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為什麼去了臺灣？

今年的《南方週末》發表了一篇文章，討論畫家張大千為什麼在中共執政前夕選擇了去臺灣。文章的中心要旨是想說張大千選擇去臺灣不是出於政治的原因。作者借張大千的學生劉力上之口說，張大千在政治上是一個無黨派人士，他無求於國民黨，只是與國民黨的一些上層人物於右任、張群、羅家倫有些往來，也僅止於藝術交往。因此不能把他的離鄉赴臺，看作是投奔國民黨。至於他對共產黨，去國前既無恩怨，也無往來。1949年初，張大千在香港曾應何香凝之求，為毛澤東畫了一幅荷花，並題了"潤之先生"的上款。如果說大千先生當時對共產黨已有不滿情緒，怕是不會題款相贈的。

張大千去臺灣真的不是出於政治原因嗎？《南方週末》作者所給出的那個理由其實是很勉強的，上個世紀40年代末，中國知識份子要想不介入政治，是不可能的。張大千是個有思想、有個性的畫家，更不可能在那樣的時代不受政治影響，選擇去臺灣，最根本的，恐怕還是政治的原因。關於這一點，我們從現有的資料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

據《成都晚報》的文章說，1949年12月9日，國民黨當局最後一批撤離大陸的官員-- 陳立夫、閻錫山、朱家驊等人聚集在成都機場，準備從這裡乘坐最後一班飛機撤離大陸。就在飛機即將離開中國大陸之際，張大千乘坐西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張群的座車，風馳電掣般衝進機場。張大千應友人之邀，於10月間到臺北舉行畫展。當時於右任已先到臺北，張大千去拜訪時，得知局勢急轉直下，國府將失去大陸。面對國破家亡，張大千憂心忡忡，很想接出眷屬。於右任親自找到陳誠求情，陳立即打電話要空軍派飛機送張大千速回成都。張大千回成都後，帶著他62幅敦煌臨摹壁畫16幅張大千私人收藏的古畫，乘坐這班飛機離開了大陸。1969年張大千託人將這批國寶送回臺灣，現收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

張大千曾應何香凝之求，於49年2月為毛澤東畫了一幅荷花，何當時就對張大千提出了到北京參加中共政府的要求，如果他當時不想離開大陸，以他的藝術才華和在文化界的影響，以及他為毛澤東作畫的經歷，中共政權一定會把他當座上賓，會給他很高的地位，他完全可以在大陸從事他的藝術事業，家人團聚，免去了背井離鄉之苦。但張大千選擇離開，如果不是政治原因，很難說得通。

另一個資料更能說明這一問題。在《張大千的世界》中，記載了1956年中國商業代表團團長與張大千在酒宴上的一段對話：

團長："上海一別，不知近況如何？"

張大千："國破家亡，亡命天涯，哪有什麼好日子好過啊，欠了一身債！"

團長："欠了多少債？"

張大千："不多，二三十萬美金！"

團長："人民政府可以代你還債，只要你肯答應回去。"

張大千："我張大千一生，自己的債自己了。想當年在敦煌，我也欠了幾百條金子的債，人家說我發掘藝術有功，可以申請政府補助。我都不肯，我不管你說的是啥子政府。政府的錢是國家的，怎好拿國家的錢給私人還債？"

幾巡茅台之後，賓主都已醉醺醺，主人站起來說："張先生，你究竟站在哪一邊，今天最好表明態度。"

張大千一拍桌子，站起來說："我張大千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向來站在哪一邊，就站在哪一邊。"

在這一段對話中，張大千把國民黨的失敗說成是"國破家亡"，把中共所建政權貶斥為"啥子政府"，並教訓這位團長說："政府的錢是國家的，怎好拿國家的錢給私人還債？"面對中共要其表態的要求，拍案而起，橫眉怒視：我張大千"向來站在哪一邊，就站在哪一邊！"這些，不都是明明白白的政治表態嗎？

其實，大多數知識份子是經不住地位和金錢誘惑的，以上個世紀50年代而論，當時中國 95%國土已被中共佔有，國民政府只有臺灣一個孤島，還不知什麼時候會淪為中共之手，張大千在這樣情況下還不為名利所動，不顧以後的風險，不迴避背井離鄉之苦，堅持自己本來立場，確是難能可貴，算得上有骨氣。

很多人以張大千曾為毛澤東作畫來評定張大千是傾共的，國民政府中一些人也這樣認為，這其實是個誤解。張大千的畫是畫給何香凝的而不是畫給毛澤東的，何香凝怕影響了張大千的情緒使索畫不成或雖奈於情面卻畫不成畫，始終不肯將索畫之人告訴張大千，只是在後來提字時才不得不說出毛澤東的名字，此時木已成舟，張大千也不得不提款了。毛澤東非常欣賞這幅畫，並把它掛在了自己居住的中南海房間內珍藏。嚴格地說，這幅畫其實是騙的。

需要說明的是，索畫只是何香凝見張大千目地的一部分，而且不是主要部分，主要部分是何香凝受中共委派，想憑藉同張的私人關係策動張大千參加中共政權。張大千沒答應這個要求，何香凝的主要任務並沒有完成。

說到這裡，再說一點題外的話，毛澤東和蔣介石的為人處世很不相同，蔣介石酷愛藝術，對當代藝術家也很重視。據臺灣故宮人員回憶，蔣介石夫婦觀賞文物，神情怡然，看累了就到附近招待所休息片刻。1965年，臺灣故宮在臺北外雙溪的新院區落成，蔣介石兩夫妻時常利用傍晚外出到外雙溪故宮博物院參觀，可見其對藝術的珍愛。但由於當代頂尖文化名人的作品都是國寶，價值不菲，所以蔣從來不向藝術家索要其作品。現在一些人動不動就說：某某畫家有骨氣，寧肯餓死不為蔣介石作畫。這其實都是子虛無有的胡說，蔣沒有找藝術家要作品的習慣。

毛澤東在這方面不受拘束，中央檔案館公開的《毛澤東藏畫》幾乎囊括了所有中共治下的當代文化名人和書畫藝術家作品，有些名家書畫甚至不止一幅兩幅，以齊白石為例，毛澤東就收藏有五、六幅之多。現在這些藝術品很大部分留存於毛澤東的後人手中。文革中，幾乎所有私人收藏都被以封、資、修名義抄走毀壞，張大千的前妻楊宛君把張在敦煌臨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畫全部交給了國家，自己僅保留十四幅張氏為她作的畫。但後來那十四幅畫也被搜走，從此全都沒有了下落。而毛澤東的收藏卻毫髮無損。

上個世紀40年代末，中國經歷著大的變革，山河破碎，民生凋敝，經歷著有史以來最大的劫難。在這個大分化、大動盪、大改組的時代，不只是張大千，當時幾乎所有文化名人都在政治的影響下在中共和國民政府之間進行著選擇。當時社會上一些二、三流的文化人，都看到了中共政權一旦建立，必然會面臨文化上青黃不接的局面，他們正可藉此機會竄升為社會的主流，當時的齊白石就是這一類人的典型。

中共和平佔領北京後，齊白石借湖南老鄉寫給毛澤東的信同毛澤東取得聯繫，毛澤東回信齊白石表示問候，齊白石受寵若驚，馬上刻了朱、白兩封壽山石名章獻給毛澤東，緊接著又把自己用了50多年的石硯、自己珍藏的最好作品----鷹和一幅書有"海為龍世界，雲是鶴家鄉"的對聯，在重新提款後送給毛澤東，到了1952年，他又約幾個畫家聯合作畫《普天同慶》敬獻毛澤東，其急切心情可見一斑。

齊白石的行為，可以看出其人沒有自信，想依借權勢躋身大師地位。49年前，他為了炒作自己名氣，幾乎是一天一個花樣地折騰自己，在大門上貼"畫不賣與官家，竊恐不詳"的告白，又貼："中外長官，要白石之畫者，用代人可矣，不必親駕到門。從來官不入民家，主人不利。謹此告知，恕不會見。"再貼："絕止減畫價，絕止吃飯館，絕止照像。"再貼："吾年八十矣，尺紙六元，每元加二角"。當時，京津一代稍有點名氣的畫家，作畫也高於這個價。1961年，天津畫家閻至陽在回憶49年前畫價時作詩說："二十元錢尺一方，當年畫事卻尋常。"閻平平常常的畫作能賣到二十元一尺，卻沒有炒到大師地位，可見齊白石的畫是什麼水準了。

毛澤東也不看重齊白石的畫，他說："齊白石、陳半丁之流，就花木而論，還不如清末某些畫家。"文革中，江青就發出疑問："是誰把齊白石封為‘藝術大師'的？"是誰呢？只能是政治，是政治炒作！偌大個中國不能沒有大師啊，這就是找不到高頭大馬，拿小驢子套磨。

張大千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了沈重代價，"相思日日縷肝肺"、"萬里歸遲總戀鄉"，他經歷了漫長的思鄉之苦。1982年，一位美籍人士到四川訪問，轉道臺北，為張大千送去了一份他十分渴望的珍貴禮物----張大千"故鄉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泥土，張大千老淚縱橫，把泥土供奉在了先人的靈位前。1983年4月張大千以85歲的高齡離開了這個讓他悲喜交加的世界。

作文也罷，作畫也罷，首先要作人是很重要的，人都作不好，作品中沒有清純的良性信息，就不可能有持久的藝術價值。藝術家不參與政治這是對的，但當政治找到你，躲也躲不開的時候，作為藝術家還是應該有點氣節，就是單為了作品傳世也應該作到這一點，總不能遺害後人吧？在這一點上我看張大千做的就不錯，起碼在最為重要的一件事上，保持了文化人的氣節。

寫作本文的目的，是想就張大千這位畫家氣節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沒有貶低哪位畫家的意思。收藏某位"大師"畫作的人儘管收好，起碼目前沒有降溫的跡象，作為投資、投機都還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