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淪為炮灰 命運懲罰他比懲罰我父輩更慘烈(圖)

毛澤東說「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圖為工人們開批判鬥爭大會。（網絡圖片）

提要：他是一个出身貧苦，沒有文化的普通工人，抱著誓死捍衛毛主席（毛澤東）的決心投身革命。瘋狂政治運動過後，像他這樣的「風流人物」只能淪為炮灰，換來無盡的苦難。這個國家愚弄了自己的子民，命運懲罰他，比懲罰我的父輩更加慘烈。

外婆吊腳樓裡的童年

我的故鄉利川，是偏居湖北西南角上的一個縣，「巴東」這一地名，也許是鄂西最古老的標注。《水經注》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由此看來，這裡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傷心之地。

利川就像沈從文筆下的邊城，偏僻、貧窮而美麗。我出生在汪營鎮西流水村，當年有很多邊民來鎮上趕集，就形成了一條用作集市的古街，大約一里長，鋪著青石板路。街邊有一條河流，沿河建著許多土家族的吊腳樓。我的童年記憶，就從寧靜溫馨的吊腳樓開始。

當時父親奉組織安排去領導一家煤礦，母親在區供銷社上班，我家姐弟三人，就由外婆撫育在古街成長。那個年月是沒有電的，吊腳樓上的油燈，搖曳著唐詩般的韻味。每個夜晚我都緊抱著外婆皴裂彎曲的小腳，在她講故事的聲音中入夢。外婆愛講《二十四孝》，講著講著就泣不成聲。日後我方才知曉，一個「孝」字，蘊含著外婆終生難解的痛楚。

外婆是江漢平原的大家閨秀，幼時讀過私塾。民國初年，曾外祖父東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學修習法科八年，回國後任職甘肅高等法院院長。赴任之前，他把外婆許配給天門望族劉家的三少爺。劉三少爺，也就是我外公，當時是黃埔八期的士官生。戰亂年代，外婆就這樣成了軍人的妻子，茫然走向孤獨的命運。

關於外公，我只知道他做過蔣介石的侍衛官，抗戰爆發後，他隨蔣公撤退西南。劉家大宅日漸凋敝，外婆帶著我母親東躲西藏，靠撿棉花紡紗度日，飽受亂離之苦。終於等到日本投降，外公衣錦還鄉，以少將軍銜駐守武漢。本該闔家團圓，誰料外公早已重新娶妻生子，不認我的母親，還逼迫外婆離婚。母親性格剛烈，堅決改名換姓，以示與外公恩斷義絕。而善良溫婉的外婆，為成全外公的功名家庭，放棄錢財補償，在按完離契指印後哭昏過去。

劉家族人皆知外婆賢德，因而挽留被棄的外婆住在破敗的老宅，寡居的外婆，依舊恪守著劉家媳婦的孝道。1948年，外公奉命移師恩施，中途遭遇伏擊身亡。靈柩運回武漢，外婆親往扶柩。她沒有一絲怨恨，默默將外公埋進了劉家祖墳。

這些悲苦往事，幼年的我哪裡會懂，只有外婆慈愛的目光印入心底。外婆的善良和慈悲，是深入骨髓的品質，她永遠對人恭謹熱情，街坊無不稱道。古街上住的幾乎全是弱勢群體，家家都有斷炊的時候，外婆看到街上的小乞丐，都讓我拿點飯送過去。結果幼小的我也學會了樂善好施，看見乞丐就往家裡拉，並不知道自家日子其實也很窘迫。有時母親看不過去，說我兩句，外婆依舊維護著我小小的自尊。她常對我說，要做一個明理的人，她相信有個叫做「理」的東西在維繫著世間的共和。其實外婆骨子裡是個讀書人，如果不是舊式家庭不看重女兒家的教育，她完全可能成為一個才女。我看見外婆裁剪衣服很有趣，也拿她的剪刀比劃，纏著她教我。印象中，那是外婆第一次神情嚴肅起來，她對我說，男人不該來學這些女人活兒。我問，那以後學什麼好呢？外婆說，可以去學法律———她未必真正理解她父親在日本學的法律為何物，卻相信這個世界需要法律來主持公道。

可惜公道難求，「文革」的暴風驟雨，打破了古街的寧靜。我的童年，在四歲時戛然而止。

噩夢革命好像驚悚劇

1966年的那幕情景我永生難忘：我在古街上玩，忽然遠遠看見一大隊工人，踏著青石板路而來。他們背著大刀、紅纓槍，還有步槍和機關鎗，昂首闊步，神氣十足。隊伍的最前面，走著我的父親，還有他的一些同僚。父親戴著紙糊的高帽子，帽子上還有個用草繩編的辮子垂下來——在四歲孩子的眼中，這是一個滑稽的扮相，我以為是父親在率領著這支隊伍，於是興沖沖地跑回家報信：外婆，趕快上街看呀，太好玩啦！

但是，我看到了外婆和母親的淚水。外婆將我緊緊抱在懷中，我懵懂地意識到，原來這並不好玩，災難降臨了。

父親只是一個小煤礦的礦長，在1966年夏天的烈日下，他脖子上掛著沈重的木牌，彎腰跪在批鬥台上。所謂批鬥臺，是在街上新修的石階，模仿延安寳塔的造型，上面寫著「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父親汗如雨下，母親用玻璃瓶裝上涼茶，讓我給父親送去。我從大人們的腳縫中奮力鑽過，終於接近父親，卻被押著父親的人一把奪去瓶子，摔碎在石階上。

我家理所當然地被抄了。外婆的縫紉機被搬走，辱罵母親的大字報貼滿門窗，兩個姐姐失學，還有人把機槍架在我家門口恐嚇。現在我說自己的童年結束在四歲，是因為在那以後，我不再天真快樂，耳聞目睹的太多惡行，讓我變得沉默寡言。

原本我們會認為，越是在民風淳樸的底層社會，人與人之間越是充滿關愛。問題是，在當年那樣的政治環境下，對「階級敵人」的友善，會給自身帶來危險。你必須表現出人性中的惡，否則自身難保。原本常受外婆接濟、對我家感恩戴德的鄉鄰們，突然都橫眉立目。我看見街上的泥瓦匠每天在擦手槍，鐵匠天天在打造梭鏢和大刀，平日裡老實巴交的鄉民，一夜間都變成唱戲的：他們粉墨登場，戴著紅袖章，紮著武裝帶，斜挎著盒子炮，在街上巡迴來去，像是在彩排一出驚悚劇。

可是敵人在哪裡呢？鎮上流言紛飛，某天傳說四川萬縣的造反派要來血洗利川，人們就架起了鐵絲網和機槍，還在國道上埋下地雷。某天又是警報尖叫，說蘇修的坦克已開到鄰縣，要我們全體鑽山洞備戰。還有一天，我親眼目睹一群飢餓的知青，洗劫了鎮上僅有的一家飯館的饅頭。於是全鎮老少大打巷戰，像追殺日本鬼子一樣，把幾十個知青全都打倒在街頭。

還是說回我自己吧。念小學時，我是班上成績最好的學生，可是生性調皮，班主任不喜歡我。於是到小學畢業，學校就不讓我繼續上初中。沒辦法，我只好上山打柴。1990年我發表過一個中篇《少年樵夫》，說的就是這段生活。你無法想像那個年代的人，為何要與一個小孩子為難，我差點就變成一個小學文化程度的社會混混。母親一生不低頭，唯獨為了我去求文教站的站長。是母親屈辱的淚水，使我重返課堂。

父親罪惡也可以原諒

從小就目睹這麼多暴行，我為什麼沒有變成一個惡人？今天我常常反省自己的成長道路，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僥倖。「性本善」還是「性本惡」是千古爭論的話題，我傾向於認為，每個人身上都有善也有惡，一切取決於家庭和社會的教化。在非常年代，即使我們那種偏遠的小鎮，也會變成血腥的殺場；即使我還是一個幼稚的少年，也險些變成內心充滿仇恨的暴徒。

鎮上被鬥的不是只有我家，當時鎮長姓段，他兒子是我同學，所以我知道他家的一些遭遇。有一天早晨，鎮長正在掃地，一個造反派端著步槍闖入他家。

大約是喝醉了，造反派喊：「抬起頭來！」鎮長就抬起頭。「砰」，槍響了。

兩人無冤無仇，事情就是這樣，沒有王法，沒有理由。鎮長無端被打了一槍，所幸沒死，後來搶救活了。開槍的人也不是沒事，後來判了幾年刑，刑滿也就放回來了。可是這件事啟發了我：原來開槍可以肆無忌憚。

我想起自己也有槍，一把玩具槍。

這把槍是父親給我買的。上世紀60年代，孩子的玩具槍還很簡陋，只是一種有彈簧、可以發射黃豆或小石子的簡易裝置，也就三五米射程，殺傷力沒有，頂多也就把你打疼一點。可是我拿著這把槍幹了件大事——我往槍管裡裝的不是黃豆或石子，而是滿滿一管石灰。

當時鎮上有個「孩子王」，他父親是革委會主任。這個革委會主任是鬥過我父親的，他的兒子也經常在街上欺負我，見到我就罵我是地主的孩子，高喊打倒我父親的口號。於是那天我往玩具槍裡裝滿石灰之後，就像古典小說裡寫的那樣，「手有利器，心生殺機。」

我找到那個孩子，對他喊：「抬起頭來！」他應聲抬頭，我扣動扳機，「砰」。

一槍管石灰，近距離打在他眼睛上，就只聽一聲慘叫，繼而是痛苦的大哭。大人們蜂擁而出，把那個孩子弄到醫院去清洗。我看著裊裊冒煙的手槍，呆立原地。

最後總算是沒有瞎掉，如果他瞎掉的話我還不知會怎樣。回家後母親將我一頓暴打，打完丟下一句話：「等你父親回來再收拾你。」

父親還在礦上，一個月才能回來一次。我整個月都像等死一樣，因為知道父親打人是很厲害的。到父親回來那天，我老老實實吃完飯，站到父親面前，準備挨打。

父親臉色鐵青，問我：「為什麼要打人家眼睛？」

我說：「因為他見到我就喊口號，要打倒你。」

我等待中的一場暴打竟沒有發生。父親沉默了。也許在那一刻，他突然理解了兒子的心情。我是他唯一的兒子，兒子由於父親的原因受到侮辱，他卻沒有能力保護。

過了一會兒，父親說：「去睡吧。」

那也是我對父親的第一次理解。多數做父親的人，見到兒子闖這麼大禍，肯定要打。可是父親沒有打我，那一刻我可以感受到，父親內心充滿了對我的憐愛，還有歉疚。

「數風流人物」淪為炮灰

開槍事件就這樣過去了。我沒有受到父親的責罰，但是可以想見，他和母親背後一定替我承擔了很多，比如賠償，比如挨罵，比如低聲下氣地道歉，一切都不得而知。不過後來我發現，古街上的形勢發生了變化：由於我一槍打倒了街上的孩子王，我就順理成章地變成了新的孩子王。一直到「文革」結束，我考上大學，依舊是打群架的好手，揮手就能招來幾十個小弟。而且那時候我們打群架，已經開始動刀子了，我身上現在還留有當年的刀疤。在1983年「嚴打」之前，社會上確實常見打架鬥毆，整整一代年輕人在「文革」中成長起來，骨子裡積澱了太多的「惡」，就會出現群體性的釋放。

不過我使用暴力有個前提，就是絕不欺負人。我打群架都是因為某個弟兄被人家欺負了，我才會帶著人去找他們算賬。純粹使用暴力是不行的，還必須有頭腦，有是非觀，才能贏得尊重，中國底層社會的秩序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不得不承認，眾生有差異，平等只在精神層面上存在，現實中每個人生下來就有血統、性格、環境、文化的差異，我們都站在不同的起跑線上。一些人跑得快些，就在宗族中掌握權力和財富，享有威望，同時承擔責任，維持基層秩序，這就是幾千年來的鄉紳自治。而一場「文革」，用血腥暴力的方式重新洗牌，把所有人打回原點，鄉紳階層被作為「階級敵人」消滅了，一切秩序重歸混沌。

20歲那年我成為一名中學教師，在某個黃昏醉醺醺地穿過古老的街巷。1982年的路燈下站著一個佝僂蒼老的男人，我認出他是童年的仇人。五歲，對，五歲我就記住了他凶神惡煞的面孔。這人是個造反派頭目，打過我父親，還曾經弄個歪把子機槍架在我家門口。幼年的我只能躲在外婆膝下瑟瑟發抖，害怕那像喇叭花一樣的槍口突然噴射火焰。現在，我長大了，身強力壯，而他已走向暮年。酒精點燃了我的雙眼，我發瘋般地撲上去，把他摁倒在地拳腳相加。

他已經完全認不出我，永遠無法理解自己為何突遭暴打。我一拳一拳地打著，直到耗盡全身力氣，直到他頭破血流。

但是翌日酒醒之後，我感到內疚，於是開始暗中觀察他的人生，我才發現這個仇人其實可憐至極。他姓周，本是我父親所在煤礦的普通工人，出身貧苦，沒有文化，家庭負擔沈重。工人階級雖然號稱領導「文革」，但他還是必須每天下井採煤，如同下到幽深的地獄。這樣的人積怨已久，當領袖號召他們去奪權造反，必然敢於摧毀一切。

不幸的是，當瘋狂的時代終結，像他這樣的「風流人物」只能淪為炮灰。他被煤礦開除，成了拉板車運石頭的苦力。一次下坡剎不住腳，他被裝滿石頭的板車軋斷腿，從此殘廢。鄉村裡一個男人變成殘廢，就意味著整個家庭垮掉，以至於他的女兒不得不去賣淫。他抱著誓死捍衛毛主席的決心投身革命，卻換來無盡的苦難。這個國家愚弄了自己的子民，命運懲罰他，比懲罰我的父輩更加慘烈。

現在還有沒有可能，把被打碎的民間傳統找回來，重新建立基層的秩序？我相信可能，但是一定需要若干年的努力。歷史的進化不可逆轉，只是具體時機出自偶然。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和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