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是個什麼東西?
一九八八年至九八年,何方先生擔任兩屆全國政協委員,前後十年,見聞既多,感慨亦深。何方先生,陝西臨潼人,一九三七年十六歲加入中共陣營,十七歲入黨,抗大出身;一九五○年代長期擔任張聞天秘書,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受牽連,文革中押送干校餵豬九年整;文革後復出,長期擔任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長。二○○七年,他在香港出版自傳《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明報出版社)一吐塊壘,甚值介紹,輯錄如下。
每年三月「兩會」純屬形式
何方先生「很快發現無論是列席人大聽報告還是出席政協大會聽發言,都純屬形式,似乎只是為了表演給中國人民和全世界看的......這個開大會,不但對公家是勞民傷財,對個人也是浪費時間。於是我在列席了頭幾次人大會後就自行決定不再列席了。」他表示:
一些國家領導人出訪周邊和非洲國家,動輒都是幾千萬以至上億美元的援助,既不發消息,對納稅人保密,也看不到人大的審批手續,至於中共的黨務開支,更看不到一點影子。這樣的預算報告,看和不看有什麼區別呢?......領導上也並不真的歡迎大家參政議政。
雖然每年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對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的報告不滿意,那也只是發泄對依法腐敗、壓制民主、行政暴力、司法不公等的憤懣,兩院的報告無論如何還是會通過的。
每年兩會往往開始時出席者較多,後來日漸稀少,閉幕時又多起來。除聽政府工作報告,前去列席人大會的政協委員往往不到三分之一,一個大巴來回只坐幾個人,就是去了大會堂,不少人也不安心聽報告,而是找熟人聊天。有興趣聽發言的實在沒幾個。一次,政協主席李瑞環見出席的委員太少,要大家積極出席,注意影響,這樣一來,出席大會就成了紀律性的「義務」。何方說明「其實他自己(指李瑞環)就很少參加」。十年一直坐在何方旁邊的堯西.索朗卓瑪(十世班禪母親),因聽不懂漢語,十有八九睡著打呼嚕。
政協開會要求委員「不添亂」
何方說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的產生,主要是為了人事照顧與安排,基本上都是安排需要照顧的離退休幹部、社會名流、勞動模範。何方的幾個熟人都是當選後才知道自己是某個省某個界的代表、委員,這些代表們平時與該省毫無關係,既不去選區聽取選民意見,也不同選民建立什麼聯繫,選民也不知道有這樣一位代表,連省裡領導對他們也一無所知。何方一語道破政協的實質:「政協的主要工作就是做好政協委員的工作」,兩會期間政協委員確實受到優待,所住賓館一般比人大代表高檔。
對政協的要求是「不添亂」┃┃不要給黨和政府找麻煩。每次兩會前夕,黨內會先打招呼,將人大代表團和政協委員中的黨員負責人找去打招呼,由總書記講話,回來再傳達至每一黨員代表與委員,除說明本次會議的主要內容與重要意義,著重是一些注意事項,如要照顧影響呀、內外有別呀、政治上與中央保持一致呀,「實際上就是要求黨員們在兩會期間,維護經中央審定的各項報告,發言不得出圈,遵守紀律性(主要是全黨服從中央)。每次聽了打招呼以後,總會有黨員說怪話,認為兩會是勞民傷財,多此一舉。」但「不出圈」並不明確,發言時許多黨員還是會提出尖銳批評與意見,據政協機關人員講,每次政協分組討論會,意見最激烈、批評最尖銳的總以中共小組為第一把交椅,民主黨派的討論基調多以頌揚擁護為主,就是提意見也較溫和。大會發言須事先提交發言稿,太出圈的發言者不僅不會被邀請,而且連小組發言都不會上《簡報》。一些尖銳發言大都摘成幾句原則性的話與溫和意見。「即使一些具體生動慷慨激昂的發言,一上簡報也往往被八股化了,變成了涼開水。」
為一黨專政披一件合法外衣
如有重大問題和對中央領導人有意見,工作人員概不記錄,更不列印,專門規定是必須親筆手寫並簽名,由工作人員逐級轉送,至於送到什麼人手裡,如何處理,上書人就不知道了。
部長質詢制也只實行一次就正式取消了,因為就那一次質詢,儘管事先有關部門作了準備、打了招呼,「質詢中沒有多少過分尖銳、激烈的問題,但已經使有關部門感到十分緊張和狼狽。」何方的結論大大出圈:
「人民代表大會制和民主大概是搭不上邊的,而且是青出於藍,連我們搬運原生模式蘇聯的蘇維埃都不如。當年我在駐蘇使館工作時,看到最高蘇維埃開會還有點質詢和問答,特別是批評不少,包括部門之間的指名批評和答辯,財政部長茲維廖夫每次總是挨批最多。這在中國的人大會上是看不到的。對於這種領導來說,專制比民主實在好得多。
兩會期間,中常委們特別活躍,每次他們參加的小組會,都事先通知做好安排,連會場也要臨時換個好的。一開始,領導還做出聽取意見狀,很快就喧賓奪主,發表一大通準備好的講話,講完走人,很少有上下交流。
只是為了給一黨專政的專制政權披一件表面上看去是合法的外衣,所以還要搞這個形式,走這個過場。」
小組會因發言熱鬧些,都認為不太保險,不允許記者參加。
「但人們還是顧慮不少,以應付居多。真正肝膽相照、直言不諱、有什麼說什麼的,我連一個也沒看到。這是經過十年的觀察體會,並不是隨便說的。因為會下談的和會上講的就大不一樣。......敢於講話的人在發言中頂多也只說了不到一半真話,而這說一半真話的人又不到出席者的一半。......老實說,連我自己也只能算是說一半真話的人。......有些真心實話總還是藏而不露。看來,不論年輕年老,似乎都被新社會陶冶成有修養的人了。」
不受歡迎的政協出團訪問
第八屆政協領導上任後,大手大腳大修辦公樓、大禮堂。據說主席辦公室佔辦公大樓的一個層面,除寬大豪華的辦公室設備,備有廚房、餐廳以及桑拿浴、衝浪浴幾個浴種的浴室,但主席並不來此辦公。常務副主席佔半層樓面,據說其中一位連看都沒看過,因為他平時住在外省。這些「主席辦公室」連機關工作人員都不准上去看,何方提議開放一兩天讓委員們參觀一下,以免「不實輿論」,「到現在十多年過去了,大概仍然沒有開放過。」
政協主席每年要率領百餘人的代表團訪問幾個國家,最少一次,多則兩三次,而且去的基本上都是發達國家或有值得一看的自然人文景觀的國家。但政協在外國沒有對口機構,既不搞外交談判,又不來做生意,還要求高規格接待,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得出面會見,徒增麻煩,因此幾乎沒有哪個國家主動邀請,基本都得由中方提出,往往對方並不歡迎,託詞婉拒,需要一再交涉,有的甚至交涉一年也不同意。一位駐歐某國大使,早已超出任期,因未完成讓對方邀請政協主席訪問的任務,長期不能離任,直至最後交涉成了才准回國。政協出訪,對方國家大多不重視,媒體也很少報導,認為沒有多少新聞價值。至於新華社的發稿,一切報導、會談、講演,都事先敲定留稿於國內,只用一下新華社名義,按日發稿就是了,談話內容有些出入也沒關係。
政協代表團出訪一次,耗資幾千萬,可建上百所希望小學,其效果是「除了國內大肆宣傳一陣外,國外基本上沒有什麼影響。」
內地視察陝甘寧窮得不忍目睹
國內視察,每次由一位副主席帶隊,少則幾十人,多則上百人。每到一地,受到地方上的熱情接待,省領導舉行兩次會,表示歡迎與匯報情況。視察團一半時間考察訪問,一半時間參觀名勝。視察團一般都比較客氣,主要肯定成績,何方沒聽到一次帶有實質性的尖銳批評。何先生十次視察的集中感覺是一個窮字。怎麼會把老百姓搞得這麼窮?當年陝甘寧邊區亦曾做到豐衣足食,但經過五十年的和平建設,怎麼反而不如那個時候?
寧夏南部西海固(西吉、海原、固原三縣合稱)地區,有一家八口人擠在一孔破窯洞裡,炕上只有一床破棉絮,全家都要靠它禦寒。但縣府對政協視察團的招待宴席卻十分豐盛,為了工作人員可瓜分剩菜剩飯。有時政協委員還沒完全走出餐廳,就已看到工作人員在分搶了。有的女委員便帶著幾個饅頭出來分給群眾。何方也曾帶出一個饅頭給路邊的一位小姑娘,但小姑娘捨不得吃,說要留給弟妹們吃。陝甘寧、貴州等地農民都有這麼苦的。
何先生長期擔任中國社科院日本所長,去過日本二十多次,日本農村最好的建築是學校,中國村莊的最好建築、最寬大的院落多是支書之家,學校往往非常簡陋甚至破爛。貴州等少數民族地區,與老百姓談起幹部,大多不願開口,而且對下來的「公家人」,也躲得遠遠的,當地幹部也不願政協委員與群眾多接近。
政協視察團住房等級嚴密,司局級兩人一間、副部級單間、正部級以上套間。著名文化人唐□、吳祖光年老,仍只能與人合住,兩人呼嚕甚大,每晚都攪得同住者何方不堪其擾。儘管有人對森嚴等級強烈抗議,「仍然是維護等級制和特權制的。」無濟於事。
二○○八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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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開放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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