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章詒和先生寫過此類題材之後，再拿這種事來饒舌，不免有狗尾續貂之嫌。所以，我希望我能更深入探討一下告密現象，以示我的不同。此外，作為個人讀書心得，我想把自己的感受記錄下來與有緣的朋友分享與批評。同時，我熱切地盼望我們能遠離告密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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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與妻許廣平
許廣平曾是告密特務是毫無疑問的，不再需要任何的推測。
因為，這些事實都由魯迅與許廣平的兒子周海嬰以確定的語氣在他的《魯迅與我七十年》（下稱《七十年》）一書中記錄。
周海嬰在該書〈母親入黨〉一章中說， "母親還擔負著一項特殊任務，就是統戰部門要求她利用多年建立的友誼，不時去探望一些重要的朋友，關心他（她）們起居，瞭解他（她）們有些什麼想法和要求，以便更好地做工作。"許廣平去探望宋慶齡時，"每次都向上如實報告，這是統戰部所要求的。"
海嬰在書中只重點說了許廣平如何"探望"宋慶齡和何香凝兩位，他還提到"母親還分工探望達賴、班禪幾位宗教界領袖人物。"
擔負"特殊任務"當然是特務了，而"每次都向上如實報告"當然是告密了。所以說許廣平是告密特務並不冤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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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地揭密許廣平是特務，並不是我的主要目的。探討告密社會才是我的真正用意。
告密現象自古有之，但是現代人印象最深的是--告密最風行的年代應是戰爭期間和極#權專#制時代。
戰爭期間，因為社會極度動盪，社會中幾乎只存在敵對關係，人們完全沒有安全感，一不小心就在付出生命代價。所以，只有通過窺探和侵犯個人的隱私來挖出敵人。是極度不安全感讓戰爭期間全社會告密成風。
而極#權專#制時代，儘管戰爭已結束，專制者還是保持戰爭敵對思維。不同的是--戰爭時，敵人就真實在眼前，用刀槍相互廝殺；而極#權專#制時代是設立假想敵，宣揚"敵人亡我之心不死"，造成社會高度緊張和不安全的氣氛，以促成對社會進行暴力高壓的合法性。極#權專#制者一般都成立專門的秘密警察部門主管告密事務，以及時調查和清除隱藏在"人民"中的"姦細和敵人"。如納粹黨衛軍、蘇聯克格勃等，而中國毛時代的統戰部也曾擔任這樣不光彩的角色。
與戰爭時期的告密相比，極#權專#制時代的告密危害更大。
戰爭有非正義的和正當防衛的正義戰爭的區別。戰爭期間，敵對雙方真實存在，一些告密行為是可以理解的。有利於正當防衛的一方的告密有一些是必須的、是有益的、也是正當的。當然，無限的上綱上線，強制、脅迫他人告密，無限侵犯個人私密和其他基本人權的告密行為，即使目的正當，我也是反對的。因為，現代戰爭各方往往自稱自己才是正義的，所以，告密行為仍然極易被濫用。
而極#權專#制時代的告密是一種沒有底線的、不擇手段的假想防衛。本來沒有敵人，卻要臆造一個敵人，鼓勵人們相互揭發與告密，造成國民相互猜忌、彼此仇恨，使國民只為了生存而陷入不斷內鬥的惡性循環中。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國"反右"和"文革"都是這種內鬥的惡果，而全民告密就是這些悲劇年代最明顯的時代特徵。
不論是戰爭時期還是極*權專*制時代，國家都是處於非正常狀態，所以有很多人非正常死亡。非正常狀態下，人們不安全感極為強烈，隨時有生命之憂。所以人們對周圍高度械備，精神高度緊張，總想最快找出身邊的隨時要傷害自己的敵人，所以告密成風。非正常狀態社會是讓人極度不安的社會，人類總是想要避免和遠離這樣的社會。
在這裡我要順便對"告密社會"稍作定義，以免過多岐義。本文的"告密社會"指的是在國家處於非正常狀態下，為了自保而形成廣泛而普遍的民眾之間通過相互揭發和告密以求生存的現象，廣泛而普遍存在這種告密現象的社會就是我所說的告密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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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談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的告密現象，不能不談中國知識份子個性的喪失問題。
很顯然，許廣平積極告密最主要就是為了入黨，周海嬰在〈母親入黨〉一章中說，許廣平"長久懷有一個熾熱的願望，就是渴望自己成為中國共產黨員的一員。......她不斷地打報告提出申請，可是組織上的態度總是不明朗。......直到某一次會議後，她才知道原來黨對自己另有期待。這次是周恩來親自找她談話，對她說：‘你留在黨外，工作比較方便一些。'"。
像許廣平這樣為了入黨而甘願做告密特務者的知識份子，在當時中國應不在少數。這就與中國知識份子個性的喪失是有很大關係了。
近代中國，在對外戰爭中屢戰屢敗，中國人感覺受到了極大恥辱；清亡之後，又陷軍閥混戰；之後又爆發抗日戰爭，最後是國共內戰。近100年來中國人都是在動盪和不安中渡過，中國人所受的內心煎熬已到了極點。看到共產黨從小到大，最後奪取政權，終於讓中國大一統，中國知識份子的情緒獲得極大釋放，他們認為中國人可以揚眉吐氣了。對黨，他們不僅歸順，而且是迷痴的崇拜；而對這個他們心目的新中國，他們更是不顧一切地投入熱情。所以，他們對黨的號召從不懷疑，為了黨，為了國，他們願意付出一切，包括生命。他們願做沒有生命的一塊革命磚、一顆革命鑼絲。他們一切服從黨、國家的需要，不僅工作聽從組織安排，甚至結婚也先由組織考察和同意。所以，這種組織安排的告密任務也是很多知識份子很樂意接受的。
我敢肯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那些強烈要加入中共的知識份子（包括許廣平），沒有幾個認真讀過馬列，更沒有真正瞭解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共產主義，憑的就是那份迷痴崇拜。為了入黨，他們什麼都肯做，包括做告密特務。
所以，當周恩來對許廣平說"你留在黨外，工作比較方便一些"之後，周海嬰在書中說"那天晚上，母親回家後，不及換外衣、換鞋，直接來到我的房間裡告訴我"，顯然她愉快之極，她有抑制不住的快樂要告訴自己的兒子。能被黨知遇對許廣平來說是件極自豪和光榮的事。周恩來的這一句提示，不僅為許廣平最後成為告密特務掃除了心理障礙，也讓她不以成為告密者為恥，反以為榮。
在對黨的迷痴崇拜和對新中國的狂熱中，中國知識份子們就這樣在追逐偶像及偶像賞賜的光榮中失去了個性，直至最後人格失去尊嚴。
到這裡，也許有人會說，許廣平們當時生活無憂，是自願成為告密者，並不是什麼"為了自保"。我要說的是，在許廣平們心中，告密是為了保住黨、國，而保住黨、保住國就保了自己，所以許廣平們的行為仍符合我告密社會定義中所說的"為了自保"。
有趣的是，與失去個性，為了入黨心甘情願做告密特務的許廣平相比，許廣平和魯迅的長孫周令飛卻做一件轟動全世界的，極盡浪漫的，極彰顯個性的事--為愛情退#出##中國共*產##黨。
周令飛1979赴日本留學，與來自臺灣的富家女同學張純華相愛。大陸方面得知消息後，打算將其強行押解回國，但被周令飛提前知曉。為了那份生死愛情，他決心私奔。他要立即從日本直飛臺灣。登機前，他在機場向媒體發表三點聲明：（1）此舉純為愛情；（2）此事與父母無涉；（3）鑒於兩岸狀況，宣布退#出##中國共#產##黨。（參見《七十年》〈長子周令飛的婚事〉一章）
為了愛情，竟可以連黨組織也不要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這絕對算得上驚世駭俗。這個周令飛足夠有個性吧！
現在周令飛的生活平靜而幸福。隔了一代，周令飛以自己的個性追求到了自己的幸福。而與他的祖輩許廣平同時代的人們，沒有了個性，成為相互告密、內鬥工具，鬥到最後連人性都喪失了，只剩下動物性的生存本能，許多人付出了血的代價，家破人死亡。
兩相比較，真讓我感慨不已，個性自由對於個人幸福是多麼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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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總是喜歡猜測：魯迅還活著會怎樣？
毛主席十分認真地回答：以我估計，（魯迅）要麼關在牢裡還要寫，要麼識大體不做聲（參見《七十年》〈再說幾句〉一章）。這一情節已有當年在場人黃宗英在《南方週末》發表《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一文中證實。
而我想知道的是：假如魯迅還活著，怎樣才能瞭解他是否"識大體"？看來只能在他身邊安插告密者了，不知道誰會是在魯迅身邊假裝關心他的"好人馮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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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想談一個問題--我們能遠離告密社會嗎？
今天，我們談的是已逝去的許廣平先生，談的是非正常狀態下的告密社會。似乎這些都已是過去的歷史，與我們無關。但這種非正常狀態真的已離我們遠去了嗎？作為網民，我們都能體會到，在網路背後有一雙眼看著我們說些什麼，幫我們清洗"不良信息"，當然還有"向上如實報告"；還有些學校要在學生中建立互相監視的制度；更有大學生告發自己老師是"反革命"。告密文化及現象還在侵蝕著我們。我在想，我們離正常國家還有多遠？
我想，非戰爭時間要遠離告密社會，唯有真正尊重和實現國民的民主選舉權、言論自由等政治權利；要形成獨立的限政力量，讓行政受到最充分的監督，不使國家權力陷入單極的既得利益集團手中；避免少數人濫用手中不受約束的權力來限制和剝奪個人的個性自由，不使國民成為某些人打擊政治對手的工具，不使必須告密成為國民生存的唯一途徑；真正讓國家的各項治理都置於陽光之下，才能使告密現象無處藏身，也使得告密成為不必要。因為，告密總是在不透明的、陰暗的角落產生。
但願許廣平的故事能給中國後人遠離全民告密社會提供一個很好的啟示。
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常提到，他提供史實的目的供人研究的。海嬰先生這種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及其書中所表現真誠與真實，都很值得我尊敬，我在此表示敬意。但，既然是研究，就可能得出不同結論，如果我的結論對周海嬰先生有所冒犯，只能在此先表示我的歉意了。
樊桂----2009年8月10日
註：本文關於許廣平的、未經特別註明的引言均來自周海嬰所著《魯迅與我七十年》中〈母親入黨〉一章（南海出版社，2001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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