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奇希望在書中打破一些傳統的觀點。
駐華外國記者是中國這一段歷史的一群特殊見證人。他們來自美歐日俄等不同國家，在鴉片戰爭、諸侯割據、抗戰和內戰等不同時期為各自所服務的媒體報導和解讀中國。
這個群體及其各個成員的在華經歷，無論是驚心動魄還是平淡無奇，無論是參與時局還是置身局外，無論是空降式採訪報導還是長期駐紮式深入體驗，這本書給了系統、細緻的描述，同時也展現了不同時期在華外國記者眼中的中國。
法蘭奇出生在英國，20多年前到中國學習、生活、工作至今。亦文亦商。
BBC中文網記者王榮通過電話與法蘭奇作了訪談：
問：你本意是把這本書當作歷史書來寫，也希望讀者把它當作歷史書來讀嗎？
答：我確實希望讀者把它當作一本歷史書來讀。我還希望讀者看了這本書之後意識到，駐華記者早就有，不是什麼新鮮玩意。我覺得現在的人在"中國故事"面前有點昏了頭，忘了或者根本不知道，很久以前、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故事曾經是國際媒體追逐的頭等要聞之一。
問：昏了頭是指什麼？
答：指的是現在有許多人宣稱今日的"中國故事"之重要史無前例。我這本書要說的是，那是無稽之談。去翻一翻外國記者曾經寫下的中國報導，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中國報導，你就會發現當時絕大部分西方報刊，特別是美國和英國的，每天刊登的關於中國的報導都比今天多。
問：數量上更多，內容呢？總體來說是不是質量更高？
答：那倒不一定。不過我可以肯定的是那時候報社派到中國的記者人數更多，現在主要的新聞機構在中國設一、二個人常駐的記者站，過去曾經有八個人甚至十來個人。像《紐約時報》那樣的大報那時候在中國各大中城市都有記者站，不只是北京和上海。大部分外國報刊在南京、武漢、重慶等地都有記者站。現在沒有誰那麼做了。
問：這是不是跟現在的中國政府對境外媒體的政策有關？這是否至少是一個原因呢？如果現在的中國政府對海外媒體採取徹底開放的態度，會不會出現您書中所描述的那種"鼎盛"情景呢？
答：不，我不認為是這樣。我認為那只不過因為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從新聞角度講比現在是個更重大的故事。今日中國基本上一致被當作一個經濟或商業故事來報導，或許還加上一點地緣政治、地區勢力角逐的成分。而反觀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那段時間，新聞報導的著眼點是這個國家是否還能凝聚為一體，是否會像傾瀉的散沙般分崩離析。不管你用什麼尺度衡量，我都認為那時的中國故事比現在更重大。
問：就是說你並不認為今天的中國故事在重要性上跟過去一樣，只是表現形式不同？
答：對。現在我們談論中國，或多或少圍繞著中國作為一個崛起的經濟體。今天的駐華外國記者假如要報導誰在掌控中國，可以到北京去找時任政府領導採訪。如果在1920年代，你去找誰採訪？你可以也必須找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官員採訪，但他們並不掌控大部分中國。你也可以找當時盤踞各地的30來個軍閥當中的一個採訪，他控制的地盤面積或許相當於一個歐洲國家，而不聽命於任何人。中國現在可以說是個統一國家，我們有時會爭論省市地方官員有多大權力，他們在多大程度上聽從北京的命令，但這跟軍閥割據時代完全是兩碼事。
勿忘歷史
問：除了重現歷史，這本書還有什麼目的？
答：我覺得還有一點值得提及的是，不要忘了歷史上曾經有那麼一段時間，中國政府確實跟外國記者合作過，至少在1911年到二戰之間那段時期確實如此。事實上當時的中國政府跟外國記者合作很密切，主動跟外國媒體保持良好關係，那種示好的態度現在絕對看不到了。當時記者要找最高級官員相對比較容易。蔣介石在南京或他當時所在的城市定期為外國記者召開新聞發布會。據我所知，胡錦濤從來沒有專門為外國媒體開過記者會。
問：毛澤東在那個年代也曾在延安接受過幾位外國記者的採訪。
答：那又有點不同。當時的情況是那時候有幾名外國記者獲准跟毛澤東見面。毛澤東在延安窯洞的時候，在長征期間，在整個二戰期間，都希望媒體有正面的報導，也很願意跟接近外國媒體，不光是對喜歡他的，或者同情共產主義的那些媒體。他那時會跟範圍很廣的一批媒體接觸。周恩來則跟所有的媒體接觸。當然，1949年以後他們就誰都不見了。這本書結尾的時間是1949年10月1日，那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沒有一家外國媒體在場。
問：你在書中描述了一群各具特色的人物，背景、經歷、性格、品質、價值取向等各不相同的外國記者。他們中很多人的經歷富有戲劇性。不過，作為一個群體，你覺得跟今天的在華外國記者群體相比，這些人有什麼突出之處？
答：就拿1911到1949年那段時間和現在相比，最大的不同是當時的外國記者可以選擇站在誰的陣營，現在的駐華外國記者沒有也不做這種選擇，除了幾個為中國政府媒體工作因而嚴格來說不能算外國記者的媒體業者，其他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對政府持批評態度，中國政府總體來說並不受外國媒體支持，但也沒有其他陣營。二戰前的中國有各種對立、衝突或互不相干的陣營、勢力或者派系，外國記者可以選擇親哪一派。有些外國記者程度不同地靠近左翼，從傾向於左翼到公開支持共產黨。有些人在中國至今仍被人記得，是因為政府允許大家記住他們。除了這些人之外，當時大部分外國記者有不同的立場，有支持國民黨政府的，也有支持其他勢力的，還有人站在日本的立場，還有些外國記者選擇跟自己的國家保持一致，支持自己國家在中國租借地的權益等等。他們的立場各不相同，但大都很堅定、明確。
法蘭奇是AccessAsia信息服務公司創辦人和發行人。
今昔對比
問：今天的駐華記者是否至少面臨中國立場和西方立場這兩個選項？
答：涉及到你在中國支持誰、採訪誰、報導誰的問題，自然有不同的"陣營"。不過，跟1949年相比，不同的聲音顯然非常有限。當然這是因為這個國家由一黨執政。
問：你把49年前在中國的外國記者按照他們在中國的經歷分為三類，今天的在華記者群體是否也可以大致做類似的區分？
答：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兩類今天仍然存在。一些駐華記者花功夫學過中文，或者由於學業背景，或者出於個人興趣，最終被派到中國採訪他們最感興趣的國家。這是一類。他們通常在中國會住很長時間，期間或許會跳槽，給不同的媒體工作。他們在中國生活工作期間積累了豐富的知識，對中國的瞭解和理解較深。另一類是飛來飛去的記者，就像過去搭遠洋輪船來去的那些。他們到中國只是為了報導某件事，或者短期採訪。這些採訪報導可以很好，也有不少根本不著邊際的。現在和過去都是如此。長期紮在中國的外國記者和這些來了就走的記者之間的關係中始終存在些微的競爭，或者說嫉妒的成分。前者畢竟在這個國家的政治和文化中沉浸了相當長時間。第三類就是那些真正在中國扎根的記者。他們通常為當地出版的外資媒體而不是國際媒體工作，那可以是英語報紙，或者某個歐洲語言的刊物，基本上都以上海或北京為基地。許多人真正融入了他們所採寫的環境，對中國的認同程度很高。這個群體現在幾乎不存在了，原因就是現在在中國沒有不同陣營可以加入，也沒有外國人在中國自己辦報的環境和條件。
問：那麼誰是你最喜歡的當時的駐華外國記者呢？
答：我可能傾向於那些我認為積累了大量有關中國的知識，還有，在我看來具有合理的同情心的那些人。有一個在中國呆了30年的美國記者，叫約翰‧鮑威爾。他是密蘇里人。他在一戰爆發時到中國，然後就一直呆下去了。二戰期間被日本人抓去關了一段時間監獄。他辦了一份刊物，叫《中國每週評論》。我認為現在它還是舉世無雙的。這份100頁的刊物每週就中國時事提供深度報導。後來鮑威爾開始為蔣介石政府宣傳。為什麼他支持蔣介石呢？可以說就像許多美國記者一樣，他信奉共和理念，願意看到一個大陸經濟體擺脫王朝統治，開始工業化，以聯邦形式組建國家。這對美國人來說很合心意，因為他們自己國家的歷史就是這樣。另外還有一位，彼得‧弗萊明。他是一位英國上流社會紳士，在中國到處跑，到處看，然後用獨特的英式風格寫作，寫出來的東西看似他事先沒有做任何研究，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但往往一針見血，切中要害。
為誰著迷
問：那段時期的駐華外國記者的歷史有什麼那麼讓你著迷，以至於花那麼大力氣把它寫成書呢？
答：在我看來，任何人如果想理解中國的今天，都應該瞭解其歷史。還是那句老話，如果不懂歷史怎麼能懂得現在？我最近注意到倫敦《泰晤士報》網站上登出了該報歷史上最知名的記者之一，彼得‧弗萊明在1930年代寫的文章。弗萊明多次到中國，並曾穿越現在的新疆。他當時寫的那些文字，對試圖理解新疆，尤其是今年發生騷亂的背景下試圖理解這個問題的人，在我看來很有必要重溫，應該透過他的那些文字來看今年的新疆問題。當然，記者筆下的不能稱作歷史。有人曾說，新聞是歷史的原始版本，但這並不妨礙後人重溫昔日的新聞，當時記者記述的遭際、新疆的漢族和當地民族官員30年代對記者說的話，對理解今天的新疆局勢仍有很高的價值。
問：剛才提到記者在中國選擇不同的陣營，不同的立場。那麼如果說你在寫這本書的時候也帶著自己的傾向、取捨和偏見，你是否同意？你剛才還提到不相信新聞的客觀、公正性，無論是當初還是現在。
答：如果你像我一樣讀了那麼多過去130年來外國記者採寫的關於中國的報導，我懷疑你對新聞的客觀公正性的信念也會有所減少，至少會動搖。我認為他們對客觀公正都有自己的理解。他們都是帶著母國在不同時期以不同形式展開的時政來到中國從事新聞報導的。母國的政治貫穿體現在他們的一切文字中。
問：你是否同意你自己也有偏見呢？
答：同意。我只希望我的偏見是符合讀者利益的。首先，我要篩選出最有意思的人物，最引人入勝的經歷，省得讀者自己去各處搜尋。如果我不帶一點個人主觀判斷，就得拉一個長長的名單，優秀的和蹩腳的都混在一起，你自己去看。顯然，我選擇的時候會選我認為最有意思、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不過，我始終感興趣的是一個人的經歷對他的影響，他怎麼走到這一步的。如果深入研究那些戰爭年代轉向共產黨，支持共產黨的那些外國記者，就會發現他們中很多人來自受到三十年代大蕭條打擊的美國和歐洲，西方政治上左、右對立鮮明並導致重大事件，比如西班牙內戰、蘇聯的崛起，等等。他們到中國是帶著這些政治環境的影響，由此對中國的這個事業或那個主義產生同情，這都跟他們各自母國的時政有密切關係。他們的這些經歷顯然在文字裡流露出來。我呢，在2009年的某一天，坐在中國的一個房間裡，思考時事，思考當年的記者裡面哪些人寫的東西今天讀來還有意義，哪些可以稱作珍貴的遺產。所以，這個選擇當然體現我的主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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