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蔣介石日記》看蔣介石

「兩蔣日記」在臺灣爆發版權爭議，蔣家第四代、蔣經國長子蔣孝文女兒蔣友梅，因不滿蔣方智怡漠視其他繼承人，擅自處分日記，通過律師採取行動，連帶影響了兩套蔣介石日記的出版。原定12月出版的《蔣介石日記》和《蔣公日記》，均被臨時喊停。馬英九出面呼籲，希望蔣家人能盡快協調，解決爭議，讓民眾盡早看到這份珍貴的史料。看到這個新聞，使我聯想到楊天石著《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第一、二卷中，依據「兩蔣日記」所展現的蔣介石既愛國親民又威權專制的複雜形象。

蔣介石的反帝愛國意識

據楊天石在《蔣介石的早年思想——從向左到向右》一文中介紹，蔣介石早年已經具備民族主義思想。他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在日本參加過同盟會的反清活動。五四運動後，他的民族主義思想逐漸向反帝方向發展。1923年9月，他受孫中山派遣，作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訪問蘇聯，在演講中公開表示，中國革命分「兩步走」，最終要「實現共產主義」。他後來雖然反蘇反共，在他的統治術中，仍然有不少來自蘇聯的東西。

蔣介石反帝思想的高潮出現在孫中山逝世之後。1925年6月23日，廣州群眾在國共兩黨的組織下，為支持香港工人大罷工而舉行遊行示威，隊伍經過租界對面的沙基時，英國軍隊悍然開槍射擊。群眾死50餘人，傷170餘人，造成沙基慘案。蔣介石在當天日記中寫道：「國勢至此，不以華人之性命為事，任其英賊帝國主義所慘殺，聞之心腸為斷，幾不知如何為人矣！自生以來，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

第三天，蔣介石在日記提要欄目中寫下「如何可以滅此橫暴之陰（英）番？」自此，他逐日在日記中書寫「仇英」標語，總計約近百條。諸如「英夷不滅非男兒」、「漢有三戶，滅英必漢」等等。

1926年2月，港英當局得到英國王室授權，決定提供1000萬元借款用於改良廣州市政，並且以此為條件勸誘國民黨方面結束省港大罷工。廣州市長伍朝樞和孫中山的兒子孫科都願意接受這一條件，蔣介石卻堅決予以拒絕。在此前的同年1月7日，蔣介石會見美國記者時，還「痛詆美國外交政策之錯誤及其基督教之虛偽」。

與中國共產黨站在蘇聯人一邊反帝愛國不同，蔣介石的反帝是包括蘇聯帝國主義的。據楊天石在《蔣經國怎樣從蘇聯歸來》一文中介紹，1925年10月，16歲的蔣經國徵得蔣介石同意，與其他90名年輕人一起前往蘇聯留學。蔣經國因此變成蘇聯方面要挾蔣介石的人質籌碼。1931年6月15日，共產國際東方部遠東局負責管理秘密電臺和情報經費的牛蘭夫婦在上海被捕。同年12月16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
「孫夫人欲釋放蘇俄共黨東方部長，其罪狀已甚彰明，而強余釋放，又以經國交還相誘。余寧使經國不還，或任蘇俄殘殺，而決不願以害國之罪犯以換親子也。」

這裡的孫夫人就是宋慶齡，據廖承志回憶，當年的宋慶齡已經是領導中國共產黨的共產國際秘密成員。在國家利益與父子親情之間，蔣介石毅然選擇了「但求法不由我犯，國不由我而賣」的國家利益。
在1949年以來的宣傳話語及教科書裡，蔣介石一直是「消極抗日，投降妥協」的民族罪人；發生在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變」，更是蔣介石下令不抵抗的結果。在《「不抵抗主義」到底是誰提出來的？》一文中，楊天石以確鑿的證據告訴讀者，在「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命令是出自張學良而不是出自蔣介石。事變發生的當晚，蔣介石在從南京到南昌的永綏艦上，根本不知道瀋陽發生戰事。而張學良之所以選擇不抵抗，根本原因就在於他連同他所率領的東北軍，缺乏作為軍人所必須具備的戰鬥意志和犧牲精神。1992年1月2日，張學良在臺北接受張之宇、張之丙姊妹訪問時，是這樣解釋的：
「我們那時候沒法子跟他打……就是游擊隊搗亂，這可以，正面的作戰不行……人家一個可以當你十個……跟日本人打仗，他不投降，他剩一個人都要打呀……日本軍人實在我可佩服。……（我們和日本打）好像拿雞蛋碰石頭，絕對打不過的。」

比張學良的表現更加惡劣的，是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汪精衛以及國民黨的軍事將領馮玉祥、陳濟棠、陳銘樞、孫殿英等人。按照楊天石的說法，「一方面反帝，一方面又希望從帝國主義得到援助，這是胡漢民的悲劇」。諸如察哈爾同盟軍、福建事變、孫殿英西進、陳濟棠叛亂之類以抗日為幌子反對蔣介石中央政府的武裝事變，都是由日本以及蘇聯方面通過胡漢民等人在背後策動的。胡漢民死在了抗日戰爭發生之前，汪精衛在抗日戰爭最為緊要的關頭，主動投降了日本侵略軍。

與胡漢民、汪精衛、張學良等人不同，蔣介石早在30年代就一再指示參謀本部加快國防建設。抗戰期間，他曾用「殺無赦」這樣的狠話來警告對日求和派，在與日方的誘和談判中，也是他屢次主動剎車。他還時不時在日記中警惕自己：「中國若要自取滅亡，俯首而上斷頭臺則已，否則除抗戰拚命以外，再無第二道路矣。」（1938年12月16日）在對美外交中，他同樣堅持「國家之尊嚴」，多次在日記中大罵「美帝國主義」。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7月國民黨五屆七中全會期間，孫科、白崇禧等人看到德國在歐洲戰場取得暫時勝利，英國對於日本表示妥協，便投機性地主張採取「聯德、絕英、疏美」的外交策略。蔣介石拒絕了他們的意見，堅決執行既定的聯合英美等正義一方的外交路線，從而避免了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淪落為戰敗國的可恥命運。

反對美國對大陸使用原子彈

閱讀楊天石的《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第二卷，最令人感動的是蔣介石的仁愛之心和親民情懷。

一個人有沒有比較健康的愛心與人性，關鍵要看他是如何對待最為親密的身邊人的。蔣介石年輕時候雖然也墮落和放蕩過，甚至於直接參與了暗殺光復會副會長陶成章的陰謀活動。但是，自從他於1927年12月1日與宋美齡結婚，特別是他為了讓岳母倪桂珍安心而於1930年10月23日成為基督徒之後，他所表現出的一直是對於家人和國家承擔責任的態度。正如他在受洗第二天的日記中所說：「主義為余政治行動之信仰，教義乃為余精神惟一之信仰。願從此以後，以基督為余模範，救人救世，永矢勿怠。」

1925年1月16日，時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晚，回長洲，船中看《民生主義》第四講完。打倒帝國主義，解除人民痛苦，為余一生事業。《三民主義》一書，博大精深，包羅萬有，而其主腦則在此二語也。」

1949年3月，蔣介石在《上月反省錄》中，列出了檢討失敗的13條原因。其中的最後一條，是沒有能夠「宣傳」社會經濟政策與民生主義，並且認為這是自己的「唯一之致命傷」。在此之前的2月3日，蔣介石回到奉化家鄉，發覺當地鄉村40年來毫無改革，痛感自己當政20年，黨政機構守舊、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實行三民主義，「對於社會與民眾福利毫未著手」。因此，他在日記中表示，此後要以民生為基礎，亡羊補牢，尚不算晚。3月9日，他開始設計土地制度實施方案。同年9月13日，蔣介石在成都演講時表示：「我們今天真正造福於農民，就惟有徹底實現二五減租。這是我們實行民生主義的第一步，也是我們反共的最後、最有效的武器。」

由於國民黨方面敗局已定，蔣介石想「造福於農民」的民生主義的設想，並沒有在中國大陸得到落實，而只能在臺灣島上開花結果。1950年1月3日，蔣介石決定在臺灣開展「社會經濟運動」，其內容為兵農合一、三七五減租，限期耕者有田。臺灣全島的土地改革和農村復興由此啟動。

蔣介石敗退臺灣之後，一直唸唸不忘反攻大陸。但是，對於美國方面提出的對中國大陸使用原子彈的建議，他一直採取堅決反對的態度。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同年11月30日，時任美國總統的杜魯門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美國方面在積極地考慮對抗美援朝的中國軍隊使用原子彈。第二天即12月1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杜魯門與美國朝野主張對中共使用原子彈，應設法打破之。」

到了1954年10月20日，蔣介石又在日記中表示說，美國空軍部計畫處長提議，臺灣方面可以向美國申請借用「原子武器」，他自己的態度是「對反攻在國內戰場，如非萬不得已，亦不能使用此物。對於民心將有不利影響，應特別注意研究。」

1968年12月，美國國務卿魯斯克第二次到臺灣訪問，蔣介石希望美國方面支持國民黨反攻大陸。魯斯克表示，美國人不想在一場反對中國的常規戰爭中流血。蔣介石立即憤怒地表示說：「你們永遠不應設想以核武器對付中國。」

對於蔣介石的上述表現，楊天石的解釋是：「古語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蔣介石雖然是個反共的政治家，但是，他懂得爭取‘民心’的重要。一旦他向美國人借用原子彈，那麼，不僅反攻大陸不會成功，而且他將永遠成為民族的罪人了。」

換言之，中國歷史上有太多的民族罪人；但是，作為一名專制統治者，反帝愛國、仁愛親民的蔣介石還算不上是民族罪人。但是，話又說回來，無論蔣介石多麼反帝愛國、仁愛親民，他依然是中國歷史上很失敗的一名專制統治者；臺灣島上現代化的憲政民主制度，最終是在他的兒子蔣經國的主導之下初步實現的。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