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六四悲劇與難以成熟的中國社會
二十年前，鄧小平派軍隊和坦克衝入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對平民和學生大開殺戒，突破了現代文明的一切道德底線。二十年過去了，人們不禁會問，爲什麽這麽多年了正義還得不到伸張，平反六四還要等多少年？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很難完全冷靜和客觀地看待這場悲劇，因爲六四不僅給所有中國人帶來太大的心靈創傷，而且，中國社會至今仍在爲當年少數人的決定付出極大的代價。
不過，畢竟越來越多的當事人和知情人，開始把真相告白於天下。他們對歷史負責之舉，讓我們有機會更深刻地理解這場悲劇，理解我們這個多難民族的命運。
除了趙紫陽的秘密錄音，最近還有兩個有關六四的重大文獻，一個是當年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領袖之一封從德出版的《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另外一個就是前新華社新聞部主任張萬舒在香港出版的《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一書。這些文獻的作者盡最大努力，不用自己的道德立場來塗抹歷史，從而給我們更多機會看到歷史的真相，理解中國的歷史邏輯。
今天，尚有許多真相未被披露，我們恐怕永遠也不可能得知，當年不同政治勢力是如何策劃於密室的，但這並不影響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六四的最大悲劇，就在於這樣一個事實：極少數人的權力慾，就能夠綁架整個中國社會，把無數人的生命和財富置於萬劫不復的危險之中。趙紫陽的錄音告訴我們，連鄧小平的家人都認識到，他對學生上街的反應過了頭，但是，鄧小平不能認錯，因爲認錯就等於放棄權力。而封從德的"六四日記"則告訴我們，李祿，這個權力遊戲的天才，是影響學生與鄧小平進行"千年對決"的關鍵人物。
一萬年以後和一萬年以前一樣，還會有鄧小平和李祿這樣的人物，因此，僅從道義上譴責人的權力慾，對改變中國的命運無大幫助。趙紫陽認爲自己如果起而抗命，只能流更多的血，因而選擇獨善其身。真正該問的，是爲什麽中國社會更容易被少數人的權力慾所挾持？
正如我的一位新朋友讓我認識到的，早熟的中華帝國，從未給社會成熟的機會。而只有不成熟的社會，才會給權力慾如此荒唐的表現機會，才會讓如此多的生命成爲如此少的人權力博弈的籌碼。
"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穩定"據說是中共太子黨當時的口號，當然也完全可能是政敵的謠言。不管事實如何，這個口號不僅體現了當時鄧小平的思維，更可悲的是，直到今天海內外仍有許多中國人相信這個邏輯。他們認爲沒有當年鄧小平的屠城，就沒有今日中國的崛起。
歷史的邏輯果真如此嗎？在我看來，真正救了中共，救了鄧小平的，是海峽對面中共的難兄難弟和老對手國民黨。作爲"2.28"事件的過來人，國民黨最理解鄧小平的難處，國民黨治下的臺灣人也最善於利用六四後中共的處境。六四後，正當西方資本全面從中國撤出時，王永慶不失時機地贏得了中共的信任。
事實上，沒有臺灣和海外華人資本對沿海開放經濟戰略的支持，中國大陸經濟不得不回到計畫經濟的死路，沒有沿海對外經濟帶動中國經濟復甦，鄧小平的南巡無從談起。
不過，六四後的中共並沒有像失去大陸的國民黨那樣，認真汲取教訓。他們依然不給中國社會成熟的機會，江澤民迫害法論功，胡錦濤打壓NGO，青年人的精神和思想自由在校園遭到全面閹割。因此，"六四"是比臺灣"2.28"更具顛覆力的不定時炸彈。正因如此，中共絕不敢給六四平反。但問題是，拖之越久，爆炸的破壞力就越大。
有意思的是，兩岸政治關係的發展，揭示了二十年前難以想像的可能性。中國大陸社會危機和政治僵局的加劇，吸引了青年人對臺灣政治民主的嚮往，中共越是硬頂不平反六四，國民黨就越有可能成爲號召大陸新政治秩序的旗幟。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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