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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之根基 六經之階梯

2010-01-03 00:32 作者:彭 林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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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光宗紹熙四年1190,正在漳州任上的朱熹刊行了他編注的《四子書》,也就是後人所說的《四書章句集注》,包括《大學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 卷、《論語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大概連朱熹本人也始料未及的是,這部文字淺近、篇帙並不浩繁的著作面世之後,勢頭甚至蓋過了《詩》、《書》、 《禮》、《易》、《春秋》等《五經》,成為此後七百多年中最具影響力的文獻。
  
  一、三教並立格局下的儒學隱憂
  
春秋末期,孔子首創私學,以《詩》、《書》、《禮》、《樂》、《易》、《春秋》教授弟子,從此,經書就成了儒家的經典。秦火之後,《樂》經失傳,《六經》變成了《五經》。漢興,《五經》被列入學官,每一經都有專門的教授,負責指導博士弟子。經學變成官學之後,藉助於行政的力量,流傳更為廣泛, 這似乎是一件令人欣喜的好事。但是,進入官府之後的經學,性質和作用也在悄然發生變化。

孔子將濟世救民的理念滲透在《六經》中,希冀以此教化學生,推動社會進步,實現他的政治理想。可是,作為官學的經學並非完全如此。教師出於教學的需要,關心的是如何從文字、訓詁的角度來說解這批古奧難懂的先秦文獻。不少學者皓首窮經,用畢生的精力來註解經文,從學術層面來說,這固然是推進經學研究所不可或缺的工作。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這些原本充滿人文精神的經書,已經慢慢地淡出讀書人的精神境界,變成了純粹的學術問題,甚至成為讀書人謀求功名利祿的工具。這不能不說是儒學的悲哀。

正當儒學成為學者高頭講章之時,佛教和道教悄然走進了中國人的凡俗世界。東漢以後,佛教開始傳入中國,不久道教也開始興起。唐、宋政府都將佛教、道教與儒學並立,作為基本國教。佛教和道教有玄妙而生動的心性理論,無論地位高下、文化深淺,都可以輕鬆進入它的堂奧。它們有彼岸世界,可以許諾實現信徒的種種願望,解脫他們現世的諸多煩惱,走向極樂世界,所以很快風靡於世,從帝王將相到尋常百姓,趨之若鶩。

相形見絀的是儒家,它除了沒有佛道的上述優勢之外,還有文獻本身的諸多問題,處境最為窘迫。孔子整理的《六經》,都是用先秦的語匯體系撰寫的,中古時代的學者讀起來已經感到處處隔膜,不易親近,一般學者初讀,不容易觸摸到明晰的脈絡。《論語》和《孟子》是先秦兩位聖賢的言論彙編,由於是語錄體,章節之間缺乏明快的銜接,也給人以吉光片羽,不成體系之感。這些正是它不能像佛道經典那樣在世俗社會廣泛傳播、生存空間日益縮小的重要原因。
  
  二、韓愈、李翱、二程對《大學》《中庸》的提倡
  
如何應對佛道兩家的挑戰,找出某些能夠明快地彰顯儒家思想體系的文獻,是唐宋儒者最為迫切的任務。唐代學者韓愈和李翱最早注意到,《大學》和《中庸》是足以與佛道心性理論相抗衡,並且能夠梳理出儒家理論體系的最佳文獻。

《大學》、《中庸》原本是《禮記》中的兩篇。《禮記》是孔門七十子論禮的文集,共有四十九篇,作者多數不甚清楚。相傳《大學》是曾子所作, 《中庸》是子思所作。東漢經學大師鄭玄為《論語》作注時,並沒有對《大學》、《中庸》作特別的提示。《中庸》主要講天道與人道關係,闡述天命與性的關係, 《漢書•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隋書•經籍志》有戴顒《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似乎有個別人做過單獨的研究;《大學》在唐以前無單行本傳世。凡此都表明它們沒有引起人們特別的關注。

宋儒表彰《中庸》者很多,從張載的《正蒙》、司馬光的《大學廣義》、王安石的《禮樂論》、程顥的《定性書》、程頤的《與呂大臨論中書》等,都緊扣《中庸》來討論性命之道。張載早年就留意《中庸》,其學"以《易》 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宋史•張載傳》)。 二程將《大學》作為"初學入德之門";將《中庸》看作"孔門傳授心法"之書,最為玄妙,認為"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未複合為一理", "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中庸章句》注引語)。"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中庸章句》注)。但是,他們所做的工作都比較粗淺,遠遠沒有達到可以迅速在天下推行的程度。真正達到這一目標的是南宋的朱熹。
  
  三、朱熹的《四書集注》
  
朱熹,字元晦、仲晦,號晦庵、晦翁,晚號遁翁,別號考亭、紫陽,又號雲谷老人、滄州病叟。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高宗建炎四年1130,生於福建南劍今福建南平尤溪。

朱熹出入經史,學術賅博,是南宋最著名的學者。可是朱熹的仕途相當坎坷,終其一生,歷經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黃干《行狀》,僅僅在同安、南康、漳州等地做過九年的地方官;寧宗時雖然成為帝王之師,卻只有短短的四十天。慶元元年1195,韓侂冑黨人攻擊道學為"偽學"、指責朱熹是"偽學罪首",朱熹因此而落職罷祠。這對於胸懷經天緯地之材、匡時救世之志的朱熹而言,實在是一種可悲而又無奈的現實。慶元 六年,朱熹溘然長逝。

朱熹平生主要是一位學者,他的主要精力是在教學和學術研究上。他與呂祖謙、陸九齡、陸九淵等的鵝湖之辯,是傳頌千古的美談;他興復白鹿洞書院、講道武夷精舍、修復岳麓書院等等,也是文化史上的佳話。不過,最為學者所稱道的,還是他的《四書章句集注》。

朱熹編注《四書章句集注》,是把它作為一項重大的文化工程,在漫長的歲月中,千錘百煉而成就的。

朱熹從30歲時就措手於《論語》、《孟子》,到孝宗乾道八年1172他43歲時,才完成了《論孟精義》此書後名《論孟要義》,又改名《論孟集議》,可謂浸透了心血。此書將二程說解《論語》、《孟子》的文字"蒐輯條疏,以附本章之次",又兼採張載、範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等九家之說,以佐證二程之說。之後,朱熹以《論孟集議》為基礎,"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提煉出《論語集注》和《孟子集注》,在每條之下先注音,次釋字義,次釋大旨,次引諸家論說,次列己見。朱熹對《論語》、《孟子》的註解,旨在融會諸家之說,所以稱為"集注"。淳熙四年1177,朱熹將他取捨的原則, 以及與學生的問答編成《論語或問》、《孟子或問》。需要說明的是,由於朱熹日後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論孟集注》的修改上,《論語或問》、《孟子或問》已無暇顧及,其中的問題也不復釐正,所以《論語或問》與《孟子或問》二書始終沒有付梓刊行,僅僅在學者中私下流傳。

《大學》、《中庸》都是朱熹幼年時代誦讀、成年之後深思的經典,他在《中庸章句序》中說,《中庸》一書,自己"蚤歲即嘗受讀",其後有過多年的"沉潛反覆","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衷",可見他的慎重。淳熙十六年1189,朱熹60歲,感到所作《大學章句》和《中庸章句》已經比較成熟,"穩洽於心",方才為之作序。
  
朱熹認為《大學》有闕遺之處,而且次序有顛倒錯亂之處;《中庸》論述性理、天道,是聖人心傳的要訣,學理深奧,雖然沒有殘缺,但是章句渾沌,條理不清。因此,需要對二書的文本進行處理。文本的分節,沒有照搬鄭玄的成說,而是根據二程等學者的意見和自己的研究,重新調整了次序,分別章節,並作出了自己的解釋,所以稱為"章句"。他認為,《大學》開頭的"大學之道"以下二百零五字是"經",是曾子記述的孔子之言;後面的文字,雜引經傳之說,略顯散亂,但朱熹認為"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當是曾子門人記述的曾子之意,其性質屬於解經的"傳"。《大學》的章次,二程認為有錯簡,為此重新作了編定。朱熹的編次,或從程本,或從舊本,間出己見。此外,他還依據上下文意和自己的理解,增寫了"格物致知"章的134字。他認為,如此一來,就顯得 "序次有倫,義理通貫,似得其真"。《中庸》的文本也作了調整,分為33章。每條之下先注音,再釋文義,然後引證串講,發揮義理。經過朱熹的處理,二書神明煥然,面貌一新。

朱熹在《四書》的每篇之前,都有一篇序,提示該書的性質、由來,作者的生平與學行等,文字洗練,鉤玄提要,非常方便讀者。正文之前,又有一 段簡明的文字,介紹二程對此書的評價。《大學》每章之後,都有提示章節大旨的說明,如"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右傳之二章,釋‘新民'";"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等等,全篇之末,又總括全篇結構,並叮囑讀者需要注意的事項:"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對《四書》的註釋,朱熹一改漢儒的繁瑣之風,務求簡捷明快。漢儒重考證,宋儒重義理,彼此各為營壘。朱熹是宋儒中既重義理、又重考據的少數學者之一,他十分尊重漢儒,對鄭玄等學者的學術成就評價很高,但是,他的《四書》注卻沒有漢儒諸經的生硬麵孔,他在盡行吸收前人的考證之後,用近乎口語化的文字來表述,舉重若輕,足見功力。注文儘可能使用常用字,對原文中較為偏僻或者有異讀的文字,則盡量用直音法注音,幫助讀者消除閱讀上的困難。與宋代學者輕改經文的習氣迥異的是,朱熹在變動文本的次序時,都會在章節之後加以說明,使讀者瞭解原文在何處,以便案復,表現了朱熹對歷史文獻的尊重,以及他為學 的嚴謹和慎重。

《四書集注》經過朱熹的覃思精研、反覆修改,他說:"某《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直到臨死前三天,他還在修改《大學•誠意章》。因此,稱為中國古代學術史上的精品佳作,《四書集注》是當之無愧的。
  
  四、讀《四書集注》要注意什麼
  
朱熹的《四書集注》體大思精,宏纖畢貫,百般讀之,猶不能盡其奧蘊。那麼對於初讀者來說,以下三點是需要留意的。

  1.讀《四書》的次序。

儒家的經籍文獻相當之浩繁,學者應該遵從怎樣的次序去學習,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程早就談及這一問題:"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言,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故如此而不可亂也。"《書臨漳所刊四子後》二程的這段論述對朱熹影響很大,他不僅主張《四書》是學習"《六經》之階梯"《朱子語類》卷一五,而且主張讀《四書》要有次序,但他提出的次序與二程略有差別:"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卻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朱子語類》卷一四這種閱讀順序,既是從《四書》的難易來考慮的,也是從《四書》之間的有機聯繫考慮的。

《大學》既有"規模之大",又有"節目之詳",其中的三綱領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是講學習目的、學習內容、學習步驟和最終的功效,是為學的"間架"和"修身治人底規模"。《論語》講日常修德從政,《孟子》談心論性,內容浩瀚廣博,情理兼茂,正可以盡其蘊奧,充實《大學》的間架。《中庸》是談玄說妙之書,講"上達處多",是形而上的學問,最後會歸於此,可以"求古人之微妙處",進入理論探討的層面。"尺度權衡之既當,由是以窮諸經、訂群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四書或問》李方子引朱熹語)

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四書集注》的本子,大多不是朱熹提出的《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的順序,而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這是不明就里之人所為,違背了朱子的本意,殊不可取。

  2.讀書與修身不可偏廢。

我們讀《論語》,可以看到孔子對修身的重視。孔子說:"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憲問》),又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把修身當作治人的基礎。孔子把修身進德看作是君子的日課:"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述而》)

《大學》發展了孔子修身為本的思想,提出"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等修身方法,認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關係到治國平天下。《中庸》強調誠為修身之本,提出:"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而要做到"誠"則又強調"反求諸其身",提出"君子必慎其獨"的自我修養的重要方法。

但是,後世儒者讀《論語》、《孟子》等經典,大多把它當作射取名利的工具,很少與修身相結合,因而人心澆薄,世道浸衰。朱熹主張體用合一, 要求學生虔心涵泳,真實履踐孔孟之道,他說:"《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多。"(《論孟精義序》)。又說:"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 "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為無所用其心矣"(《書臨漳所刊四子後》)。他在《論語序說》中引程子的話說:"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可見,朱熹非常強調讀書與做人是一致的,不能做成兩張皮。朱熹的這一思想,至今依然是我們讀《四書》時應該遵循的原則。

  3.建立了理學的理論體系。

《四書章句集注》是朱熹學術思想的結晶,它的特點,是通過註釋闡發理學的哲學世界觀和心性學說,構建了以天理論為最高範疇的,包括天理論、人性論、格致論、道統論、教育論、政治論等在內的完整的理學思想體系,這是它與傳統經注的不同之處。注文大多是朱熹自己所寫,所引諸家之說,主要是二程及其門人的文章和語錄,顯現了極其濃郁的學派色彩。

朱熹繼承韓愈以來的"道統"說,把偽古文《尚書•大禹謨》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其中"十六字坐實為堯舜以來傳授的"心法"。十六字中包含了"人心"、"道心"、"精"、"一"、"中"等最重要的哲學範疇,以此闡發《中庸》的"綱維"和"蘊奧"。他從理本論出發,認為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當氣化成形體時,理也賦予其中,這就是性。人物各循其性的自然,日用之間皆有當行之路,這就是道。人類的性道雖然相同,但氣稟有差異, 所以有過或不及之差,聖人用禮、樂、刑、政來品節人性,使之復歸於中正。人應該不斷完善自我修養,"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天理論的核心,是 "理"或"天理"是宇宙的根本。在"性論"中,朱熹承繼"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區分,並加以發揮,提出"道心"、"人心"等概念,從而將《中庸》理學化、本體化了。朱熹為《大學》補寫的"格物致知"章,堪稱程朱理學"格物致知"論的精髓。類似的例子在書中在在多有,讀者可以仔細尋覓和體味。
  
 
  五、《四書集注》的影響
  
《四書集注》是朱熹傾盡平生精力而作,所以學者給予很高評價,認為其學術成就遠在他的《易本義》、《詩集傳》之上。

趙順孫說:"文公一生精力多在此書,一章之旨、一字之義,或數年更易而後定,或終夜思索而未安。"《四書纂疏》自序楊載說:"《四書》者,王道之骨髓,五經之根柢也。"程復心《四書章圖纂釋》序汪克寬說:"《四書》者,六經之階梯,東魯聖師以及顏、曾、思、孟傳心之要,舍是無以他求也。孟子沒,聖經湮晦千五百年,迨濂洛諸儒先抽關發矇,以啟不傳之秘,而我紫陽子朱子且復集諸儒之大成,擴往聖之遺蘊,作為《集注章句》、《或問》,以惠後學,昭至理於皦白,蓋皜皜乎不可商矣。"(倪士毅《四書輯釋》序)。刁包說:"尚論諸儒,必以《四書》為標準,《四書》無所得,雖經史淹貫,不可以為學也。"(蔡清《四書蒙引》序)。王義山說:"晦翁《四書》與《六經》並行於天地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前聖繼絕業,為萬世開太平,此書也。"(周焱《四書衍義》)

學術界有許多名儒都將《四書集注》奉為圭臬,將誦讀《四書集注》作為每天必修的日課,成為一時風氣,如真德秀"每晨起坐堂上,炷香開卷,必點校一章,從而演說其義,子侄皆立侍焉"。宋明理學傳入朝鮮後,《四書集注》風靡於世。在歷史上,朝鮮是儒家化相當徹底的國度,但平心而論,朝鮮的儒學主要是朱子學,而朝鮮的朱子學主要是四書學。這種傳統一直影響到今天的韓國學術界。

《四書集注》中的許多詞語,成為全社會最為熟知的名詞,最典型的如"格物致知"一詞。《四書集注》問世後,一時之間,許多學者開始將醫學、 數學、生物學等稱為"格物致知學",如朱震享的《格致餘論》,曹昭的《格致要論》,胡文煥的《格致叢書》等。明清時代,中國學者普遍用格致學來稱呼西學, 如熊明遇的《格致草》,高一志的《空際格致》、湯若望的《坤輿格致》,陳元龍的《格致鏡源》等書,都冠以"格致"的名目,就連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 理》最初的中譯本也題名為《數理格致》。京師大學堂同文館設"格物館",徐壽與傅蘭雅在上海開設"格致書院"等,也都屬於此類。乃至留日的章鴻釗、留英的 丁文江在歸國後被授予"格致科進士"。

《大學》的"三綱領"也作為傳統教育思想的理念被廣泛傳播,例如,清華大學舊有的學生宿舍樓的"明齋"、"新齋"和"善齋",就是依據"三綱領"來命名的,要求學生時刻銘記大學之道。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想必讀者諸君都很熟悉。

元延祐年間恢復科舉,鑒於《四書集注》文字淺近,說理深刻,加之在學術界得到的充分肯定,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政府決定將《四書集注》定為科舉用書,明、清二朝承襲了這一制度,一直到清朝末年,《四書集注》都是天下學子必須首先誦讀的經典,其影響之大之深,可想而知。

不無遺憾的是,當《四書集注》成為科舉用書之後,也進入了官學的行列,在某種意義上重蹈了漢代經學的老路,成為天下學子追求功名利祿的敲門磚,違背了朱熹的著作本義,這是朱熹所不曾想見、也不願意見到的結局,其間的責任是不應該由朱熹來承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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