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市芙蓉區政府徵收房產市民家藏汽油抵抗(圖)



這一次,「釘子戶」們找不到開發商談判,因為負責徵收的是「棚戶區改造項目徵收工作指揮部」;這一次,他們也無法找到地方政府來居中協調,因為「要拆你房子的就是政府」。

長沙市芙蓉區主導了一場領先全國的實踐:在城市國有土地上徵收房屋。一份於2009年7月實施的《長沙市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安置工作規定》指導了這場實踐。

政府徵收:長沙東牌樓的哀與痛

白熾燈下,楊衛輝神情焦慮,眼眶中佈滿血絲。近1個月時間裏,她已無暇顧及任何其他事務——她的當務之急是,用智慧去拖延時間、用頑強意志去保衛自己那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

家中儲藏汽油的消息走漏後,長沙市芙蓉區東牌樓棚戶區改造項目徵收工作指揮部(以下簡稱徵收指揮部)的人找她去談話。

「他們的人問我,你年紀輕輕、長得這麼好,幹嗎要做死的打算呢?」楊衛輝講起當天的經歷。有人接過話頭:「你該這麼回答——我不漂亮,唐福珍長得可比我漂亮多了,不一樣死了?」滿屋的居民們頓時哄堂大笑。笑過之後,屋裡又是一陣沉默。

半年來,面對長沙市別具一格的「徵收」實踐,東牌樓的居民們目睹了一幕幕荒誕劇的上演。

徵收,為了公共利益

「國家的重點工程、國防建設等需要才有徵收,這裡何來徵收?」

2010年1月的東牌樓社區,猶如一個遍體鱗傷的老者。

白天,斗大的血紅色「征」字無處不在,目力所及是滿地的建築廢墟、生活垃圾和門窗盡毀的房屋;夜晚,這裡少有人蹤,偌大的筒子樓裡一片漆黑……這個有著1005戶居民的長沙市芙蓉區東牌樓社區的東半部分,如今已被藍色的建築圍欄包裹,置身其間,猶如深陷兵荒馬亂的年代。

無法想像,這裡往南數百米,即是燈火輝煌的解放西路——曾創下洋酒芝華士單日銷量世界記錄的酒吧一條街。而稍遠些的南門口,民國時代便是老長沙的繁華所在。

居民袁冬梅的房子建於1947年,位於東牌樓社區中間偏北。安靜的小院、寬敞的中庭、鏤空彫花的窗戶和麻石刻的門框,讓「攝影的、文物保護的人,不知來了多少次」。

無論是患糖尿病的老伴和殘障的兒子去附近湖南省人民醫院就醫,抑或女兒去附近的王府井商城上班,步行均在10分鐘以內。能在鬧市中享有這片寧靜,袁家人均十分慶幸。

2009年8月5日早晨,袁冬梅發現,一夜之間,巨大的政府公告已貼遍了社區的各個角落。這個蓋有「長沙市芙蓉區人民政府」大印的房屋徵收決定,宣布了此次政府徵收的三大目的:棚戶區改造、環境整治、主次幹道的道路給排水等工程的建設。

袁冬梅的鄰居、每日早出晚歸的工薪一族陳建農,在當晚8點回家後,才看到巷口的徵收公告。他的第一反應是:「這個有問題!對城市裡私人房產的徵收,應該是國家的重點工程、國防建設等的需要,才有徵收,這裡何來徵收?」

幾天之後,年過7旬的袁冬梅目睹了一幕前所未見的場景:幾名工人不由分說,在小院粉白的牆壁上,用紅漆噴上了4個直徑超過80厘米的「征」字。

袁冬梅百思不得其解:「徵收和拆遷,有什麼區別嗎?」「當然有區別!」對方沒好氣地回答,「拆遷,有補償;徵收,那是你為公共利益犧牲。」「現在徵收你的房子還給你補償,那是政府照顧你們。」

「解放」棚戶區居民

「東牌樓改造項目,是長沙市第一個實行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補償安置新政策的棚戶區。」

種種跡象表明,就在居民袁冬梅家彫花的黑色院門被一隻無形的大手推開之時,她所居住的城市正走入大規模改造的前夜。

全球金融危機襲來時,根據長沙市的統計,這座中部省會城市的二環線以內,還有著像東牌樓這樣成片的730萬平方米的舊城區,居住著18萬居民。2008年底,在接受央視經濟頻道《獻計中國增長》欄目訪談時,長沙市市長張劍飛如此表示:「如果能夠把這18萬居民從棚戶區'解放'出來,還可以產生很大一部分商品房需求。」

按照他的推算,1平方米棚戶區拆遷可以產生1.5平方米需求,730萬平方米棚戶區拆遷,就可以帶動千餘萬平方米的購買需求。2009年3月30日,長沙宣布,要在2009年開始的3年之內完成城區所有棚戶區的改造。

巧合的是,3個月後,長沙市領先全國發布了一份名為《長沙市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安置工作規定》的文件。文件透露出一條重要信息:從2009年7月1日開始,該市城區內「國有土地上符合公共利益的建設項目」,若「需要實施房屋徵收與補償安置」,將一律實行該規定。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該規定並未界定何為「公共利益」。2009年8月5日,謎底部分被揭曉——東牌樓社區的「棚戶區」,成為首例新政策頒布後「公共利益」所需的徵收對象。

一切真實地降臨了,邁入9月份,東牌樓居民們開始聞到一股濃厚的「徵收氣息」:藍色的圍欄已將社區三面合圍,寫滿宣傳「棚改」、「徵收」的大字橫幅環繞四周,大字號的政府公告和紅色的「征」字佔領了社區的每一個顯眼的角落,不斷更新的、以編號形式印發的公開信,被不定期散發到各家各戶。

被徵收區域正中心位置,原來是長沙市司法局辦公大樓,現在已變為徵收指揮部的所在地。3個碩大的喇叭裝上了大樓樓頂,分別面向西、南、北三個方向。每天早晨8點整,廣播準時響起,一個雄渾的男中音以堅定的口吻,宣讀著區政府的各類公告。

與之相配套的是竟日在社區內穿梭往返的、帶有車載音響設備的「徵收政策」宣傳車,「棚戶區改造,符合公共利益需求」的聲音,迴盪在社區上空。

事實上,廣播和公開信中提及的分段獎勵的刺激措施,在此前國內拆遷中早已司空見慣,卻依然在東牌樓取得了奇效:僅開始簽協議的頭三天,9月4日到9月6日,就有102戶居民在徵收補償安置協議上簽字表示同意。

「先徵收,再對外公開拍挂」

徵收指揮部講述了不能就地安置的理由:其一,「該地規劃為商業用地,不宜大規模建設安置樓房」。

面對已瀰散多年的集體主義氛圍又一次重臨社區,被徵收一方的居民們顯得茫然無措。除了部分居民們聯合起來,向徵收指揮部提交了一份請求「就地安置」的申訴書外,他們幾乎想不出別的應對辦法。

有人從長沙市發改委的網站上發現了一條泄露天機的信息。一份名為《長沙招商項目目錄(2009)》的文件對東牌樓項目有如下描述:處於中央商務區商業圈,擬建大型購物商場、高檔酒店、服務式公寓等——並無「安置住宅」的字眼,也與此前被廣為告知的「為了公共利益,依法進行徵收」形成鮮明對比。

一份比徵收令更為詳細的「徵收補償安置實施方案」,擺在了東牌樓居民面前——宣傳已久的「棚戶區改造」,突然變得面目猙獰起來:原以為渾然天成的就地安置,現在成為遙不可及的夢想。他們將極有可能只得到少量的貨幣補償,然後搬離這裡。衝突,蓄勢待發。

2009年11月9日,下午3點多,居民穆明德的丈夫正在家中狹小的店面裡照料生意,七八個身份不明的人闖了進來,不由分說地將人拖出店面。

「來的人只說了一句話,'你們不搬我來幫你搬'。」緊接著,一群人衝進店裡,將貨架上的壽衣、香燭、紙錢通通裝入麻袋運走。「也沒有打收條,也沒有說他們是哪裡人。」

這一切似乎有前兆:就在3天前,徵收指揮部曾發布一道措辭強硬的命令,要求徵收範圍內的商戶必須在3天內停止經營。穆明德對此毫不理會——這個經營壽服等喪葬用品的小店,是她家祖傳的產業,停業即意味著斷絕一家人的生活來源。

當徵收進入這一階段後,穆和袁冬梅等社區的原住民,成為最為堅定的反對者。雙方矛盾焦點逐漸彙集為一個問題:徵收之後,究竟是產權調換,還是貨幣補償?

對於居民們的申訴,徵收指揮部的答覆簡潔明瞭:只能貨幣補償。

「棚戶區改造了,我們不能住這裡,這還是改造嗎?」穆明德無法理解。徵收指揮部講述了不能就地安置的理由:其一,「該地規劃為商業用地,不宜大規模建設安置樓房」;其二,「該項目是先徵收再對外公開拍挂出讓土地,目前建設項目和動工期限都無法確定」。

而如果按照4000多元每平方米的貨幣補償價格,原住民已無法在這片中心地帶購置房產,唯有遷往長沙遠郊。而對於類似房產同時是店面的居民穆明德家,問題則更為複雜。「有這個房子做生意,我們全家11口人,可以世世代代都不向國家伸手。現在要趕我們走,不是斷絕我們一家人的生路嗎?」

反對徵收的最後一搏

「到了這個時候,哪個公證處為了這1000塊錢公證費,敢過來幫你公證?」

沒有證據表明,11月9日的飛來橫禍與穆明德的反徵收的立場有何聯繫,但在那天下午,當穆和家人聞訊趕來時,在長沙小有名氣的「穆記壽服店」,已被上百名穿各類制服的人圍個水泄不通。而此時,剛才還開門迎客的街道,此時只能聽到眾多商戶們「乒乒乓乓」此起彼伏的關門聲。

不速之客們絕塵而去。此後,社區內被徵收範圍內的商戶們,再也無人敢開門營業。東牌樓越發沉寂。

12月13日,是高音喇叭的最後一次廣播。這天,廣播員一反常態,不再呼籲大家早日簽協議領獎勵,而是提醒留守的居民們,空寂的社區內需要「防止犯人藏匿」、要「防火防盜」。

這一天,居民楊衛輝也有了一種大勢已去的感覺——90%以上的居民已簽了補償協議,她逐級上訪到北京,又剛從北京回到長沙,並無任何收穫。區政府專為楊家下發的「紅頭文件」,已在一天前送到了楊的手中——這份名為「房屋徵收補償安置決定」的文件宣布,楊衛輝必須在文件送達之日起15天內騰空房屋,「逾期不騰空房屋的,將依法予以強制執行」。

當徵收進入最後階段時,不斷有居民選擇了放棄「抵抗」,簽字搬離。他們前腳剛走,後腳就有頭戴安全帽的工人們來到這裡——像此前一樣,掄起大錘,將房內的門窗悉數拆除砸毀。最終,整個單元已只剩下楊衛輝一家。

經過維權之路的洗禮,這個平日擺地攤為生的中年婦女,已能熟練地背誦《憲法》第十三條、《物權法》第四十二條第三款的內容。但如今,在背熟法條之外,她還決定做更多的準備:全家已被動員起來,她和丈夫兩人交替在家留守,「誰來都不開門」。

朝北的窗戶是家裡最為薄弱的地方,楊和丈夫用木板將窗戶釘死。窗下曾是楊的臥室,現在專門把80多歲的公公從鄉下接來,日夜躺在床上,預備對隨時可能到來的強拆者的破窗而入,以死相抗。

此時,居民與徵收指揮部面對面的利益博弈中,已很少有人再去議論「徵收」與「拆遷」的區別,但當談判一次次不歡而散後,幾乎快被人忘卻的「徵收」,又在這一時間跳了出來。

一次,一位有經驗的朋友告訴楊衛輝,最好把樓上已搬遷戶家的水管鋸掉,防止水管滲透導致房屋牆體開裂,那時房子將會被定義為「危房」。而一旦「被危房」,強拆就指日可待了。楊衛輝一聽,馬上表示要找公證處來,「讓他公證我家房子不是危房!」

朋友這樣提醒她:「這是政府徵收!不是開發商拆遷!」「到了這個時候,哪個公證處為了這1000塊錢公證費,敢過來幫你公證?」

寄望於國家立法?

「這麼好的磚,這麼好的房子,再也不會有了。」

時間緩緩走完了2009年——一方面,這一年年末的「唐福珍事件」和「五教授上書」,成為東牌樓居民們熱議的話題,並偶爾能帶給他們堅守的希望。但是,另一方面,「徵收」還是一路勢如破竹,截止到2010年1月7日,超過千戶居民的社區裡僅有73戶還拒絕在徵收補償協議上簽字。

留下的居民們把唯一的期待留在了拖延時間上,他們的假設是:只要挨過年底,開春就是「兩會」,如果新的徵收房屋的國家立法能在那時誕生,那麼,「一切就有希望了」。

但目前的信息均顯示,國務院法工委已經在著手制定《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拆遷補償條例》,全國人大暫時並無著手立法的表示。

與之相映照的是,著名拆遷法實務專家、北京才良律師事務所主任王才亮曾在自己的博客上寫到:「人們都關心國務院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草案)》的內容是怎麼定的,但至今沒人披露出來。好在湖南長沙出臺了一部《長沙市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安置工作規定》的政府令,我想這個文件可以幫助人們瞭解國務院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草案)》的內容。」

按照王才亮的判斷,東牌樓社區的居民似乎是最能預測未來的人了。

「長沙的這個規定,是先把土地收回來,然後徵收房屋,那發生的事情就跟以前的拆遷一樣了。」民間學者、古城保護專家華新民對本報記者表示,「地權被滅失,談何保護房產?」

2010年1月11日,寒冬已降臨長沙,整個東牌樓社區籠罩在一層薄薄的霧氣中。據當地媒體報導:「長沙市第一個也是最大的棚戶區改造項目——東牌樓棚戶區改造項目進展順利」,「二期項目將在春節後全面啟動」。不久的將來,號稱投資40個億、由香港恆隆地產打造的大型商業中心——長沙恆隆廣場,將在這片土地上誕生。

此刻,東牌樓居民袁冬梅相信,自己祖屋已不可能保留到2010年春節。她唯一的心願是,在強制徵收之後,她能從祖宅的廢墟上撿走幾塊青磚。「這麼好的磚,這麼好的房子,再也不會有了。」Thank you for contributing your translation suggestion to Google Translate.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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