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記者陳錦緣紐約採訪報導】著名中國流亡作家、法學家袁紅冰最新著作《臺灣大劫難》名噪四海，在大陸、臺灣及海外華人讀者中激起千層浪。袁紅冰教授的其他著作《自由在落日中》、《文殤》、《金色的聖山》、《回歸荒涼》和《刻在落日上的箴言》等作品也都被中共列為禁書。這位令中共高層膽寒的詩人兼法學家，究竟是怎樣的一位神秘人物？1月15日看中國記者在紐約採訪了袁紅冰教授，紐約是袁教授此次北美巡迴講演12個城市的第一站。
記者：作為一位詩人和哲人，能否請您談一下您的理想？
袁教授：我離開中國已經五年多了，離開中國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出版我在中國被禁止的一些哲學和文學的著作。那些著作主要反映了中國共產黨暴政下的蒙古人和西藏人心靈的苦難，那當然也有漢人心靈的苦難。在中共統治之下，人們的心靈的苦難比人類千年歷史上積累的苦難還要深重。
其實這兩個民族的苦難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和精神信仰在中共的暴政之下，逐漸地趨於滅亡。中共的黨文化就是排斥一切其他的文化，他只允許中共活不允許別人生存，這就是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的一個核心內容，要對人的心靈絕對的統治。
因此作為一個有良知的哲人和詩人，如果不能把心靈的苦難作為自己表述的對象和主題的話，那麼他不可能創作出和人性一致的作品來。所以我寫的這些書，在中國境內都不能出版，所以只好到國外來。我作為一個詩者，哲人呢，可能比做一個革命家更接近我的本性。
我作為中國的一個流亡作家，為什麼我在自己的祖國，沒有出版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我為什麼必須流亡才能發表我的作品?我希望大家在理解這個概念的同時能夠認識到，中國現在已經亡國了。作為一個中國人在自己的祖國不能自由的發表作品，原因就在於我是一個亡國奴、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奴隸。
中共統治中國的六十多年期間，就是中國不斷地淪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殖民地過程。中國共產黨的這些官僚集團的頭目們雖然有著中國人的面孔，靈魂卻是以仇恨為基礎，屬於德國迫害猶太人而創造的仇恨理論。
記者：很多人認為蒙古人和西藏人在搞獨立，您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
袁教授：其實呢中共首先滅絕的是漢人的文化。漢人在中共的統治下，中華文化早已經被滅絕了。中共在中國實行的是馬克思列寧的精神和文化的殖民統治，首先被滅絕的是中華文化。因此呢，漢人首先在精神和文化上變成亡國奴。
然後中共又利用被他們洗腦過後已經變成了行屍走肉的這些漢人，去迫害少數民族，併進一步消滅少數民族的文化。因為中共暴政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要對人的心靈進行絕對地統治，除了共產黨的所謂文化之外他不允許任何其它的文化存在，這就是他的最邪惡之處啊！
所以在海外我們做的另一件事，就是發起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現在中國自由文化活動已經發展到1千6百多人，其中80%參與者都在中國大陸。我們試圖通過這個運動，重建中國的自由文化精神。
問：請問您這次訪問美國的計畫是什麼？《臺灣大劫難》這本書對中國大陸民眾有何啟發？
袁教授：這次主要是受臺灣各個社團的邀請，在北美（包括加拿大多倫多）的十二個城市進行巡迴演講。在這本書的撰寫過程中，我也確實感覺到中共暴政正在構成整個人類的一次大的危機，大的劫難。
所以中國人如果不盡快地通過自己的努力，利用人類理性和良知贏取的一切方法徹底地否定中共暴政的話，那麼中國將在中共暴政的統治之下，成為整個人類的大劫難，我們中國人也將承受難以雪洗的恥辱。
我想再一次提醒大家，就是中共已經選定了臺灣，作為他們全面擴張的第一步。我們絕不能看到臺灣的自由制度，被中共暴政所侵略；我們絕不能看到，臺灣海峽2千300萬的自由人，變成中共暴政的奴隸。我們要呼籲整個人類來保障臺灣的自由制度，和中國極權專制進行這場決戰。
要想割掉中共暴政這個整個人類的毒瘤，最好的辦法就是在中國用人類的理性、人類的良知採用一切辦法，徹底地否定中共暴政。中共暴政是中國社會罪惡的根源，是我們不公正的根源，是人們痛苦的根源。
中共統治中國的六十多年，中國的精神文化早已摧殘殆盡。所以說現在中國的專制和中國的文化無關，和中國的皇權傳統也沒有關係，中國的專制實際上是來自於西方的極權主義文化傳統。
胡錦濤講中國要和平崛起，那麼我們要搞清楚現在崛起什麼？什麼叫和平崛起？現在中國人崛起了嗎？我想沒有。因為一群被剝奪了政治選擇權的政治奴隸，不存在什麼崛起的問題。而是一個最卑微的群體，連自己的政治命運都決定不了的群體，到哪裡去崛起？連言論自由都沒有。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不能夠自由的思想，不能夠自由的表達，這是一種多可悲的生存狀態？！
沒有人的尊嚴，哪裡有什麼崛起，現在崛起的是什麼？是中國的官僚集團——這些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代言人；崛起的是中共的權貴階層——他們用暴力和謊言壟斷了幾乎所有的政治文化資源，是當代最凶殘的一群獨裁者。
記者：《臺灣大劫難》的發行震驚中共高層，請問您如何考慮自身的安全？
袁教授：我從來不考慮這個問題。因為我目睹了在中共暴政下許多善良美麗的人，都已經死去了。如果我們活著的人，不能勇敢地去堅持真理和正義的話，我們生命的本身，我們活著的本身就是一種恥辱。
現在這臺灣大街上的書店裡，擺出來的都是毛澤東的專輯、鄧小平的專輯、反人類罪行的罪魁禍首們的專輯。而《臺灣大劫難》這本書剛出版的時候居然有很多書店不敢賣，有很多書店是在偷偷地賣這本書。在一個自由的制度之下，這本書居然又要承受一種禁書的命運。
我所有的書在大陸都是禁書。沒想到在臺灣呢，也出現了這樣成為禁書的預兆。後來由於在臺灣朋友的共同努力下，這本書啊才能夠迅速地傳播開來。就在這本書傳播的同時，這本書的發行商taiwannews的網站被中共的黑客侵襲，徹底了癱瘓了48個小時。這就是臺灣面臨的局面。
《臺灣大劫難》主要是揭示了中共暴政想要在2012年之前，控制併進而滅絕臺灣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陰謀。這本書從出版到現在僅僅不到2個月，50多天就發行了數萬冊。而且在臺灣各個大的書店啊，都在暢銷書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這說明臺灣人正以此覺醒。臺灣人對這本書有這樣濃厚的興趣，說明他們已經意識到海峽兩岸關係的實質，不是什麼族群利益的爭奪，甚至也不是什麼主權之爭，而是臺灣的自由制度和中共的極權專制的一次命運的大衝突。
在這個背景之下，中共對外擴張的第一步就是要消滅和控制臺灣的自由民主制度。正是基於這樣的一種認識，我想通過這本書給臺灣人民一個警示，希望他們能夠從這個警示中找到如何保衛自己、臺灣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能量；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就是想通過這本書徹底地曝光中共對臺的戰略陰謀，從而打破中共消滅臺灣自由民主制度的戰略步伐。
記者：能請您談談從大陸出走到海外的壯志？
袁教授：2004年出來後，我發現海外的一些所謂的民運族，想要和中共和解，想要和中共搞和諧的思潮——改良主義的思潮佔領了上風。而這種思潮顯然跟中國大陸絕大部分民眾切身的體驗是背道而馳的。在中共暴政之下，普通民眾從切身的感受中就已經意識到，中共是不可能改良的。只有徹底地解體中國共產黨，只有徹底地否定暴政，中國才能免於從中共建政以來的重重社會大悲劇和苦難。
另外由於當時很多的知識份子對中共迫害法輪功，抱著一種曖昧不明的態度，針對這種情況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做「為法輪功辯」，指出了知識份子的這種整體的冷漠，是一種難以血洗的恥辱。而知識份子的良知，就是要在這個群體因精神信仰遭受迫害的時候，勇敢地站出來為他們伸張正義。
記者：針對部分知識份子想和中共和解的想法，您為何覺得無法實現？
袁教授：首先不能實現的原因是「8964」之後啊，中國共產黨已經通過他的幾十萬大軍屠殺自己的人民和學生。他的罪行把他自己推上了一條絕路。因為這個罪行是一個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行，因此他只有不斷地強化他的極權專制，才能避免像希特勒和薩達姆一樣，被人民推上正義的審判臺的命運。
所以在這種歷史背景之下，中共只有不斷地把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暴力發揮到極致，才能維護住他的極權統治。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我們可以判定中共已經喪失了進行自我的政治改良的政治能力。那麼在他完全不具備這個能力的情況下，仍然要對他存著改良的幻想，那就是在欺騙歷史和人民。
那麼有些人為什麼對他抱有這種幻想？關鍵就是「8964」之後啊，有相當一批人是從中共體制之內分化出來的。一方面他們跟中共的頑固派有一定的矛盾，另一方面他們本身就是帶著體制內的一種鮮明的政治特徵——永遠對中共暴政抱著一種幻想，而且他們很希望通過這種中共的改良，重新回到中共裡面去。我想這就是海外民運中相當的一部分人，對中共抱著改良主義幻想的主要原因和最基本的原因。
那麼現在事實已經證明，中共是不可能進行改良的。最近的一個標誌性的事件，就是中共審判了劉曉波並判處他11年徒刑。劉曉波本身就是一個最希望和中共和解的，最希望通過改良主義的幻想來實現他的政治目的的人，中共對他的審判應該說是給了這些政治幻想家們致命的一擊。
記者：從法學專業上，您為何認為中共統治是非法的？
袁教授：首先就在於他的統治不是建立在人民的政治選擇權的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暴力和謊言的基礎之上。中共暴政實行的實際上是國家權力的共產黨官僚集團的私有制。那麼按照現代法的精神，只有體現出主權在民原則的國家權力才是合法的。那麼凡是違背主權在民的原則，非法地剝奪了人民的政治選擇權的極權統治都是非法的統治。
面對這種非法的統治，人民擁有天然的反抗權利。在幾百年前，盧梭先生就提出一個著名的法律理論——在暴政之前人民擁有起義的權利。我想今天面對中共這個人類歷史上最為邪惡的統治，最為殘暴的極權專制，中國人民當然擁有起義的權利，擁有反抗的天然權利。
憲法本身是一個國家的最高的法律表現，而中共的憲法，規定了中國人必須遵守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意味著這個來自德國的猶太人的理論，已經成為中國的國教，已經成為中國人必須遵守的真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說中國已經變成了一個文化的殖民地，精神的殖民地，這是事實的表述。
為此離開中國後我舉辦了40多場揭露中共本質的演講，又組建了審判中國共產黨的模擬民間刑事法庭——悉尼國際刑事法庭。在中共政權還存在、同時很多人仍對中共暴政恐怖主義極其恐懼的情況下，2006年我們就根據國際法和國際人權法，審判了江澤民、羅乾等人因迫害法輪功而犯下的反人類罪，同時從法學理論上闡明瞭對中共暴政審判的合法性。
記者：中國目前民眾對中共還是感到恐懼，您是怎麼樣看待這個問題？
袁教授：首先呢這個恐懼啊是應該理解的。中共暴政確實是人類歷史上最凶殘，最泯滅人性的一個極權專制統治。這個來自西方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極權統治是在東方建立的一個巴士底獄啊，中國人實際上都是被關在這個大監獄裡的政治奴隸。以許多中國人每天面臨這樣的一個暴政，經常看到那樣血淋淋的罪惡，他們的恐懼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中國人已經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恐懼是沒有出路的，恐懼只會更加慫恿了暴政的猖獗。為了有尊嚴的活著，為了做一個自由人，必須首先走出這對暴政的恐懼。用理性和良知的一切方法同中共暴政做不屈不饒的抗爭。為有如此，中國才會有希望，中國人民才會有希望。
目前的社會是一個兩極分化的社會，中共由於實現權力市場貴族經濟，把將近3億的中國農民工的血汗勞動，作為吸引外資的一個手段。而許多資本者為了眼前的經濟利益而背叛了良知，他們沒有意識到這種權利貴族，市場經濟所造成的兩極分化，已經到了社會難以容忍的一個極限。
百分之四十的人，擁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財富。這種以絕大多數人的相對或者絕對的貧困作為代價的所謂快樂的、幸福的生活，肯定是不會持久的。而且一個泯滅良知的社會，一個以別人的痛苦做為自己幸福基礎的社會，也不可能長久的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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