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分析認為,憑心而論,無論是從思想原創角度,還是作為知識份子的人格而言,季老確實只是個普通人,他是個好人,是個善良的人,在其專長的東方學領域可能也是一位有著很大學術貢獻的人,但他還稱不上是大師。中國學術批評網上學者蕭瀚的文章寫道,也許有人會說,這樣要求季先生是不是太苛刻了?這不是苛刻,20 世紀的中國的確產生過不少大師,各個領域都有,但他們現在都已經不在了。
以1949年為界,那些在此之前壽終正寢的大師們是最幸運的,部分不幸早逝者如魯迅等,於他們本人而言反倒成為幸事。
1949年之後,還沒有來得及去世的那部分大師或遠渡重洋或退居寶島,雖然花果飄零,但依然還在繼續做著他們該做和能做的事。
而留在大陸的那些大師或者可能成為大師的佼佼者們,可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甚至陸陸續續地走上了"歧途":賣笑的賣笑,賣唱的賣唱,沉默的沉默,改行的改行,牛棚的牛棚,監獄的監獄,上吊的上吊,投河的投河,......就連被放逐恐怕都算得上是一種恩賜了。到文革結束,大師們幾乎都被清理得差不多了。
事實上,外界對於季羨林先生的一大爭議就在於,他究竟是不是一位公共知識份子?對此,網易評論上作者長平的文章說,現代公共知識份子的概念,來自近代的西方社會,要求知識份子具有獨立性和批判性,擔當社會良知,參與公共事務。但並不是所有的學者都是公共知識份子,薩特曾經說過,一位原子能科學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時,他不是個知識份子,只有當他在反對核武器的抗議信上簽名的時候才是個知識份子。
與此相對照,反覌季羨林先生晚年的幾次重要發言,人們不難得出自己的結論。首先,他提出"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二十一世紀將會是中國人的世紀"。隨後他又主張,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上把孔子抬出來,讓全世界學習,他希望藉此向全球推廣我們這個"和諧"的理念。
而在這之前,他也曾與前來醫院探望自己的國家領導人討論過"和諧"的話題認為:"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很好,經濟發展,政通人和",當下最重要的就是人的內心和諧。長平的文章指出,季羨林先生的上述講話,沒有以一個公共知識份子的獨立姿態和批評精神,對中國的社會問題進行深入的觀察和全面的思考,也就談不上什麼真知灼見了。
此外,他為自己在歷次運動中"假話全不講,真話不全講"而感到欣慰,固然良知未泯,卻也容易鼓勵犬儒主義。更何況,涉及公共利益的真話不能全講出來,一個公共知識份子的態度不應該是欣慰,而應該感到恥辱和憤怒才對。
綜上所述,蕭瀚的文章接著說,真正的大師往往是具有悲天憫人情懷的,很難想像對於民眾苦難視而不見的人能夠成為大師,在一個存在著嚴重而普遍不公現象的社會,只要還能說話的話,真正的大師肯定會站在人道主義立場發出自己的聲音。
法國有左拉,還有千千萬萬支持左拉的各界人士;德國有敢於痛罵納粹的托馬斯.曼;土耳其的帕慕克也曾冒著危險痛斥本國政府的種族屠殺歷史,都是因為他們的人道主義情懷被冒犯,而這才是真正的大師風範。
相比之下,在當年的大躍進運動中,錢學森親自證明畝產可以達到10萬斤,簡直就是大師人格的反義詞。與此同時,林昭卻以生命為代價說出了那個時代最驚心動魄的思想,與之相比,巴金先生就是一天到晚號召人們要說真話,又有多少實際意義呢?要知道,真話不是用來號召別人說的,是需要自己直接說的。
文章又說,縱觀近年以來曾被冠以大師頭銜的中國人,就可以發現,他們當中沒有一位曾經為民眾的苦難鄭重發表過任何言論,而以他們的地位,為老百姓說幾句話就真會遭到什麼迫害嗎?
相比之下,顧准----這位中國100年來真正具備原創思想,並構建起自身體系的獨立思想者,卻遠未獲得與其思想相匹配的地位。凡此種種,或許正是百多年來中國人多災多難的一個癥結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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