仲稱之為「國之四維」的禮義廉恥還剩下多少？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多年以來已經被宗奉馬列的共產黨破壞殆盡，代之以邪惡的黨文化。正如《九評共產黨》一書所言：「中共的一切都是為其政治服務的。為了攫取、維護和鞏固其暴政，中共需要用邪惡的黨性取代人性，用‘假、惡、鬥’的黨文化替代中國的傳統文化。這種破壞和替代不僅包含著毀壞看得見的文物古蹟和古籍，更是從人的行為、思想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改變人們傳統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而在另一方面，卻把文化上無關緊要的表象視為‘精華’保留下來，再以這些‘精華’為門面，將其背後的內涵用黨文化偷梁換柱，然後打著‘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的幌子欺騙人民和國際社會。」
中共邪黨所破壞的不僅僅是千載傳承的華夏文明，更是中國的國家精神，以及取決於國家精神的國家前途與命運。時至今日，任何一個有良知的炎黃子孫，都不能對中共破壞華夏文明，摧殘國家精神，毀滅國家前途的罪惡行徑繼續聽之任之了。否則，我們不僅愧對我們的先人，也無顏去面對我們的後人。
這三年間，由一群法輪大法信仰者所組成的美國神韻藝術團在全世界聲譽鵲起，已經在世界各地上演超過六百場，覆蓋超過150萬現場觀眾，其中包括大量的國際頂級藝術家、政要、社會名流和大陸華人藝術家及眾多的華人觀眾。所到之處，好評如潮，深受不同國家，不同族裔，不同階層和不同信仰的廣大觀眾的熱烈歡迎。
前美國駐丹麥大使斯維特（Swett）說：「神韻的演出讓我們對一個不曾瞭解的國度（中國）有所認識。神韻展現給我們的是一個古老中國的藝術傳統，有著我們所篤信的原則，這些也是我們很多人在生活中深深覺察的價值。我們通過觀看神韻，接觸到了一個很多人從來沒有去過的國度（中國），同時能夠欣賞到中國文化和價值的表現形式。」
斯維特還說：「神韻以一種任何其它方式無法替代的形式─（表演藝術）把我們與另外一個國度聯繫在一起。在我看來，這種形式非常的特別。這是一個非常深奧的美好文化的再現，擁有極具價值的傳統和內涵，為文化提供了平臺。」
已故美國國會眾議院前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湯姆•蘭托斯(TomLantos)議員的夫人安妮特•蘭托斯(AnnetteLantos)在第五次觀看神韻後說：「每次看都有新意，演員們不僅僅是在跳舞，而是在傳遞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展現真實的傳統中國，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對中國的印象是馬可波羅時代的中國，優雅、美麗，具有純樸的魅力，神韻把我們帶到中國以前的鼎盛時期。」
而眾多的華人觀眾更是表示觀賞神韻的演出讓他們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神韻喚醒了中國人對幾千年文明的沉澱的回憶，真正讓中國人找回了自己的傳統，找回了自己的根，找回了自己的精神信仰。
然而，神韻為傳承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所作出的卓越貢獻卻正是處心積慮破壞華夏文化的中共邪黨所最害怕的。日前中共指使香港政府以流氓手段阻撓神韻巡迴藝術團赴香港公演，這正說明讓洋人為之感動，為之嘆服，讓華人為之自豪，為之欣喜的神韻藝術，以及這種藝術所展現的真、善、忍的理念就是那夥民族敗類所最忌恨，最恐懼的。可見華夷之別不在於血統、種族，而在於文化、理念。以投靠蘇聯反華勢力賣國起家的中共邪黨這八十餘年來的所作所為，證明了它就是破壞華夏文化的元凶，是當今對中華民族威脅最大的夷狄。
今日我們重提「尊王攘夷」，就是要破除迷惑人民的黨文化，解體禍害中華的共產黨，以真、善、忍的普世價值再造華夏文化，重建國家精神，復興中華民族，構建世界和平。
2010年1月28日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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