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兩屆全國政協委員的何方，在新出的自傳中批評號稱在中國行參政議政作用的政協，完全勞民傷財，多此一舉。他以親身感受觀察揭穿其虛偽的本質。
一九八八年至九八年，何方先生擔任兩屆全國政協委員，前後十年，見聞既多，感慨亦深。何方先生，陝西臨潼人，一九三七年十六歲加入中共陣營，十七歲入黨，抗大出身；一九五○年代長期擔任張聞天秘書，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受牽連，文革中押送干校餵豬九年整；文革後復出，長期擔任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長。二○○七年，他在香港出版自傳《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明報出版社）一吐塊壘，甚值介紹，輯錄如下。
每年三月「兩會」純屬形式
何方先生「很快發現無論是列席人大聽報告還是出席政協大會聽發言，都純屬形式，似乎只是為了表演給中國人民和全世界看的......這個開大會，不但對公家是勞民傷財，對個人也是浪費時間。於是我在列席了頭幾次人大會後就自行決定不再列席了。」他表示：
一些國家領導人出訪周邊和非洲國家，動輒都是幾千萬以至上億美元的援助，既不發消息，對納稅人保密，也看不到人大的審批手續，至於中共的黨務開支，更看不到一點影子。這樣的預算報告，看和不看有什麼區別呢？......領導上也並不真的歡迎大家參政議政。
雖然每年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對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的報告不滿意，那也只是發泄對依法腐敗、壓制民主、行政暴力、司法不公等的憤懣，兩院的報告無論如何還是會通過的。
每年兩會往往開始時出席者較多，後來日漸稀少，閉幕時又多起來。除聽政府工作報告，前去列席人大會的政協委員往往不到三分之一，一個大巴來回只坐幾個人，就是去了大會堂，不少人也不安心聽報告，而是找熟人聊天。有興趣聽發言的實在沒幾個。一次，政協主席李瑞環見出席的委員太少，要大家積極出席，注意影響，這樣一來，出席大會就成了紀律性的「義務」。何方說明「其實他自己（指李瑞環）就很少參加」。十年一直坐在何方旁邊的堯西．索朗卓瑪（十世班禪母親），因聽不懂漢語，十有八九睡著打呼嚕。
政協開會要求委員「不添亂」
何方說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的產生，主要是為了人事照顧與安排，基本上都是安排需要照顧的離退休幹部、社會名流、勞動模範。何方的幾個熟人都是當選後才知道自己是某個省某個界的代表、委員，這些代表們平時與該省毫無關係，既不去選區聽取選民意見，也不同選民建立什麼聯繫，選民也不知道有這樣一位代表，連省裡領導對他們也一無所知。何方一語道破政協的實質：「政協的主要工作就是做好政協委員的工作」，兩會期間政協委員確實受到優待，所住賓館一般比人大代表高檔。
對政協的要求是「不添亂」┃┃不要給黨和政府找麻煩。每次兩會前夕，黨內會先打招呼，將人大代表團和政協委員中的黨員負責人找去打招呼，由總書記講話，回來再傳達至每一黨員代表與委員，除說明本次會議的主要內容與重要意義，著重是一些注意事項，如要照顧影響呀、內外有別呀、政治上與中央保持一致呀，「實際上就是要求黨員們在兩會期間，維護經中央審定的各項報告，發言不得出圈，遵守紀律性（主要是全黨服從中央）。每次聽了打招呼以後，總會有黨員說怪話，認為兩會是勞民傷財，多此一舉。」但「不出圈」並不明確，發言時許多黨員還是會提出尖銳批評與意見，據政協機關人員講，每次政協分組討論會，意見最激烈、批評最尖銳的總以中共小組為第一把交椅，民主黨派的討論基調多以頌揚擁護為主，就是提意見也較溫和。大會發言須事先提交發言稿，太出圈的發言者不僅不會被邀請，而且連小組發言都不會上《簡報》。一些尖銳發言大都摘成幾句原則性的話與溫和意見。「即使一些具體生動慷慨激昂的發言，一上簡報也往往被八股化了，變成了涼開水。」
為一黨專政披一件合法外衣
如有重大問題和對中央領導人有意見，工作人員概不記錄，更不列印，專門規定是必須親筆手寫並簽名，由工作人員逐級轉送，至於送到什麼人手裡，如何處理，上書人就不知道了。
部長質詢制也只實行一次就正式取消了，因為就那一次質詢，儘管事先有關部門作了準備、打了招呼，「質詢中沒有多少過分尖銳、激烈的問題，但已經使有關部門感到十分緊張和狼狽。」何方的結論大大出圈：
「人民代表大會制和民主大概是搭不上邊的，而且是青出於藍，連我們搬運原生模式蘇聯的蘇維埃都不如。當年我在駐蘇使館工作時，看到最高蘇維埃開會還有點質詢和問答，特別是批評不少，包括部門之間的指名批評和答辯，財政部長茲維廖夫每次總是挨批最多。這在中國的人大會上是看不到的。對於這種領導來說，專制比民主實在好得多。
兩會期間，中常委們特別活躍，每次他們參加的小組會，都事先通知做好安排，連會場也要臨時換個好的。一開始，領導還做出聽取意見狀，很快就喧賓奪主，發表一大通準備好的講話，講完走人，很少有上下交流。
只是為了給一黨專政的專制政權披一件表面上看去是合法的外衣，所以還要搞這個形式，走這個過場。」
小組會因發言熱鬧些，都認為不太保險，不允許記者參加。
「但人們還是顧慮不少，以應付居多。真正肝膽相照、直言不諱、有什麼說什麼的，我連一個也沒看到。這是經過十年的觀察體會，並不是隨便說的。因為會下談的和會上講的就大不一樣。......敢於講話的人在發言中頂多也只說了不到一半真話，而這說一半真話的人又不到出席者的一半。......老實說，連我自己也只能算是說一半真話的人。......有些真心實話總還是藏而不露。看來，不論年輕年老，似乎都被新社會陶冶成有修養的人了。」
不受歡迎的政協出團訪問
第八屆政協領導上任後，大手大腳大修辦公樓、大禮堂。據說主席辦公室佔辦公大樓的一個層面，除寬大豪華的辦公室設備，備有廚房、餐廳以及桑拿浴、衝浪浴幾個浴種的浴室，但主席並不來此辦公。常務副主席佔半層樓面，據說其中一位連看都沒看過，因為他平時住在外省。這些「主席辦公室」連機關工作人員都不准上去看，何方提議開放一兩天讓委員們參觀一下，以免「不實輿論」，「到現在十多年過去了，大概仍然沒有開放過。」
政協主席每年要率領百餘人的代表團訪問幾個國家，最少一次，多則兩三次，而且去的基本上都是發達國家或有值得一看的自然人文景觀的國家。但政協在外國沒有對口機構，既不搞外交談判，又不來做生意，還要求高規格接待，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得出面會見，徒增麻煩，因此幾乎沒有哪個國家主動邀請，基本都得由中方提出，往往對方並不歡迎，託詞婉拒，需要一再交涉，有的甚至交涉一年也不同意。一位駐歐某國大使，早已超出任期，因未完成讓對方邀請政協主席訪問的任務，長期不能離任，直至最後交涉成了才准回國。政協出訪，對方國家大多不重視，媒體也很少報導，認為沒有多少新聞價值。至於新華社的發稿，一切報導、會談、講演，都事先敲定留稿於國內，只用一下新華社名義，按日發稿就是了，談話內容有些出入也沒關係。
政協代表團出訪一次，耗資幾千萬，可建上百所希望小學，其效果是「除了國內大肆宣傳一陣外，國外基本上沒有什麼影響。」
內地視察陝甘寧窮得不忍目睹
國內視察，每次由一位副主席帶隊，少則幾十人，多則上百人。每到一地，受到地方上的熱情接待，省領導舉行兩次會，表示歡迎與匯報情況。視察團一半時間考察訪問，一半時間參觀名勝。視察團一般都比較客氣，主要肯定成績，何方沒聽到一次帶有實質性的尖銳批評。何先生十次視察的集中感覺是一個窮字。怎麼會把老百姓搞得這麼窮？當年陝甘寧邊區亦曾做到豐衣足食，但經過五十年的和平建設，怎麼反而不如那個時候？
寧夏南部西海固（西吉、海原、固原三縣合稱）地區，有一家八口人擠在一孔破窯洞裡，炕上只有一床破棉絮，全家都要靠它禦寒。但縣府對政協視察團的招待宴席卻十分豐盛，為了工作人員可瓜分剩菜剩飯。有時政協委員還沒完全走出餐廳，就已看到工作人員在分搶了。有的女委員便帶著幾個饅頭出來分給群眾。何方也曾帶出一個饅頭給路邊的一位小姑娘，但小姑娘捨不得吃，說要留給弟妹們吃。陝甘寧、貴州等地農民都有這麼苦的。
何先生長期擔任中國社科院日本所長，去過日本二十多次，日本農村最好的建築是學校，中國村莊的最好建築、最寬大的院落多是支書之家，學校往往非常簡陋甚至破爛。貴州等少數民族地區，與老百姓談起幹部，大多不願開口，而且對下來的「公家人」，也躲得遠遠的，當地幹部也不願政協委員與群眾多接近。
政協視察團住房等級嚴密，司局級兩人一間、副部級單間、正部級以上套間。著名文化人唐□、吳祖光年老，仍只能與人合住，兩人呼嚕甚大，每晚都攪得同住者何方不堪其擾。儘管有人對森嚴等級強烈抗議，「仍然是維護等級制和特權制的。」無濟於事。
二○○八年十二月一日
一九八八年至九八年，何方先生擔任兩屆全國政協委員，前後十年，見聞既多，感慨亦深。何方先生，陝西臨潼人，一九三七年十六歲加入中共陣營，十七歲入黨，抗大出身；一九五○年代長期擔任張聞天秘書，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受牽連，文革中押送干校餵豬九年整；文革後復出，長期擔任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長。二○○七年，他在香港出版自傳《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明報出版社）一吐塊壘，甚值介紹，輯錄如下。
每年三月「兩會」純屬形式
何方先生「很快發現無論是列席人大聽報告還是出席政協大會聽發言，都純屬形式，似乎只是為了表演給中國人民和全世界看的......這個開大會，不但對公家是勞民傷財，對個人也是浪費時間。於是我在列席了頭幾次人大會後就自行決定不再列席了。」他表示：
一些國家領導人出訪周邊和非洲國家，動輒都是幾千萬以至上億美元的援助，既不發消息，對納稅人保密，也看不到人大的審批手續，至於中共的黨務開支，更看不到一點影子。這樣的預算報告，看和不看有什麼區別呢？......領導上也並不真的歡迎大家參政議政。
雖然每年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對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的報告不滿意，那也只是發泄對依法腐敗、壓制民主、行政暴力、司法不公等的憤懣，兩院的報告無論如何還是會通過的。
每年兩會往往開始時出席者較多，後來日漸稀少，閉幕時又多起來。除聽政府工作報告，前去列席人大會的政協委員往往不到三分之一，一個大巴來回只坐幾個人，就是去了大會堂，不少人也不安心聽報告，而是找熟人聊天。有興趣聽發言的實在沒幾個。一次，政協主席李瑞環見出席的委員太少，要大家積極出席，注意影響，這樣一來，出席大會就成了紀律性的「義務」。何方說明「其實他自己（指李瑞環）就很少參加」。十年一直坐在何方旁邊的堯西．索朗卓瑪（十世班禪母親），因聽不懂漢語，十有八九睡著打呼嚕。
政協開會要求委員「不添亂」
何方說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的產生，主要是為了人事照顧與安排，基本上都是安排需要照顧的離退休幹部、社會名流、勞動模範。何方的幾個熟人都是當選後才知道自己是某個省某個界的代表、委員，這些代表們平時與該省毫無關係，既不去選區聽取選民意見，也不同選民建立什麼聯繫，選民也不知道有這樣一位代表，連省裡領導對他們也一無所知。何方一語道破政協的實質：「政協的主要工作就是做好政協委員的工作」，兩會期間政協委員確實受到優待，所住賓館一般比人大代表高檔。
對政協的要求是「不添亂」┃┃不要給黨和政府找麻煩。每次兩會前夕，黨內會先打招呼，將人大代表團和政協委員中的黨員負責人找去打招呼，由總書記講話，回來再傳達至每一黨員代表與委員，除說明本次會議的主要內容與重要意義，著重是一些注意事項，如要照顧影響呀、內外有別呀、政治上與中央保持一致呀，「實際上就是要求黨員們在兩會期間，維護經中央審定的各項報告，發言不得出圈，遵守紀律性（主要是全黨服從中央）。每次聽了打招呼以後，總會有黨員說怪話，認為兩會是勞民傷財，多此一舉。」但「不出圈」並不明確，發言時許多黨員還是會提出尖銳批評與意見，據政協機關人員講，每次政協分組討論會，意見最激烈、批評最尖銳的總以中共小組為第一把交椅，民主黨派的討論基調多以頌揚擁護為主，就是提意見也較溫和。大會發言須事先提交發言稿，太出圈的發言者不僅不會被邀請，而且連小組發言都不會上《簡報》。一些尖銳發言大都摘成幾句原則性的話與溫和意見。「即使一些具體生動慷慨激昂的發言，一上簡報也往往被八股化了，變成了涼開水。」
為一黨專政披一件合法外衣
如有重大問題和對中央領導人有意見，工作人員概不記錄，更不列印，專門規定是必須親筆手寫並簽名，由工作人員逐級轉送，至於送到什麼人手裡，如何處理，上書人就不知道了。
部長質詢制也只實行一次就正式取消了，因為就那一次質詢，儘管事先有關部門作了準備、打了招呼，「質詢中沒有多少過分尖銳、激烈的問題，但已經使有關部門感到十分緊張和狼狽。」何方的結論大大出圈：
「人民代表大會制和民主大概是搭不上邊的，而且是青出於藍，連我們搬運原生模式蘇聯的蘇維埃都不如。當年我在駐蘇使館工作時，看到最高蘇維埃開會還有點質詢和問答，特別是批評不少，包括部門之間的指名批評和答辯，財政部長茲維廖夫每次總是挨批最多。這在中國的人大會上是看不到的。對於這種領導來說，專制比民主實在好得多。
兩會期間，中常委們特別活躍，每次他們參加的小組會，都事先通知做好安排，連會場也要臨時換個好的。一開始，領導還做出聽取意見狀，很快就喧賓奪主，發表一大通準備好的講話，講完走人，很少有上下交流。
只是為了給一黨專政的專制政權披一件表面上看去是合法的外衣，所以還要搞這個形式，走這個過場。」
小組會因發言熱鬧些，都認為不太保險，不允許記者參加。
「但人們還是顧慮不少，以應付居多。真正肝膽相照、直言不諱、有什麼說什麼的，我連一個也沒看到。這是經過十年的觀察體會，並不是隨便說的。因為會下談的和會上講的就大不一樣。......敢於講話的人在發言中頂多也只說了不到一半真話，而這說一半真話的人又不到出席者的一半。......老實說，連我自己也只能算是說一半真話的人。......有些真心實話總還是藏而不露。看來，不論年輕年老，似乎都被新社會陶冶成有修養的人了。」
不受歡迎的政協出團訪問
第八屆政協領導上任後，大手大腳大修辦公樓、大禮堂。據說主席辦公室佔辦公大樓的一個層面，除寬大豪華的辦公室設備，備有廚房、餐廳以及桑拿浴、衝浪浴幾個浴種的浴室，但主席並不來此辦公。常務副主席佔半層樓面，據說其中一位連看都沒看過，因為他平時住在外省。這些「主席辦公室」連機關工作人員都不准上去看，何方提議開放一兩天讓委員們參觀一下，以免「不實輿論」，「到現在十多年過去了，大概仍然沒有開放過。」
政協主席每年要率領百餘人的代表團訪問幾個國家，最少一次，多則兩三次，而且去的基本上都是發達國家或有值得一看的自然人文景觀的國家。但政協在外國沒有對口機構，既不搞外交談判，又不來做生意，還要求高規格接待，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得出面會見，徒增麻煩，因此幾乎沒有哪個國家主動邀請，基本都得由中方提出，往往對方並不歡迎，託詞婉拒，需要一再交涉，有的甚至交涉一年也不同意。一位駐歐某國大使，早已超出任期，因未完成讓對方邀請政協主席訪問的任務，長期不能離任，直至最後交涉成了才准回國。政協出訪，對方國家大多不重視，媒體也很少報導，認為沒有多少新聞價值。至於新華社的發稿，一切報導、會談、講演，都事先敲定留稿於國內，只用一下新華社名義，按日發稿就是了，談話內容有些出入也沒關係。
政協代表團出訪一次，耗資幾千萬，可建上百所希望小學，其效果是「除了國內大肆宣傳一陣外，國外基本上沒有什麼影響。」
內地視察陝甘寧窮得不忍目睹
國內視察，每次由一位副主席帶隊，少則幾十人，多則上百人。每到一地，受到地方上的熱情接待，省領導舉行兩次會，表示歡迎與匯報情況。視察團一半時間考察訪問，一半時間參觀名勝。視察團一般都比較客氣，主要肯定成績，何方沒聽到一次帶有實質性的尖銳批評。何先生十次視察的集中感覺是一個窮字。怎麼會把老百姓搞得這麼窮？當年陝甘寧邊區亦曾做到豐衣足食，但經過五十年的和平建設，怎麼反而不如那個時候？
寧夏南部西海固（西吉、海原、固原三縣合稱）地區，有一家八口人擠在一孔破窯洞裡，炕上只有一床破棉絮，全家都要靠它禦寒。但縣府對政協視察團的招待宴席卻十分豐盛，為了工作人員可瓜分剩菜剩飯。有時政協委員還沒完全走出餐廳，就已看到工作人員在分搶了。有的女委員便帶著幾個饅頭出來分給群眾。何方也曾帶出一個饅頭給路邊的一位小姑娘，但小姑娘捨不得吃，說要留給弟妹們吃。陝甘寧、貴州等地農民都有這麼苦的。
何先生長期擔任中國社科院日本所長，去過日本二十多次，日本農村最好的建築是學校，中國村莊的最好建築、最寬大的院落多是支書之家，學校往往非常簡陋甚至破爛。貴州等少數民族地區，與老百姓談起幹部，大多不願開口，而且對下來的「公家人」，也躲得遠遠的，當地幹部也不願政協委員與群眾多接近。
政協視察團住房等級嚴密，司局級兩人一間、副部級單間、正部級以上套間。著名文化人唐□、吳祖光年老，仍只能與人合住，兩人呼嚕甚大，每晚都攪得同住者何方不堪其擾。儘管有人對森嚴等級強烈抗議，「仍然是維護等級制和特權制的。」無濟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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