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三千年前的警告
--讀《尚書.無逸》篇

 

《尚書》古又稱《書》或《書經》,分《虞夏書》、《商書》、《周書》三部分,是記載上古政事之書,有豐富的政治思想。古代帝王、皇儲、大臣都精通《尚書》。《無逸》是《周書》中的一篇,宋代一位皇帝視學時,專讓講官講此篇。其實此篇是告誡皇帝之辭。

《無逸》,史稱周公為周成王而作,距現在有三千多年的歷史。文中告訴成王不要沈迷於縱酒、戲游、田獵等享樂,要勤於政事,知稼穡之艱難,知民眾的疾苦。特別要善於聽取別人的勸告,即使聽到百姓的怨恨責罵,也要敬慎自己的行為。不要一聽到傳言,就不考慮國家法度。不放寬自己的胸懷,亂罰無罪,亂殺無辜。通篇以歷史為鑒.用正反面歷史人物,說明勤政恤民,不貪安樂,不怠政務,享國能久的道理。非常具有說服力,是千古難得的政論文章。

周公在《無逸》篇中總結了商朝國君的在位情況,結論是凡是出自底層,經歷勞苦,勤政愛民的人,都在位時間長,壽命也長。而那些沒有經過勞苦,不體恤民情的國君,在位時間短,壽命也短。

周公的話被後來的歷史所印證。那些經歷過困苦。來自民間的.知道民情的君主,在位時間長,壽命也長,甚至生的孩子也多。那些在安樂窩中成長的小皇帝,在位時間短,壽命也短,有的連兒子都生不出來,只好由兄弟即位。後來孟子從此文中受到啟發,他總結了舜、傅說、膠鬲、管仲、孫叔敖、百裡奚等人的歷史,提出"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的著名思想,並得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同上)的著名論斷。歷史證明,這一論斷有其合理性。

 漢文帝是一位不錯的皇帝,他母親出身卑賤,他曾為藩王,瞭解民情,在位二十三年,勤政而節儉,宮室、園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想做露臺,一計算,需百金,就不做了,說:百金等於中等人家十家的家產啊。他穿黑色的帛衣,床帳無文繡,墳墓皆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為飾,最愛的妃子衣服不拖地。他以敦樸示天下,常常給天下做出榜樣。史家稱文景之治,為中國歷史上的盛世。海內殷富,以德化民,刑獄很少。幾乎刑罰都不用了。

晉惠帝生於宮廷之中,九歲立為皇太子,對世間事一無所知。即位即被皇后所操縱。後來被篡位。在他掌權的時代,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姦邪之輩,互相舉薦,朝廷變成了交易市場(互市)。魯褒的《錢神論》就寫在此時,諷刺這種狀況。惠帝的識見,真是可笑,在園中聽到蛙聲,他竟問:為官為私?天下荒亂,百姓餓死,他說,為什麼不吃肉糜?這是《無逸》篇所揭示的規則的另一面印證。

清代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之中指出除從民間和戰爭中成長的光武帝外,"東漢諸帝多不永年"。他說:"光武帝年六十二,明帝年四十八,章帝年三十三,和帝年二十七,殤帝二歲,安帝年三十二,順帝年三十,沖帝年三歲,質帝九歲,桓帝年三十六,靈帝年三十四,皇子辯即位年十七,是年即為董卓所弒。"他又說:"入主即不永年,則繼體者必幼主,幼主無子,而母后臨朝,自必援立孩稚,以久其權。

殤帝即位時生僅百餘日,沖帝即位才二歲,質帝即位才八歲,桓帝即位年十五,靈帝即位年十二,弘農王即位年十七,獻帝即位才九歲。"他又介紹諸帝有子現象:"光武帝十一子,明帝九子,章帝八子。至和帝則僅二子。長子勝有痼疾,次子即殤帝也。安帝唯一子,順帝已廢而復立,順帝又僅一子,即沖帝也。質帝、桓帝皆無子,靈帝二子。"他把這種現象,歸結為太后和權臣造成的,應說有一定道理,歸結為氣運則淪為神秘。

實際上週公揭示的規律,也是這種現象的解因。翻閱史書,這種現象很普遍,如東晉,即位多"幼主"(趙翼語),明帝二十四歲,成帝五歲,康帝二十一歲,穆帝二歲,哀帝二十一歲,廢帝二十四歲,孝武帝十二歲,安帝十五歲。活的年歲也不大。明代除來自民間,經歷戰爭、做過藩王的太祖(七十一歲)、成祖(六十五歲)、世宗(六十歲)外,仁宗四十八歲,宣宗三十八歲,英宗三十八歲,代宗三十歲,憲宗四十一歲,孝宗三十六歲,武宗三十一歲,穆宗三十六歲,神宗五十八歲,光宗三十九歲,熹宗二十三歲,毅宗三十六歲。其中,除惠帝、毅宗自殺外,大多自然死亡,雖然死因各有不同,但無不滲透著周公所揭示的規律。

最可笑的是明光宗,是長子,不是嫡子,皇帝老子不喜歡。鄭貴妃受寵,要立她的兒子,可大臣們不同意,於是奏書迭上。皇帝老子使出絕招--疏人不報。你上書嗎?我不理睬。最後鬧出妖書案。梃擊案。好不容易當了皇帝,卻中了鄭貴妃計謀。鄭氏給他送去四位美女,從此他一病不起。有人給他送來紅丸,他吃了連稱:好,好,忠臣,忠臣。但很快便"脈雄壯浮大","面唇赤紫,滿面火升",當晚就駕崩了。他"在位一月,年三十有九"(《明史·光宗本紀》)。

《無逸》篇的另一思想,就是國君待人態度問題。周公要成王與人互相勸導,互相愛護,互相教誨,要能聽各樣的話,即使有人告訴你:小人怨恨你,罵你。此時,你應把心放得大大的,不但不能生氣,還應嚴肅地回觀自己,如果是自己的錯,就說:這的確是我的錯。不能亂罰亂殺。否則怨恨會積累起來,集中到你的身上。這是好話壞話都要聽的思想,不僅是一種修養方法,而且開了帝王納諫的先河。

周公是個偉大政治家,有思想,有文治武功。但他對士和有德之人很謙恭。《史記》載他兒子代他去魯國,臨行時他叮囑兒子說:我是文王的兒子,武王的弟弟,現任國君的叔叔,我的地位不低了。"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你到了魯國,要謹慎,千萬不要在國人面前驕傲啊。這些精神是和《無逸》篇思想相適應的。

遇橫逆,反身,反觀,反躬,反求諸己的思想對後世影響也很大。《周易·蹇·像辭》說:"君子以反身修德。"《禮記·樂記》說:"不能反躬,天理滅矣。"都是強調反過來要求自己。其實,這種遇責罵,遇批評,不暴跳如雷,先審慎自己的言行,是一種修養方法,這種方法被後來儒家所採用。從前讀《論語》和《孟子》不知這種方法的來源,現在我們知道了。能聽和自己意見不同的話,是後來儒家的普遍主張。《論語·子路》中有一段孔子和魯定公關於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對話,說明聽不同意見的必要性。

魯定公問:"一句話就可以使國家衰亡,有這樣的話嗎?吁孔回答:"說話不能這樣簡單。不過有這樣的話:‘我做國君沒有別的樂趣。只是我說什麼話都沒人違反我。'如果話正確,沒人違抗,不是很好嗎?如果話不正確,而沒人違抗,那麼,不是一句話就近於使國家衰亡嗎?"在這裡.孔子強調國君聽不同意見的必要性。宋儒評論說:"說話不正確,不讓人違反,就聽不到真實話了。國君一天一天的驕橫,臣下一天一天的諂媚,哪有不亡國的呢。"又說:"任何反對意見都聽不進,則諂媚面諛的人就會多了,國家未必馬上就衰敗滅亡,但衰敗就從此開始了。"(《四書集注》引)請看,這些話大多為歷史所證明。

孟子說:"愛別人,可別人不親近我。那就反問自己。自己仁愛還不夠嗎?管理別人,可沒管好,那就反問自己,自己的智慧和知識還不夠嗎?有禮貌地對待別人,可得不到相應回報。那就反問自己,自己恭敬還不夠嗎?總之。行為如果沒有達到預期目的,都要反躬自責,自己行為端正了,天下人歸向他。"(《孟子·離婁上》)又說:"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孟子·離婁下》)這是一種嚴格自律的精神。正是這種精神,善於從自己尋找原因,不苛責他人,將使人際之間更加和諧。明儒呂坤說:"人人自責自盡,不止四海無爭,彌宇宙間皆太和之氣矣。"(《呻吟語·應務》)

這種自反的方法,還是廣開言路、納言聽諫的從政行為。在先秦時代,君權並沒有聖化、絕對化,所以孟子在《無逸》後,又提出"格君心之非"(《孟子·離婁上》)的著名思想。這句話譯成白話就是"糾正君主不正確思想"。他認為:"君主正,沒有人不正。一把君主端正了,國家也就安定了。"後儒認為這是一種直諫思想。程子說:"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

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即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治)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四書集注》引)

歷史上能聽各種話的君主很多。現舉幾例。

漢文帝能聽過頭話,賈誼說:"如果積累禍亂,在你死之後,將禍亂留給老母弱子,這不能說是仁。"(引自《廿二史札記》,下同)史家說,這等於說他要死在太后和幼子之前,但他沒有生氣。

 漢武帝史稱一代英主,對上書狂傲者,不但不加罪,還賞識。東方朔上書說:"年十三學書,十五學劍,十六學詩書,頌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亦二十二萬言。今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為天子大臣矣。"史家認為,其狂妄放肆如此的自薦,如果是在後世,一定會以妄誕得罪,而武帝反以他為壯偉,叫他在金馬門等待,遂以進用。這是能聽狂妄語的例證。

史家認為:仁善之君能納諫,英睿之主每難進言。但唐太宗卻不同。他在戰爭和王位之鐵血爭奪中坐上皇帝寶座,智勇決斷,但從諫如流,而且能施之政事。貞觀中,能直諫者首推魏徵,他前後諫二百餘事,有許多事都是人不敢說的,太宗都聽之。太宗對人說:大家都說魏徵疏慢,"我但覺其嫵媚耳"。魏徵以病辭職,太宗說:"金必須打造而成器。我方自比於金,以你為良匠,怎麼可以去呢?"

明太祖興文字獄、殺功臣,但卻廣開言路,史稱明智。凡百官、布衣皆得上書言事。《明史》說:太祖開基,廣辟言路,中外臣僚建言,不拘職掌,草野微賤,亦得上書。一直到宣宗、英宗時,流風未有更改。雖升平日久.堂陛森嚴。而縫掖布衣,刀筆掾吏,朝陳封事,夕達帝閽,所以廣聰明、防蔽壅也。這樣做的好處是,使自己更加聰明,也防止下情堵塞,不瞭解真實情況。

荒淫無道,專橫霸氣,拒諫飾非,亂殺無辜招致亡國滅身的君主也不乏其人。唐太宗納諫事還很多,史家認為.原因是他親見隋煬帝"剛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至人情瓦解而不知,盜賊蜂起而莫告,國亡身弒,為世大戮"。"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慮難周,非集思廣益,難以求治,而飾非拒諫,徒自召禍也"。

隋煬帝凶殘荒淫,討厭諫諍,他的口號是:"有諫者當時不殺,終不讓生於地上。"請看,這誰還敢說話?一個人聽,一個人看,一個人想,一個人說話,天下怎能不亡?

殷紂王也是同樣的例子。他本來思維敏捷,才力過人,但"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衿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好酒喜淫,聚斂財富,重徵賦稅,"以酒為池,懸肉為林",施暴刑,重善諛和讒毀他人的人,微子數諫不聽,比干強諫,紂發怒說:"我聽說聖人的心有七竅",剖比干腹觀其心。結果是兵敗身死,頭懸旗桿,成千古罪人。這和《無逸》篇總結的規律相應。

歷史告訴我們,艱苦中磨練,知民間疾苦,體恤民情,節儉自律,虛己待人,從諫如流,是從政者必備的美德,也是興國強國的必備條件.反之,安樂之中生長,不知民間疾苦,對民瘼冷漠無情,放縱腐化,專橫傲慢,拒諫飾非,是從政者大戒,是國家衰敗的開始,乃至招來亡國滅身之禍。

三千年前的告誡,歷史思想長河,滔滔滾滾,興亡治亂,歷歷在目。

本文留言

作者王國軒相關文章


近期讀者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