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寶強:我的一段被『雪藏'的歷史
凡是看過‘女囚瑣事'的讀者,只要看的仔細,就會發現一個問題:通篇中,沒有介紹檢查院的介入,也沒有一個字提到過律師。這是我的從簡,還是我的疏忽?這是沒必要的述說,還是有意識的迴避?
應該說,這是我刻意迴避的一段歷史。我刻意,是因為我羞愧。
我自己都不能相信,和丈夫心心相印的我,竟然把這件事,對他隱瞞了20年。20年裡,上至政治,下至雞毛,我們什麼都談,獨唯沒有談到這一點。
前幾天,有個智者說:真實是回憶錄的第一生命。這句話警醒了我;晚上看電視,當看到孤獨無助的女孩,面對律師下跪時,我的心震顫了。
我知道,我雪藏的那段歷史,應該昭告於天下,大白於天下。
從1989年6月5號起,我的心就在油鍋裡煎熬。由於兒子有多種症,他基本徘徊在留級線上;丈夫申請澳洲留學,存款和借款已兌成澳元寄出;公婆80有餘,只有我這麼個兒媳。如果判刑,兒子還能正常讀書嘛?如果判刑,丈夫還能出國嘛?如果判刑,公婆能撐得住嘛?如果判刑,有著憂鬱症的大姐,會崩潰嘛?
一個個的問號折磨著我,折磨的我都快發瘋了。那種錐痛,無法用語言描述。這一刻,我明白為什麼張志新會瘋;為什麼王實味會傻;為什麼巴金會言不由衷;為什麼有那麼多人俯首;為什麼有那麼多人,自己把自己送上祭壇。
7月份的某一天,檢察院來了。一個男青年,一個女青年。他們用同情的眼光注視著我。
"我們檢察院,絕不認為孫寶強是壞人。"男青年鄭重地說。
"......"
"你孩子幾歲?"女青年凝重地問。
"9歲。"我的眼淚憋不住了。
後面是什麼?後面是公式化的一問一答,後面是程序化的簽字畫押。有唏噓,沒有實質性的救助;有不忍,依然是敬業的,一絲不苟的工作。
我接受同胞真誠的同情;同時我也接受同胞,真誠的無奈。
檢察院是來了,但律師遲遲沒來。在苦苦的渴望中,我千百萬次地祈禱,祈禱我的律師能像賈林的律師(女囚瑣事裡的難友),能力挽狂濤,能回天有力,能起死回生,能給我創造一個奇蹟。
我終於等到了我的律師。當律師告訴我,他是一個被平反的右派時,乾涸的心突然湧出清泉。我猛地跪在他面前。這動作把他嚇了一跳,同時也把我嚇了一跳-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的下跪。我相信,這也是我這輩子,最後一次下跪。
律師的助手告訴我,他是一個高級律師,再加上自己不幸的遭遇,我的案子一定能得到他的鼎力相助。絕望的心,突然綻開了希望的嫩芽。嫩芽在眼淚中顫顫發抖,帶著溫情,帶著渴望,甚至帶著母親的本能。這一刻,我也有了賈林死而復生的變化。
開庭了。法庭上我根本聽不到律師的辯護,只有公訴人充滿文革式的辱罵:煽動......傳播謠言.......歹徒。這與其說是法庭,不如說是私家祠堂,不如說是黑社會的衙門,不如是說是中世紀的教會,不如說是飲血茹毛的蠻荒叢林。
沒有了不同的聲音。律師的聲音,一點點沉寂,終於沉寂到黑暗中。黑暗中,公訴人的聲音,碎玻璃一樣的尖銳,重金屬一樣的冰冷,紅烙鐵一樣的殘忍,鼠役一樣的骯髒。在一邊倒的蠻橫中,我被送上祭壇。
20年過去了,這一幕我不願意想,更不願意說。既然中國人的傷口還沒痊癒,我就不必撕開自己的傷疤。但是,當中國政府再一次在教科書迴避64,當香港學生陳一諤發出驚諤的聲音時,我雪藏的歷史,一定要昭告天下。
我寫出了這段‘不堪'的歷史,你敢寫嘛?我是年過六旬的老嫗,你是手握百萬重兵的大佬。我希望你和我,站在一個平臺,平等地,公平地,心平氣和地對話。而不要選擇黑夜,黑衣人,黑頭套;而不要選擇誣陷,綁架,暗殺。那樣的話,很不堪!很不堪!
20年來,我一直以自己的下跪為羞,為愧,為辱,為恥。但你呢?難道你不懺悔自己?你譴責日本政府修改教科書,你怎麼不譴責自己?你連自己的同胞都不放過,你連學生娃都不放過,你連仗義執言的母親都不放過,你連上訪的苦難訪民都不放過,你連我的21年工齡都不放過。你說,你的底線究竟在哪?
我等了你20年。20年了,你應該發個聲音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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