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於與知識份子關係良好的胡耀邦和趙紫陽，胡錦濤與知識界的關係相當疏遠與冷淡。趙紫陽雖然沒有受過完整的教育，卻好學深思，不恥下問。他將體改所當作自己的智囊團，經濟學家周其仁在一篇文章中回憶到在趙身邊工作的一些細節：雖然當時他還只是一名剛剛工作不久的青年人，但趙在專列上卻專門聽取他的匯報，所提出的問題個個都切中肯綮。趙的隨和與謙虛，趙的好學與寬容，都體現出一種特殊的人格魅力。而這一切在表面上擁有更高學歷的胡錦濤身上卻蕩然無存。除了逢年過節的時候派遣總理溫家寶出面去探望那幾個被豎立為招牌的"商山四皓"式的老人，如巴金、季羨林、錢學森等人之外，胡錦濤跟知識界基本沒有什麼來往。所謂的政治局"集體學習"，完全是走過場、裝樣子。所挑選的學者、所講述的課題，均由宣傳部精心的篩選和設計，若不是緊跟主旋律的學者，若不是"今上"愛聽的觀點，根本不能進入中南海。試想，如果胡錦濤請王力雄來講新疆和西藏問題，請吳思來講"潛規則"和"血酬定律"，他的政績還會如此一塌糊塗嗎？他將真正的老師或全面封殺、或關進監獄，卻請一些奴才學者到南書房來"行走"，又能獲得什麼治國的真諦呢？
但是，作為中國的"一哥"，又不可能沒有自己的智囊團。那麼，誰是胡錦濤的智囊呢？誰能影響胡錦濤的決策呢？被外界炒作得沸沸揚揚的智囊，無非有如下幾位：其一，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他被視為江澤民的嫡系人馬，胡錦濤上臺之後仍然獲得重用，胡錦濤外出訪問時，王每次都鞍前馬後跟隨之；其二，前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他是"和平崛起"理論的主要提倡者，曾經為胡錦濤赴美訪問打前站，廣泛接觸美國政、經、學各界人士；其三，中央編譯局副局長、北京大學教授俞可平，他多次赴西方訪問和講學，曾經以《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而廣受關注，被外界認為是中共啟動政治改革的風向標，此後卻再無動靜；其四，保密局局長、前社科院法學所所長夏勇，他曾出版過若干研究憲政的著作，主政保密局之後，讓一批檔案材料解密，被認為是胡錦濤刻意培養的新人；其五，中央黨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經濟學家周天勇，周公開宣稱，"經濟學家要成為國家和老百姓的智庫"，一度備受海外矚目，然而他所編纂的一本探討中國政改的書，不僅不能在國內出版，在香港出版時也遇到阻力而被迫中止。
這幾位被海外輿論認為是胡錦濤的智囊的人物，都有一定的學術成就，屬於"學而優則仕"的典型。值得玩味的是，他們從來沒有承認或否認過"胡錦濤的智囊"的身份。他們越是對這類說法沉默似金，越是讓種種似是而非的說法漫天飛舞，這種局面似乎有意為之。以周天勇而論，他對中央黨校"獨享"的學術自由頗為滿足，他對記者說："我感到黨校是一個思想解放、實事求是的地方。‘內部討論無禁區、對外宣傳有紀律'，我認為這非常好。"他聲稱對當前的三種經濟學家都非常不滿，即歌功頌德型、解釋政策型和觀點口號型。而他自己呢？他說："我們黨和政府不需要馬屁精，需要的是能提出真知灼見、為國分憂的學者。經濟學家要為老百姓的利益呼籲，要對政府的決策建言。"然而，他故意迴避了這樣一個事實：黨和黨魁從來都不願聽真話和服良藥，他的建言根本無法撼動既得利益集團。另一方面，即便中央黨校內部有一定的學術自由，但在全國的學術機構都缺乏學術自由的大背景下，在新聞媒體是黨的喉舌的大背景下，在中共的統治方式是集權的大背景下，是不可能出現現代意義上的智庫和智囊的。
在極權主義體制之下，要成為一名權力穩固的獨裁者，靠的是厚黑學和權謀術，而不是身邊有多少學識淵博、思維敏銳的智囊。從王滬寧的升遷和陸建華的倒霉上便能看出這個"優汰劣勝"的"潛規則"來：在中共的傳統中，新一屆的領導人一般不會重用前任的心腹，王滬寧算是一個例外，不僅在江澤民時代頗受倚重，在胡錦濤時代還躍升為中央書記處書記，與政治局委員的地位相近，可以說是"次核心層"的成員。據王當年在復旦大學的同事說，當年王在復旦學習和任教的時候，還是頗有銳氣和見地的。但當他進入體制之後，便宛如太監揮刀自宮後入宮，從來不就政治改革提出任何建議。他必須假裝得比較愚蠢，在宮廷政治中，愚蠢是忠誠的代名詞，只有這樣才能讓在學識上遠不如他的江澤民和胡錦濤給予他以充分的信任。與之相反，據說是胡錦濤的臺灣問題顧問的社科院研究員陸建華，則年輕氣盛，不僅熱衷權力，還崇尚虛名，當選過首都十大傑出青年，還經常在央視上露面評點國際大勢。結果不知得罪了那派勢力，在派系鬥爭中成為犧牲品，以一個莫須有的間諜案被捕並被判處二十年重刑，一輩子算是給毀了。仕途之險惡，專制之冷酷，確實非尋常人等所能承受；而王、陸二人之一榮一衰，也給後來者何去何從做出了榜樣和啟發。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趙紫陽均善待知識份子，善於傾聽開明知識份子的建議，可他們的權力並沒有由此得以鞏固，反而成為保守的元老的眼中釘。相反，從江澤民到胡錦濤，均獨斷專行、排斥異己、任用小人，反倒在權力角逐中勝出。胡錦濤本人在這套機制中便是如此脫穎而出的，他的所謂的智囊們自然也是同樣的生產線上的"次品"。臺灣學者吳乃德在一篇研究蔣經國的文章中指出："從目前已有的大量的回憶、傳記和蔣經國自己的文字記錄中，我們對蔣經國這個人獲得的第一個顯著的印象是，和其他大多數的獨裁者一樣，蔣經國的知識水平和文化素養似乎非常平庸。民主政體所產生的政治領袖文化水平有高有低，可是現代世界的獨裁政體幾乎沒有生產過像林肯、羅斯福、丘吉爾那種氣質的領袖。一個人閱讀的書籍反映出他的文化和知識水平。蔣經國似乎是一個不讀書的人，至少從不閱讀嚴肅的作品。"胡錦濤不是公民選舉出來的，而是元老在家中開會欽點的。他之所以獲得元老們的青睞，惟一的資本便是平庸和忠誠。胡錦濤比蔣經國更不愛讀書。胡錦濤所熟悉的俄國名著只有斯大林時代劣質的宣傳品《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這個毛澤東時代成長起來的理工科學生，乃是共產黨劣質的文化教育和宣傳的犧牲品和象徵物。他的身邊的人自然無人敢表現得比主子更聰明，正如吳乃德所指出的那樣："我不相信一個平庸的領導者可以長期吸引卓越的追隨者。最基本的原因是：平庸的領導者缺乏能力對追隨者的素質作出正確的判斷。我也不相信，一個卓越的領導者可以長期忍受平庸的追隨者。"草叢中不會突然出現一棵參天大樹。我相信，沒有人能對剛愎自用的胡錦濤施加真正的影響，因為胡錦濤的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早已在毛澤東時代便定格下來。
胡錦濤圈子裡的人物，只有他豢養的奴才和寵物，而沒有真正的"諍友"。在專制政體之下，難以產生那種"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智囊。那些試圖影響高層決策，並懷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想法而踏入仕途的知識份子，最終不僅沒有改變當局，自己反倒迅速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了。即便是少數有文化和有見識的人，也只能假裝得比較愚笨和比較順服，才能在險惡的政治鬥爭中生存下來。吳乃德指出，不只統治團體的能力物以類聚，在品格上也似乎是物以類聚。社會學家索羅金曾經當過俄國二月革命後短命自由派政府總理克倫茨基的秘書，他觀察俄國共產黨領導者低劣的品格：統治團體成員的道德以當時他們所統治的社會之標準而言，都遠比被他們統治的子民更為低劣、充滿更多罪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是"社會選擇"，也就是物以類聚。由於統治團體充滿了品格低下的人，"相較於那些冷酷、沒有同情心、自私、偽善、不誠實、並且善於操縱人際關係的人，對道德比較敏感、比較有同情心、比較誠實、以及比較不自私的人，很少有機會能在權位的階梯上爬到最高層。"所以，仔細衡量王、鄭、俞、夏、周諸人便可發現，他們都算不上胡錦濤的智囊，他們更不敢有古代士大夫的當"帝王師"的奢望。因為獨裁者只需要一群善於領會其意圖的奴才，而不歡迎有出主意的本事的智囊。於是，他們只能唯唯諾諾、上行下效，如寄生蟲般地寄生於此體制，而一旦體制崩潰、領袖垮臺，他們本身也就灰飛煙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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