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壯大之謎》（四）

2010-01-27 08:46 作者:謝幼田

《中共壯大之謎》(7)：蘇聯做出沙皇在中國不敢做的事情

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加拉罕宣布放棄沙俄在中國所獲一切利益。現在根據蘇聯解密的中央委員會檔案知道，與孫中山聯合確認加拉罕聲明有效的越飛，早就得到斯大林主持的政治局指示，不要承認加拉罕聲明，他便欺騙孫中山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或團體像中共一樣，由外國人來操縱籌備成立，再由外國的專門機關發布行動命令，而這個外國一直侵略中國，還佔領著幾百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土地。而且這個政黨的靈魂，即黨綱黨章，都是這個外國文化的變種，這個政黨不遺餘力為外國服務。

十月革命勝利後的俄國，在西方世界極為孤立，急切地需要擺脫困境。不僅僅如此，蘇聯繼承著沙皇俄羅斯的侵略傳統，繼續不停地進行擴張。因為打著"無產階級革命"的旗號，就獲得了新的藉口和動力。最初擴張的對象仍然是歐洲，在德國和波蘭都一敗塗地後，不幸的是，他們把注意力轉向了東方，試圖在東方打開突破口。中國首當其衝，由此上演了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近一個世紀的空前悲劇。

英國等帝國主義國家，是赤裸裸地為了殖民地利益，但是蘇聯的侵略，卻是以幫助中國反對帝國主義為口實進行的。

例如：斯大林在1918年11月，以「不要忘記東方」為題發表文章指出："共產主義的任務就是打破東方各被壓迫民族成百年的沉睡，以解放的革命精神來感染這些國家的工人農民，掀起他們來和帝國主義作鬥爭……不這樣作，就休想社會主義底最終勝利，休想對於帝國主義的完全勝利。"斯大林把東方被壓迫者反抗西方列強，作為俄國革命勝利的必要條件；在1920年，列寧在他起草的「巴庫宣言」中說："只有八億亞洲人民堅固地和我們站在一起的時候，只有非洲人民和我們攜手的時候，只有全世界無數人民準備接受共產主義的時候，才能燃起世界大火，……到歐洲之路是通過亞洲（中國和印度），北京是去巴黎的大門。"注1列寧在這裡也把俄國政權的成敗與東方的革命緊密聯繫起來，把東方當做征服西方的橋樑。

在1919年和1920年，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加拉罕兩次發表聲明，宣布放棄沙皇俄國時代在中國所獲取的一切利益，包括領土、中東鐵路、庚子賠款等等，極為廣泛地贏得了中國知識界的好感；甚至奠定孫中山先生聯俄容共基礎
的「孫文-越飛聯合聲明」，其第二點就是蘇聯重申對加拉罕聲明的承諾。

加拉罕第一次聲明說："凡是從前俄羅斯帝國時代，在中國滿洲以及別處，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棄。……勞農政府把中東礦產、林業的權利，及其他由俄羅斯帝國政府、克倫斯基……所取得的特權，都返還給中國，不受何種報酬。勞農政府並拋棄庚子賠款……。"

第二次聲明時，蘇聯的困境已經有所緩解，所以在中東鐵路問題上，已經有所改變和保留，但是仍然聲明："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政府宣言，所有俄國如前政府與中國所締約皆屬無效，放棄侵略所得之中國領土與中國境內之俄國租界，並將俄皇政府及俄國資產階級掠自中國者，皆無報酬的永久歸還中國。"注2

可是現在根據蘇聯解密的中央委員會檔案知道，正是與孫中山發表聯合聲明，並且重新確認加拉罕聲明繼續有效的越飛，早就已經得到斯大林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的正式指示，不要承認加拉罕的聲明。

為此感到在外交上有點難辦的越飛，致蘇共中央加拉罕、斯大林、列寧、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的信中說道："我不明白，不能從我們1919和1920年的宣言中做出直接指令指的是什麼……當然，如果要耍一點‘靈活手腕'可以把這些宣言化為烏有。但是我認為，這將是我們對華政策的失敗，而最終成為我們全面失敗的開始，因為在外交政策中，一旦我們以最普通的帝國主義的面目出現，我們就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失去世界堡壘的作用，這個損失要比在對內政策中做出重大經濟讓步重要得多。我是新經濟政策的堅決掩護者，不過我認為把我們的外交政策引入‘商業上斤斤計較'的方向，將會成我們的全面失敗。"這是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二十四次會議記錄的節錄。注3越飛當然不可能改變蘇共中央的決定，老練而狡猾的越飛只好欺騙孫中山先生，欺騙所有中國人，繼續做出空口的承諾。不僅僅老沙皇在中國強佔的利益沒有放棄，而且蘇聯做出了沙皇在中國所不敢做的事情，在1922年派兵佔領外蒙古，終於使得這塊土地從中國分裂出去。

註釋：
1、解放社編：「列寧斯大林論中國」，北京，1950年。
2、司馬璐編：「中共黨史資料集粹」第264頁、282頁，自聯出版社，香港，1978年。
3、李玉貞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一卷第86頁，大東圖書公司，臺北，中華民國86年（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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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壯大之謎》(8)：蘇聯共產黨一手操縱籌組中共

現在公布的蘇共中央委員會檔案表明，籌組中國共產黨是由蘇共直接派人進行的。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輯有廣州代表陳公博在中共成立大會上的報告，說明蘇聯通過建立通訊社在廣州建立共產黨組織的經過蘇聯的侵略企圖再明顯不過。比較老沙皇不同的是，蘇聯憑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將侵略的意圖包裝起來。信仰馬列主義的中國知識份子，則不自覺的成為了蘇聯的工具，成為了蘇聯利益的代理人。中國在二十世紀前半個世紀的歷史，基本上都是蘇聯的勢力通過在中國的代理人，而在中國造成的震盪。而中國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戰爭中，由於繼承老沙皇侵略利益的蘇聯，在遠東的頭號爭奪者是日本，蘇聯為了繼續謀求在中國的利益，時而對抗日本，時而與日本妥協，就使得中國的抗日戰爭格外複雜，最基本的是：蘇聯的利益，通過中國共產黨表現出來，成為了中國的內部問題。

由於蘇聯的擴張轉向東方，就立即派出了重要幹部到中國宣傳馬列主義，和組織為蘇聯利益服務的政黨。

現在公布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檔案表明，籌組中國共產黨，是由蘇聯共產黨直接派人進行的。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西伯利亞東方民族部就本部組織與活動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20年12月21日）這份文件中透露："在上海建立了革命委員會，由五人組成：魏金斯基和四名中國革命者。"上海革命委員會有三個處，第一是出版處，大量印行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中國的大城市散發。當時已經有十幾個蘇聯共產黨幹部負責在中國工作。其次是情報處，在中國上海成立俄華通訊社，在北京建立分社，收集各方面的情報。第三方面是組織工作："組織處在大學生中進行工作，力圖把他們的活動引向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聯繫，並將學生們組織起來。為把革命學生組織起來成立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已經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由於我們在中國一些大城市裡召開了一系列學生的代表會議，結果於8月17日在北京舉行了北京、天津、漢口、南京這幾個學生的代表會議，會議最後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剛建立的青年團的代表參加了我們的革命委員會，這樣我們就可能直接而積極影響學運動，並且引導他們朝著務實的對工人和士兵進行工作的方向發展。"注4

後來這個"上海處"被蘇聯駐北京的外交代表接管，再由第三國際派出馬林，在上海直接領導成立了中國共產黨。

現存在荷蘭的馬林檔案中，有馬林在1922年7月，就他在中國的活動，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以下摘錄有關中國共產黨成立的一段："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之後，我奉命赴上海，研究遠東各國的運動，與之建立聯繫並就共產國際是否需要和可能在遠東建立一個辦事處，做一些調查。……魏金斯基同志（按：曾經擔任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在上海期間，在陳獨秀同志領導下組成一個中國共產黨人小組。陳幾年來一直編輯「新青年」雜誌。這個小組劃分為七-八個中心，在全國的人數也不過五十-六十人。通過勞動學校‘工人俱樂部'展開工作，魏金斯基同志離去了，那裡沒有經費，學校不得不暫時停辦。陳同志在廣東擔任省裡的行政工作，受委託主管教育。。1921年7月，各地方小組代表齊集上海，並決定成立共產黨，即共產國際的支部，雖然建立一個宣傳性的小組會更好一些。黨只能秘密地進行工作，黨要求陳同志放棄廣州
的工作，擔任政治領導。出版了一種共產主義的月刊，在上海、廣州和北京重新開始了工會組織的有計畫的工作。"注5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輯第20頁、21頁中，有廣州代表陳公博在中共成立大會上的報告，說明蘇聯通過建立通訊社，然後在廣州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的經過："去年年底，B同志來到廣州，建立了俄國通訊社，對組織工會採取了措施，並在「勞動界」週刊上發表了文章。黃凌霜同志把他們引薦給廣州革命界，這樣一來，他們就被無政府主義者包圍了。……一月，陳獨秀同志來到廣州，與他們同時來的還有B同志。他們進行過非常熱烈的爭論，認為必須擺脫無政府主義者，就在這時，無政府主義者退出了黨。於是，我們開始成立真正的共產黨，並宣布「社會主義者」日報為從事黨的宣傳工作的正式機關報。黨員共九人，包括陳獨秀、米諾爾和佩斯林在內。"注6

註釋：

4、李玉貞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29-30頁。

5、李玉貞主編、杜魏華副主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62-63頁，「光明日報」出版社，北京，1988+1年。

6、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198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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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壯大之謎》連載(9)：中共建黨之後經費完全仰賴蘇聯

中共經費從何而來？ 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總記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一開始就是"黨員及經費"部分。蘇聯給的錢，佔中共全部經費來源的絕大多數。現在解密的蘇共中央委員會檔案中，給中共錢的記載很多（續前）經過了蘇聯共產黨人在中國幾個大城市的活動，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了好幾個，在此基礎上，再由馬林主導成立了中國共產黨。

「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一書中馬林的傳記部分說，馬林在中共的成立大會上，做了幾個小時的報告。這與另外一位中共創始人之一的陳公博的回憶一致。陳公博回憶道："因為張國燾去過短期俄國的關係，故推他做大會主席，國燾那時不免趾高氣揚，然而國燾在那時是沒有主見的，一切都惟俄國代表馬林和吳廷斯基的馬首是瞻。……可是到了第二晚開會，國燾提出取消昨夜的決議，我質問為什麼大會通過的議案可以取消？他說是俄國代表的意思。"注7

成立大會在上海市一共舉行了一天，馬林的報告就佔去兩個半小時，而且他可以取消代表大會的決議案，可見其主導地位。

作為中共第一次大會代表的周佛海在回憶錄中也指出，中共的成立是俄國人直接命令的：他去拜訪陳獨秀時，俄國代表也在座，這是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魏金斯基，他"希望我們組織中國共產黨"。

中共創始人之一的包惠僧在1957年在北京的「新觀察」雜誌上，以棲梧老人為筆名回憶道："魏金斯基最初化名吳廷康，中等身材，態度沉默，說一口流利的英文。他由鮑立維的介紹，會見了李大釗同志，還會見了一些與五四運動有關的其他同志。經過李大釗同志的介紹，他又到上海會見了陳獨秀。……魏金斯基和他們會談過好幾次……，於是他們完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綱領草案，成立了中共臨時中央於上海，推陳獨秀為總記。"後來中共的宣傳機器，特別是奪取了政權以後，起碼億萬次歌頌中共如何光榮成立，其實翻開史實一看，不過是在外國人導演下的一幕為俄國的國家利益服務的戲劇。

中共的經費從何而來？主要從俄國。

在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總記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一開始就是"黨員及經費"部分："去年（1921）開常會時，只有黨員五十餘人，現在黨員人數計上海五十人，長沙三十人，廣東三十二人，湖北二十人，北京二十人，山東九人，鄭州八人，四川三人，留俄八人，留日本四人，留法國二人，留德國八人，留美國一人，共計一百五十九人；內有女子四人，工人二十一人。黨費，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計國際協款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蘇聯給的錢，佔中共全部經費來源的絕大多數。中國共產黨完全依賴蘇聯供給經費無疑。

現在再舉出另外的例子。其一、現在解密的蘇共中央委員會的檔案中，給中共錢的地方很多："第五十四號文件．1923年中國共產黨費用預算（1922年12月，莫斯科，絕密）。項目：支持「嚮導」週報，每月費用，二百金盧布；……中央委員會兩名委員旅差費，一百金盧布；總計每月一千金盧布，總計每年一萬二千金盧布。"再如"第七十九號文件．維杰里致魏金斯基的信（1923年7月26日，上海）……5月我通過北京收到三千五百美元和二百七十八英鎊，其中二百七十八英鎊是用於紅色工會國際工作的；撫恤罷gong受難的中國工人--一千美元；給中國共產黨4--6月的預算--一千五百美元；召開代表大會--一千美元。所有的錢都已轉撥到位並按規定予以使用。據我收到陳獨秀同志信知，7-9月預算款，現在十分需要。"注7那時候，中共黨員人數很少，平均的費用是很高的。

其二、在北京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所記載的數字也可以證明：中共"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的第五章是「經費」，"第二十六條：本黨的經費的收入如左各項：（一）黨費黨員月薪在五十元以內者，月繳黨費一元；在五十元以外者，月繳黨費按月薪十分之一計算；無月薪者及月薪不滿二十元之工人，每月繳費二角；失業工人及在獄黨員均免繳黨費。（二）黨內派捐。（三）黨外協助。"注8這好像是獨立自給的政黨，其實不然。這時候，中共有黨員一百三十人，若以全部黨員都是上等的五十元計算，每個月能夠上繳黨費總數也不過二百元。

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記載1923年6月召開的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由陳獨秀在會上做的報告，關於黨的經費問題說："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按：講話的時候是上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一萬五千，其中有一千六百用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沒有共產國際給錢，中共不僅僅不可能活動，連代表大會也開不成。中共是由蘇聯派人操縱成立，再花費大量金錢養育，不用再舉例。

其三、據中共創黨人之一的周佛海回憶："當時共產黨經費，是盧布所換的鈔票。當時陳獨秀被推為委員長，尚在廣東，由周佛海以副委員長代行職權。馬林每月給生活費八十元，尚略有活動費。九月中旬，陳獨秀返滬，與馬林大鬧意見，不與見面，因馬林謂：一年來第三國際在中國用款二十餘萬，而成績如此，責中國同志太不努力，而獨秀則謂：中國所用不多，一半被第三國際代表任意揮霍享受用去。在佛海代委員長不足兩月期間，確經手用去一萬二千元，而張國燾所組織之"勞動組合書記部"經費，直接經領，尚不在內。"注9對照北京中共中央檔案館編輯出版的原始文件資料，證明周佛海說的基本屬實。

沒有蘇聯的經費支持，這個黨完全不可能活動和生存。前面引用的馬林的報告中說，魏金斯基一離開，共產主義小組沒有經費，就垮臺了。

註釋：

7、李玉貞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145頁。

8、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98頁。

9、陳公博、周佛海著：「陳公博、周佛海回憶錄」第33-34頁，躍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臺北，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