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可恥的政治正確(圖)
也談法蘭克福書展風波


法蘭克福書展

年年都舉辦的法蘭克福書展,今年因為天朝成為主賓國,而頓顯妖媚逼人。

六十年來,以倡導"言論出版自由,任何圖書皆可參展"為主旨的偉大書展傳統,忽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無禮挑戰和非難—因為他們面對著一個眼前似乎確實不差錢卻缺德的主賓國。

現在,書展終於落幕,儲君帶隊的千人豪華代表團業已班師還朝。原本希望藉此宣揚中華文化的高價出獵,最後贏得的卻是東道國朝野的一片喧聲。我朝再次讓全世界領略了天威,領略了久貧乍富的措大嘴臉。這一足令社科院、出版總署乃至作協的愛國者們得意的文化西征夢,卻讓我輩炎黃子民再次蒙羞。

看看天朝代表團在熱身研討會上的集體退席,你怎能想像這就是所謂的大國崛起。這些文化外交官員和主流精英作家那一刻義正詞嚴崛起的屁股,丟的卻是大中華的臉--因為他們抗議的不是別人,抗議的竟然是自己的同胞文人—戴晴和貝嶺。

十幾年前,我曾經組到過戴晴的一篇文章《我的幾位父親》,也是從那時才知道,她的生父繼父和養父的奇特身世。這個標準的紅色貴族之後,從太子黨的搖籃--延安保育院出來的孩子,最終卻走上了"弒父"般的叛逆之路。也因此在二十年前走向廣場,乃至最後為其父輩的宗人府所圈禁。

即便如此,她至少還是黨報的退休人員,還是合法活躍在帝京的作家。羅網森嚴的真理部治下,依舊還未剝奪其寫作和出行的權利。這些可笑的官方代表團,在自己的地盤上都沒敢抗議她的言論自由,也不敢明目張膽地在其臉上刺金刻上"敵對勢力"的標籤,又何須跑到人家的地面上去裝瘋迷竅耍橫撒野。

再說貝嶺,原本北京的文青,在我看來從來都不算是一個有政治野心的人,甚至和海外任何持不同政見的組織都沒有干係。只是因為酷愛文學以及文學活動,在美國好不容易化緣主編了一個模仿《今天》的純文學雜誌《傾向》。該刊從來都不是一個敵視獨裁的政論陣地,頂多有一點自由和右傾風格而已。

九年前,這位爺還是可以自由出入祖國的遊子。因為海外印刷價格高昂,突發奇想要把該刊拿到大陸來印製。也因此找我幫他介紹個印廠,幸好我介紹的那個廠沒敢接,我得以躲過一劫。另外一家剛剛印出,警方立刻拘捕了他們哥倆。好在他多年交遊的幾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聯名致函江大帥,才把他保釋並驅逐出境,且從此不許還鄉。就這樣,好端端的一個文學青年,被祖國活生生地逼成了一個"異議份子"。而且牽連其弟弟很久不許出京,最後其弟只好對警方說--再不許我出京謀生,我就去廣場上焚燒克林頓的畫像,以表示我堅決反對美國—這樣的表決祖國當然也不願發生,於是禁令才撤銷。

《傾向》因為沒錢早已停刊,貝嶺自己也流落到臺灣寄人籬下,過著十分窘迫的生活。就在這個世界幾乎將要徹底遺忘他的時候,我們天朝代表團再次為他吹響了進軍的號角。他的名字終於頻頻出現在世界各大媒體,而樂善好施的德國大學,也終於向他發出了聘書。我們偉光正的黨,似乎生怕他放逐的子民難以成名一樣,非要將這樣一個很文藝的潦倒書生,打造成一個挑戰極權的戰士。似乎不這樣愚蠢,他們每年的國保項目經費,便缺少名義申請似的。

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還不是新聞出版總署和外交官領隊的退席反應。因為這些閹豎一般的閣臣,自打天朝知道辦外交以來,習慣了要按祖宗成法和老佛爺的臉色辦差--凡是西洋民主之邦,皆在內心視為敵國;但凡敵國所喜者,必為祖國所要誅者。也因此但凡臨場邂逅不是本朝的拉拉隊,則必須避席以抗議。因為天心難測,他們擔心還朝後,見責於主子而從此丟了他們的花翎頂戴。

我吃驚的倒是那一隊精英學者和作家,也多算是名滿天下的人物,他們怎麼就能學得那麼乖巧懂事,竟然能整體像幼兒園大班的孩子一樣,看見阿姨起身就尾隨--似乎離開了大人就斷了奶水一樣。雖然公款出國是個便宜事,外事紀律的培訓要求大家要見風使舵,該哭該笑都要配合大人的表情。但是作為成年人的基本良知和是非判斷,總該稍微顯示一點知識份子的人格和個性吧。就算對風險後果做一個評估,你沒有跟著官爺退席,而是勇敢地面對了那兩個同胞,甚至和他們談笑風生,那又能如何呢?難道害怕領隊撕了你的回國機票?頂多不過是下次不帶你出來玩兒了,在這個時代,我還深信朝廷不會因此而將之判刑流配。

可悲的是,一國之主流作家御用學者,在全世界面前顯擺的卻是如此之低眉順眼,真是妾身堪憐啊。以諸君之才華名望,縱使體制從此不圈養,天地之間難道還放不下一張獨立的書桌。老大不小也都算腹笥不空的人,何必這麼嗷嗷待哺似的委屈自己的天良。在牆與雞蛋之間,這些名流再一次卑怯地站在了高牆一邊。我不知道夜半捫心之時,他們是否還會略覺汗顏。

書展上還去了一個不屬於官方代表團的不速之客--作家徐星。這個早在80年代即以《無主題變奏》成名的文人,原本也可以寄生體制吹拉彈唱。可是他卻多年選擇了自由生存,並以自主攝製地下記錄片為使命。今年六月那個特殊日子,他獨自走上廣場靜坐默哀,最後被一群穿便衣的群眾暴打一頓。當他也出現在法蘭克福時,那些曾經的文友竟然不敢和他說話--多麼可笑且可悲的世態炎涼啊。

就在我們那些文官們在法蘭克福大言不慚地說--我們不存在新聞檢查制度,我們創作自由--之時,作家廖亦武卻不允許應邀參加這個自由的書展。他的著作只能在海外出版,而他本人則只能在大陸寫作--即便拿到護照和簽證,國門卻依舊緊鎖。

同樣的作家,不同的際遇,深諳政治正確那些文人,分享著天朝的最後福祿。一個民族的精華文人都退化矮化如此之時,這個世界又怎能尊重這個民族的所謂文學。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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