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中國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六四」鎮壓民主運動事件，當時我才是一個遠在中國邊陲的17歲高中二年級學生,我與「89．64」本無關係，但上帝的安排卻是非常的奇妙。自我1990年考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後，便與六四結下了不解之緣。
1993年6月2日，正在讀大學三年級的我被北京市公安局因政治原因拘留半個月。
1994年6月4日，正在讀大學四年級的我在湖南嶽陽被公安逮捕，並被押往深圳市看守所羈押。
1997年臨近「六四」的5月29日，我被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判刑三年零六個月，1997年12月3日我刑滿釋放。
1999年「六四」10週年，年初我剛到北京，就被北京警方遣送回家，六四10週年我是在老家度過的，這年6月4日，當地公安局長還專門到我家中看我。
之後我在北京定居，每年「六四」少不了北京公安和當地派出所的詢問。
2009年「六四」20週年，我在海外，與「六四」的不解之緣拉開新的帷幕。
一個本來與「六四」豪無關係的年輕人，究竟為何與「六四」難舍難分、纏繞一起？又是甚麼原因讓他甘願為繼承「六四」遺志而義無反顧、赴湯蹈火呢？
1989年是一個對正值青春期的少年特別的一年，傳統的叛逆、真理的追求、理想的迷茫、年輕的衝動，使尚在高中的我感到這是變革的一年。由於父母都是老師，所以我可以看到更多的書報資料，我當時就看過嚴家其先生寫的《文革十年史》《首腦論》等書，西方哲學的書如尼採、弗洛伊德等人的書也在高中學生老師間比較時尚，另像《文匯月刊》《新華文摘》《文摘報》辦的非常好，新觀點新思想層出不窮，對我衝擊很大。後來看了《河殤》一片，感到中國的變革必須要我們每個人參與，不僅要坐而論道，而且要起而行道。
胡耀邦去世後北京開始遊行，報紙和電視成為我瘋狂關注的對象，我廢寢忘食地瞭解著北京的資訊，也跟父母發生些意見衝突。當中央電視臺播出學生對話團與官方的對話錄像時，父親和一些年長的人說：「這些學生肯定要被秋後算賬！」，我對他們的預言不以為然。 6月3日夜電視中的一切變了樣，當我三番五次聽到北京市政府的不讓市民出門的緊急通知時，我感到民主運動可能要被暴力鎮壓下去了。
「六四」之後的日子非常難受，電視中把一切責任推向「暴徒」，但我又驚奇地發現官方在通緝學生領袖。我在《中國教育報》上看到連篇累牘批判自由化的大塊文章，如《抓住劉曉波的黑手》《動亂精英嚴家其》等，心裏痛苦、迷茫。一個下雨的午後，我在廣播中聽到陳希同發表的關於北京「平暴」的長篇紀實，當時我的心如同街上的雨一樣支離破碎了，我感到一段時間以來的新的希望被扼殺了，我像疾風中的蘆葦，快被折斷。那天的感受我寫在我的日記當中。
1990後，我以全省文科前幾名的成績考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之所以上該校該系，是因為我看北大、復旦要軍訓一年，也看到1989年時的很多知識精英都出自人大。到人大後這裡是一片紅色恐怖，「六四」後的入校新生，都要接受痛苦的「洗腦」過程：集中學習文件、送入軍營接受軍訓。大學一、二年級，我大部分時間是在圖書館度過的，苦苦探索人生和社會的真理。經過兩年的探索我終於得出結論，那就是再一次的堅定了民主自由是中國真正的出路，而我們的責任就是要與謊言、專制、禁錮進行不息地鬥爭。
當時人民大學有個讀書社，我參加了幾次他們的活動後，終於從孤獨的邊緣狀態逐漸接近到了這個民族謀求自由的中心。我很欽佩讀書社的幾個研究生，他們在肅殺陰冷的氣氛中，仍在執著地探索、不屈的抗爭著。我們一起舉辦講座，辦刊物《大家》，走訪89年前的知識界名人，不久我成為讀書社的一個骨幹成員。
1992年六四前，讀書社的主要組織者廖家安、王勝利被逮捕，薛學平被通緝，他們三人遭難，導火索是因為在1991年「六四」期間在北京大學秘密散發紀念六四的傳單。從1991年撒發傳單，到1992年六四被捕，北京公安暗中監控人民大學讀書社整整一年。我記得那天下午，午後的陽光十分明媚，在學生飯廳裡見到一個讀書社的女同學，她神色慌張的告訴我：「他們都出事了」。非常奇怪的是，這些與我朝夕相處的同學的被捕不僅沒有嚇到我，反而激起我毅然決然的勇氣和義無反顧的犧牲精神，就在那天下午，我決定在大學裡要與黑暗的勢力進行不計後果的爭戰。
之後我和一些進步學生認為我們這一代關鍵是要行動，而非理論探討，因為理論已經很清楚了。我們開始天天想如何搞些活動激發學生的勇氣。當時，中國政府為了擺脫「六四」之後的外交困境，竭力邀請日本天皇來華。企圖從西方國家因六四制裁中共而形成的鏈條中最薄弱的地方突破（錢其琛語，見其著《外交十年》）。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藉助民族主義訴求來推進校園的學生運動，也抗議日本不講原則、向專制國家妥協的外交政策。
我們進行了「關於中日關係的民意調查」，「勿忘國恥紀念『九、一八』座談會」和致日本明仁天皇公開信等活動。 1992年9月24日中午，我和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生周虎、王仲秋，香港城市理工學院學生劉富強四人到北京使館區的日本駐華大使館前呈遞一封致日本明仁天皇的公開信。在路上，我知道這次是要徹底地被記在黑名單上、而且是徹底地要走一條與中共對抗的路了。我們到使館被警察包圍，但沒有抓我們。公開信當日改為郵寄遞送。我到校不久就被老師、保衛處人員包圍了。這是1989年後學生第一次公開亮相，雖然藉助民族主義，但對活躍校園運動起到了很大作用。
之後我成為學校的重點關注對象，但我意已決，我又在校繼續組織了很多講座、問卷調查活動，並積極與校內外的知識精英們見面。我見到並很快熟悉了我們哲學系的「天安門母親」丁子霖老師、蔣培坤老師，他們在89後超凡的勇氣和不屈的抗爭也一次一次的激勵著我，我們在一個系，所以當時見面的機會較多，他們也給我很多的勸勉。王丹出獄後不久，我作為為數不多的在校學生去看望他。在1993年4月10日，在三味書屋的一次聚會上，我見到了仰慕已久的知識界精英，如胡績偉、許良英、何家棟、于浩成、戴晴等人。當時我們學生跟北大老師袁紅冰關係密切，他的《荒原風》對我學哲學的人來說很對胃口，他對學運的指導也讓我們受益匪淺，那天我們又在一塊談了很長時間。
1993年5月4日晚，我到北大與幾個學生組織當夜的「五四燭光吉它晚會」活動。當日晚7時起，在北大圖書館外面的草坪上，各高校學生，校內外吉它歌手前後共約近千人一塊高唱歌曲。起初我們高唱崔健、黑豹的搖滾歌曲，後來唱一些諷世的搖滾歌曲。之後，學生們高唱《國際歌》數遍，顯示了他們的激情和義憤。校方和警方到草坪上壓制學生們的活動，兩架錄像機錄了整個過程，我和一北大進步學生於8時左右被警方從草坪上帶走。我分別在北大、人大保衛處審查一天後放出。
93年六四馬上就要到了，校方不讓我去北大。 5月31日，我與某廣告公司朋友印製了三件文化衫，文化衫圖案為戴著鐐銬的幾個腳印，其意為紀念追求自由、反抗專制的烈士和志士們。我的一兩個同學也穿了這衣服，我自己穿了一件。我覺得無所謂，但在6月2日我騎車出校門時被警方強行被捕。我被毆打後關押到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即半步橋）。十餘天的監獄生活後，我於19日釋放，釋放後仍然回到學校。因為他們沒有我犯罪的證據，他們關押我到監獄，目的就是要嚇唬我。
之後我安靜了一段時間，但到1994年「兩會」前後，北京高校的氣氛更加恐怖，公安、國安、總參各方特務都深入到北京高校，包括袁紅冰等一些進步老師相繼受到處罰甚至逮捕，一些經常來學校的原「六四」學生（如李海）被限制自由或被捕，89後的學生運動在1994年受到重創。
我由於在北京被嚴密監控，也認為學生運動由於被控制嚴酷，暫時運作不起來，而89年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沒有發動群眾，我們應該走到工人、農民中去。我於是與一些工人維權人士一塊到深圳從事工人維權活動，我那時根本不想一般學生所想的工作、畢業這些問題，完全是一個狂熱的理想主義者。那樣的青春歲月是非常美好的。在深圳我們開展工作初有成效，但不久也被當地警察關注，5月中，深圳幾個工人維權人士被捕，我逃到湖南嶽陽一校友處。
1994年6月3日上午，我想我要在岳陽校友家過「六四」了。但是在傍晚時分，我校友家中衝進來一大批警察，對我進行刑事拘留。在岳陽看守所被關押2天他們押送我到了深圳市上梅林看守所，我在這裡一共待了三年半。公安對我超期羈押了三年後，才以「陰謀顛覆政府罪」這個大而不當、非常荒謬的罪名判刑三年半。我被判刑也是1997年臨近「六四」的5月29日。在看守所中的近四年中，每年六四我絕食一天，獄方和牢頭獄霸們也沒有干涉過。
在獄中，我目睹了人間最為醜惡的人性、最為殘暴的管理、看到了人與人之間的摧殘、凌辱、禽獸不如的惡行。我自己也如《聖經》中的約伯「 從腳掌到頭頂長毒瘡，……坐在爐灰中，拿瓦片刮身體」。飢餓、污濁的空氣、尤其是南方的濕毒戕害了我的皮膚和身心。每年漫長的夏天我都因腳疾一瘸一拐。裡面的一切需要另文描述。
1997年我出獄，1998年我在北京活動了一年。 1999年是「六四」10週年，我覺得我沒甚麼問題，沒想到年初我剛到北京，就被北京警方遣送回家，在江棋生先生的《看守所雜記》一書開篇一兩頁，就記載了我被警方抓捕、遣送的事實。
六四10週年我是在老家度過的，我被軟禁後幾乎每週要與當地派出所警察去談話、匯報。其實這種軟禁更加難受，因為來自老鄉、甚至親人的誤解的確很是屈辱。他們認為我很傻，因為我以前是這個縣的狀元，現在到這個地步。
六四10週年當日，我縣公安局長大人開著縣裡最好的車輛「藍鳥」來我家。畢竟是鄉親，聊聊家常、談談國事，六四很快就過去了。
2000年以後的六四，我在北京度過，每年六四前後，總有些電話問你最近的情況，但我極力隱藏自己，有時候也能見效果。李海出獄後我去監獄門口接他，沒想到不僅沒有接到他，反而自己進了當地派出所。一個我見過的政治警察出現了。他說你再隱藏還是會浮出水面的。到2008年，我所在小區的派出所警察曾多次到我家找我，我經常不在，但他們就經常來，終於碰上過幾次面。 2008年底，我感到09年六四我會被控制的更嚴，所以想辦法來到了美國。
2009年六四，我終於可以在一個自由的國度上自由地紀念先烈們、自由地為中國的未來獻上禱告和呼籲。六四20週年，是一個值得全民族來紀念的日子，因為它凝結了我們民族的恨與愛、善與惡、黑暗與光明，它的裡面，有我們的民族的鮮血和淚水、反省和展望。六四不是僅僅屬於某一批人、某一代人，它屬於全體中國人、屬於整個中華民族。六四是個民族的結、是個文化的結，這個死結必將埋葬黑暗的舊勢力、必將復興民族中的良知、正義和無畏的勇氣。它是死亡，它是復活。
正如《聖經》上說：「要恨惡罪非恨惡人」，我們要憤怒聲討那轄制我們民族身上暴力血腥的邪惡勢力，但要以極大的愛心喚醒中國人的良心，敦促當權者恢復我們人類共有的良知，撫慰那死者、傷者的哀痛之心。 2009年的六四，是一個對我來說既是揭露指斥又是祈求禱告的日子；2009年的六四，是一個對我而言既悲痛傷感又充滿盼望的日子。
2009年5月2日美國
1993年6月2日，正在讀大學三年級的我被北京市公安局因政治原因拘留半個月。
1994年6月4日，正在讀大學四年級的我在湖南嶽陽被公安逮捕，並被押往深圳市看守所羈押。
1997年臨近「六四」的5月29日，我被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判刑三年零六個月，1997年12月3日我刑滿釋放。
1999年「六四」10週年，年初我剛到北京，就被北京警方遣送回家，六四10週年我是在老家度過的，這年6月4日，當地公安局長還專門到我家中看我。
之後我在北京定居，每年「六四」少不了北京公安和當地派出所的詢問。
2009年「六四」20週年，我在海外，與「六四」的不解之緣拉開新的帷幕。
一個本來與「六四」豪無關係的年輕人，究竟為何與「六四」難舍難分、纏繞一起？又是甚麼原因讓他甘願為繼承「六四」遺志而義無反顧、赴湯蹈火呢？
1989年是一個對正值青春期的少年特別的一年，傳統的叛逆、真理的追求、理想的迷茫、年輕的衝動，使尚在高中的我感到這是變革的一年。由於父母都是老師，所以我可以看到更多的書報資料，我當時就看過嚴家其先生寫的《文革十年史》《首腦論》等書，西方哲學的書如尼採、弗洛伊德等人的書也在高中學生老師間比較時尚，另像《文匯月刊》《新華文摘》《文摘報》辦的非常好，新觀點新思想層出不窮，對我衝擊很大。後來看了《河殤》一片，感到中國的變革必須要我們每個人參與，不僅要坐而論道，而且要起而行道。
胡耀邦去世後北京開始遊行，報紙和電視成為我瘋狂關注的對象，我廢寢忘食地瞭解著北京的資訊，也跟父母發生些意見衝突。當中央電視臺播出學生對話團與官方的對話錄像時，父親和一些年長的人說：「這些學生肯定要被秋後算賬！」，我對他們的預言不以為然。 6月3日夜電視中的一切變了樣，當我三番五次聽到北京市政府的不讓市民出門的緊急通知時，我感到民主運動可能要被暴力鎮壓下去了。
「六四」之後的日子非常難受，電視中把一切責任推向「暴徒」，但我又驚奇地發現官方在通緝學生領袖。我在《中國教育報》上看到連篇累牘批判自由化的大塊文章，如《抓住劉曉波的黑手》《動亂精英嚴家其》等，心裏痛苦、迷茫。一個下雨的午後，我在廣播中聽到陳希同發表的關於北京「平暴」的長篇紀實，當時我的心如同街上的雨一樣支離破碎了，我感到一段時間以來的新的希望被扼殺了，我像疾風中的蘆葦，快被折斷。那天的感受我寫在我的日記當中。
1990後，我以全省文科前幾名的成績考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之所以上該校該系，是因為我看北大、復旦要軍訓一年，也看到1989年時的很多知識精英都出自人大。到人大後這裡是一片紅色恐怖，「六四」後的入校新生，都要接受痛苦的「洗腦」過程：集中學習文件、送入軍營接受軍訓。大學一、二年級，我大部分時間是在圖書館度過的，苦苦探索人生和社會的真理。經過兩年的探索我終於得出結論，那就是再一次的堅定了民主自由是中國真正的出路，而我們的責任就是要與謊言、專制、禁錮進行不息地鬥爭。
當時人民大學有個讀書社，我參加了幾次他們的活動後，終於從孤獨的邊緣狀態逐漸接近到了這個民族謀求自由的中心。我很欽佩讀書社的幾個研究生，他們在肅殺陰冷的氣氛中，仍在執著地探索、不屈的抗爭著。我們一起舉辦講座，辦刊物《大家》，走訪89年前的知識界名人，不久我成為讀書社的一個骨幹成員。
1992年六四前，讀書社的主要組織者廖家安、王勝利被逮捕，薛學平被通緝，他們三人遭難，導火索是因為在1991年「六四」期間在北京大學秘密散發紀念六四的傳單。從1991年撒發傳單，到1992年六四被捕，北京公安暗中監控人民大學讀書社整整一年。我記得那天下午，午後的陽光十分明媚，在學生飯廳裡見到一個讀書社的女同學，她神色慌張的告訴我：「他們都出事了」。非常奇怪的是，這些與我朝夕相處的同學的被捕不僅沒有嚇到我，反而激起我毅然決然的勇氣和義無反顧的犧牲精神，就在那天下午，我決定在大學裡要與黑暗的勢力進行不計後果的爭戰。
之後我和一些進步學生認為我們這一代關鍵是要行動，而非理論探討，因為理論已經很清楚了。我們開始天天想如何搞些活動激發學生的勇氣。當時，中國政府為了擺脫「六四」之後的外交困境，竭力邀請日本天皇來華。企圖從西方國家因六四制裁中共而形成的鏈條中最薄弱的地方突破（錢其琛語，見其著《外交十年》）。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藉助民族主義訴求來推進校園的學生運動，也抗議日本不講原則、向專制國家妥協的外交政策。
我們進行了「關於中日關係的民意調查」，「勿忘國恥紀念『九、一八』座談會」和致日本明仁天皇公開信等活動。 1992年9月24日中午，我和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生周虎、王仲秋，香港城市理工學院學生劉富強四人到北京使館區的日本駐華大使館前呈遞一封致日本明仁天皇的公開信。在路上，我知道這次是要徹底地被記在黑名單上、而且是徹底地要走一條與中共對抗的路了。我們到使館被警察包圍，但沒有抓我們。公開信當日改為郵寄遞送。我到校不久就被老師、保衛處人員包圍了。這是1989年後學生第一次公開亮相，雖然藉助民族主義，但對活躍校園運動起到了很大作用。
之後我成為學校的重點關注對象，但我意已決，我又在校繼續組織了很多講座、問卷調查活動，並積極與校內外的知識精英們見面。我見到並很快熟悉了我們哲學系的「天安門母親」丁子霖老師、蔣培坤老師，他們在89後超凡的勇氣和不屈的抗爭也一次一次的激勵著我，我們在一個系，所以當時見面的機會較多，他們也給我很多的勸勉。王丹出獄後不久，我作為為數不多的在校學生去看望他。在1993年4月10日，在三味書屋的一次聚會上，我見到了仰慕已久的知識界精英，如胡績偉、許良英、何家棟、于浩成、戴晴等人。當時我們學生跟北大老師袁紅冰關係密切，他的《荒原風》對我學哲學的人來說很對胃口，他對學運的指導也讓我們受益匪淺，那天我們又在一塊談了很長時間。
1993年5月4日晚，我到北大與幾個學生組織當夜的「五四燭光吉它晚會」活動。當日晚7時起，在北大圖書館外面的草坪上，各高校學生，校內外吉它歌手前後共約近千人一塊高唱歌曲。起初我們高唱崔健、黑豹的搖滾歌曲，後來唱一些諷世的搖滾歌曲。之後，學生們高唱《國際歌》數遍，顯示了他們的激情和義憤。校方和警方到草坪上壓制學生們的活動，兩架錄像機錄了整個過程，我和一北大進步學生於8時左右被警方從草坪上帶走。我分別在北大、人大保衛處審查一天後放出。
93年六四馬上就要到了，校方不讓我去北大。 5月31日，我與某廣告公司朋友印製了三件文化衫，文化衫圖案為戴著鐐銬的幾個腳印，其意為紀念追求自由、反抗專制的烈士和志士們。我的一兩個同學也穿了這衣服，我自己穿了一件。我覺得無所謂，但在6月2日我騎車出校門時被警方強行被捕。我被毆打後關押到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即半步橋）。十餘天的監獄生活後，我於19日釋放，釋放後仍然回到學校。因為他們沒有我犯罪的證據，他們關押我到監獄，目的就是要嚇唬我。
之後我安靜了一段時間，但到1994年「兩會」前後，北京高校的氣氛更加恐怖，公安、國安、總參各方特務都深入到北京高校，包括袁紅冰等一些進步老師相繼受到處罰甚至逮捕，一些經常來學校的原「六四」學生（如李海）被限制自由或被捕，89後的學生運動在1994年受到重創。
我由於在北京被嚴密監控，也認為學生運動由於被控制嚴酷，暫時運作不起來，而89年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沒有發動群眾，我們應該走到工人、農民中去。我於是與一些工人維權人士一塊到深圳從事工人維權活動，我那時根本不想一般學生所想的工作、畢業這些問題，完全是一個狂熱的理想主義者。那樣的青春歲月是非常美好的。在深圳我們開展工作初有成效，但不久也被當地警察關注，5月中，深圳幾個工人維權人士被捕，我逃到湖南嶽陽一校友處。
1994年6月3日上午，我想我要在岳陽校友家過「六四」了。但是在傍晚時分，我校友家中衝進來一大批警察，對我進行刑事拘留。在岳陽看守所被關押2天他們押送我到了深圳市上梅林看守所，我在這裡一共待了三年半。公安對我超期羈押了三年後，才以「陰謀顛覆政府罪」這個大而不當、非常荒謬的罪名判刑三年半。我被判刑也是1997年臨近「六四」的5月29日。在看守所中的近四年中，每年六四我絕食一天，獄方和牢頭獄霸們也沒有干涉過。
在獄中，我目睹了人間最為醜惡的人性、最為殘暴的管理、看到了人與人之間的摧殘、凌辱、禽獸不如的惡行。我自己也如《聖經》中的約伯「 從腳掌到頭頂長毒瘡，……坐在爐灰中，拿瓦片刮身體」。飢餓、污濁的空氣、尤其是南方的濕毒戕害了我的皮膚和身心。每年漫長的夏天我都因腳疾一瘸一拐。裡面的一切需要另文描述。
1997年我出獄，1998年我在北京活動了一年。 1999年是「六四」10週年，我覺得我沒甚麼問題，沒想到年初我剛到北京，就被北京警方遣送回家，在江棋生先生的《看守所雜記》一書開篇一兩頁，就記載了我被警方抓捕、遣送的事實。
六四10週年我是在老家度過的，我被軟禁後幾乎每週要與當地派出所警察去談話、匯報。其實這種軟禁更加難受，因為來自老鄉、甚至親人的誤解的確很是屈辱。他們認為我很傻，因為我以前是這個縣的狀元，現在到這個地步。
六四10週年當日，我縣公安局長大人開著縣裡最好的車輛「藍鳥」來我家。畢竟是鄉親，聊聊家常、談談國事，六四很快就過去了。
2000年以後的六四，我在北京度過，每年六四前後，總有些電話問你最近的情況，但我極力隱藏自己，有時候也能見效果。李海出獄後我去監獄門口接他，沒想到不僅沒有接到他，反而自己進了當地派出所。一個我見過的政治警察出現了。他說你再隱藏還是會浮出水面的。到2008年，我所在小區的派出所警察曾多次到我家找我，我經常不在，但他們就經常來，終於碰上過幾次面。 2008年底，我感到09年六四我會被控制的更嚴，所以想辦法來到了美國。
2009年六四，我終於可以在一個自由的國度上自由地紀念先烈們、自由地為中國的未來獻上禱告和呼籲。六四20週年，是一個值得全民族來紀念的日子，因為它凝結了我們民族的恨與愛、善與惡、黑暗與光明，它的裡面，有我們的民族的鮮血和淚水、反省和展望。六四不是僅僅屬於某一批人、某一代人，它屬於全體中國人、屬於整個中華民族。六四是個民族的結、是個文化的結，這個死結必將埋葬黑暗的舊勢力、必將復興民族中的良知、正義和無畏的勇氣。它是死亡，它是復活。
正如《聖經》上說：「要恨惡罪非恨惡人」，我們要憤怒聲討那轄制我們民族身上暴力血腥的邪惡勢力，但要以極大的愛心喚醒中國人的良心，敦促當權者恢復我們人類共有的良知，撫慰那死者、傷者的哀痛之心。 2009年的六四，是一個對我來說既是揭露指斥又是祈求禱告的日子；2009年的六四，是一個對我而言既悲痛傷感又充滿盼望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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