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
二十年前，我們見證了趙紫陽拒絕鎮壓學生的事實。去年《改革歷程》面世，又使我們聽到了這位總書記內心的聲音："不做鎮壓學生的總書記。"
"不做鎮壓學生的總書記"
"不鎮壓"是趙紫陽做總書記的原則──對學生不鎮壓，對一切公民不鎮壓，對知識份子，對農民，對工人，對資本家，對行使法定權利的同胞，不論上訪還是請願，遊行還是示威，批評領導還是表達政見，一律不可鎮壓，不得鎮壓。
趙紫陽口袋裡沒有"敵我矛盾"這種武器。儘管軍委主席判他犯了"分裂黨"罪和"支持動亂"罪，但是，作為國務院總理和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趙紫陽，沒有給任何人戴過"敵我矛盾"的帽子。──這是我自願提供並且樂意接受檢驗的證言。
決定敵我，是共產黨武裝奪取政權的首要問題。毛澤東本人，就是靠在劃分敵我界限和發動敵我鬥爭中崛起的。奪取政權以後，共產黨繼續有計畫地長期地大量地製造各種敵對分子，全面動用國家力量，加以鎮壓，或管制，或關押，或鬥爭，或殺掉。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使命，是共產黨執政權力的核心。有人以為，專政是用來對付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的暴徒的。其實不是。所謂敵對分子，幾乎都是些手無寸鐵的人，如王實味，如胡風，儲安平，林昭，如劉曉波，這些數以百萬計的文弱書生，同年老的馬列主義者劉少奇一樣，一旦被黨的領導定為敵人，就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中國的冤假錯案，無一不是共產黨對"敵人"或"敵對思想"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犧牲品。
但趙紫陽並不認為自己這個公民當了共產黨的總書記，就有權給別的公民戴上"人民公敵"的帽子。大概是一九八七年，湖南駐軍打死了一個學生，公安部、檢察院、法院向政治局常委請示如何審判。趙紫陽說，你們自己去依法辦案，常委不辦案。大概也是一九八七年，對電影《芙蓉鎮》有爭議，有位中央書記向總書記請示：這個電影怎麼樣？總書記的回答是，我們不審查電影。是啊，有罪無罪，應該由司法機關依法審判，電影好壞，應該由觀眾各抒己見，都不應該在黨的權力範圍之內。八十年代初，河南蘭考縣的農民向他訴苦，我們這裡沙土地，種花生有多好，可領導非讓種糧食不可。趙後來談起這件事，就感慨系之，說，瞎指揮實在要不得，必須維護農民的自主權。種花生還是種糧食，尚且不在黨的許可權之內；公民的生死存亡，怎麼能歸共產黨的領導決定？
產自前蘇聯的"天賦黨權"
現代文明社會，有"天賦人權"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也有判定合法和非法的程式。但在中國社會裏，卻存在著"天賦黨權"的?的事實。是"敵" 是"我"，由黨的領導說了算。一個縣委書記，乃至鄉鎮黨委書記，尚且有權濫用警力，對付老百姓。至於所謂"依法治國"，無非是在黨的書記做出實質性決定以後，叫司法機關去美容一下，"辦個手續"。所以，在指出趙紫陽是中國共產黨內異數的同時，不能忘記，中國天賦黨權的制度，在地球村裡，又是異數。
天賦黨權的原產地不是中國，而是前蘇聯。毛澤東所引以為榮的"無法無天"，不是繼承了秦始皇，而是繼承了列寧、斯大林，和中國土產無關。這件事說來話長，如果需要，我可以另寫一文。其實，儘管有兩千年皇權的傳統，經過辛亥革命，連北洋軍閥也懂得，如果下面的小弟兄向學生開了槍，他們自己就必須主動下野，主動下跪，乃至出家懺悔，以謝天下，請求人民饒恕。敢於像鄧小平那樣，冒天下之大不韙，"硬著頭皮頂住"的人，在北洋軍閥中沒有；敢於歌頌坦克和衝鋒槍，讚美鎮壓的人，在北洋軍閥門下的食客中好像也沒有。其實，即使在鄧小平四月二十五日業已拍出"這是動亂"的板以後，在二十八日的常委會上，當列席會議的陳希同提議"把軍隊調到北京來"的時候，沒有一個人膽敢表示贊成。當時趙紫陽尚在朝鮮，代理主持會議的李鵬也不敢附和。元老楊尚昆則正色告誡陳希同：這可不能舉著玩兒的！楊已去世，李鵬和陳希同還在，他們自己應該記得清清楚楚。總而言之，共產黨劃分敵我，國防軍鎮壓人民，都是可變的，不是什麼中國特色的天經地義。
往事已成歷史，未來有待創造。只要中國不再是地球村裡的異數，趙紫陽也就不會再是共產黨內的異數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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