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插坐探,鼓動告密:中共治世要訣

《聶紺弩刑事檔案》曝光後讀者大為驚訝,黃苗子竟然是安在聶身旁的坐探,吳祖光、鐘敬文等據說也曾是聶的告密者,對此有人持質疑態度。此波未平,章詒和女士《臥底》一文又暴出馮亦代曾是打入章伯鈞家中的臥底者,有馮亦代出版的《悔餘日錄》為證。但還是有人不相信,理由是:"現在評判這段歷史還太早,現在去理解這段歷史更談不上","因為歷史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葉匡政,博克中國2009年4月2日)因"歷史複雜"就置於一旁似覺消極,何不對"這段歷史"試探著去作些瞭解呢?說不定在試探中會找到一點"理解"的線索、理出一點"理解"的頭緒。

中共利用坐探臥底的歷史相當悠久。1924年前後,著名報人邵飄萍就由李大釗、羅章龍發展為特別黨員,成為中共在北方報系坐探。1929年,經歷複雜的楊度由周恩來發展為特別黨員,成為中共在青紅幫等複雜社會層面的坐探。中共安插坐探的區界相當廣泛。軍界頭目(如張學良)、政界名人(如劉少白)、財界大款(如賴昌星)、宗教領袖(如包爾漢),都是發展坐探的目標。打入汪精衛特工系統李一群的"七十六號",又打入日寇文化機構的關露,打入美國中央情報局成為亞洲部負責人,專攻亞洲國家情報監督和交換的金無怠,對中共都立了功。看來,在利用坐探方面,這個黨是有豐富經歷的。

國共對峙是中共發展坐探的緊要時期,打入對方黨政要害部門的坐探為數不少,其要者有:國防部作戰次長劉斐、國防部作戰廳長郭汝愧、國防部參謀次長白石、胡宗南機要秘書熊向暉、白崇禧機要秘書謝和庚、傅作義機要秘書閻又文、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中統前身)主任徐恩曾的機要秘書錢壯飛等等。國共內戰,國民黨重要軍事部署尚未下達,其細節有時就被中共高層得悉,國軍為此吃虧甚大。錢壯飛臥底,截獲中央特科顧順章被捕叛變消息,才使潛伏於上海的中共高層免被一網打盡。此外,張露萍打入國民黨軍統局電訊處及電訊總臺,在這個最森嚴、最機密處架設了"紅色電臺",截獲大量重要情報轉往延安。瀋安娜打入最高層,成為國民黨中央常委會速記員,人稱蔣介石身邊女共諜,國民黨中常會討論詳情乃至蔣秘密召見軍政要人重要講話盡為中共所獲。更突出的是,人稱"孤膽英雄"的袁殊,隻身打入中統、軍統、青幫、日偽,獲取多方面情報;他曾是汪精衛黨的中宣部副部長,曾將中共特工負責人潘漢年介紹給日本駐華特務機構"梅花堂",雙方建立聯繫,互換情報。最弔詭的是,西安事變發動者之一楊虎城,他的夫人謝葆真是經中共批准與之結婚的地下黨員。由此,你不能不佩服中共安插坐探蒐集情報、控制對方之絕妙,真可說出神入化。從這些史料看黃苗子解讀聶紺弩詩作、馮亦代苦苦逢迎章伯鈞,即使情節屬實,也不過是小菜一碟。

國共對峙,政治上的中間勢力是雙方爭奪的對象。這方面,中共善於利用坐探打入中間黨派,比國民黨技高一籌。民盟最具威望的領袖是張瀾,他既反對國民黨的獨裁,也不贊成共產黨的暴力。張瀾次子張崿是中共旅德支部書記,為"共產國際"服務,中共中央知道後電召回國,派至張瀾身邊工作,張崿病逝後又調他的女兒中共黨員張茂延到他身邊工作。派遣的意義是很顯然的。由此再進一步,就是周恩來與張瀾商定:兩黨在重大問題上要協商一致。看起來是平等的協議,實際上卻是把民盟拴在中共戰車上,凡周不同意的措施就不能單獨提出,民盟的獨立性和中立性也就損失大半,這也有事實為證。中共還派若干成員隱瞞黨員身份打入民盟,佔領關鍵崗位。 1957年的6月6日6教授會議就是由這些中共秘密黨員安排的。民盟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閔剛侯(秘密黨員)囑咐民盟北京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金若強(秘密黨員)與會,要他不作記錄,然後憑記憶整理每人談話內容。民盟中央秘書長胡愈之(秘密黨員)於會議開始時藉故躲避。這樣,6教授即可海闊天空,任由所言。曾昭掄說,形勢"一觸即發";錢偉長說,學生"期待教授們站出來說話";費孝通說,學生情緒激烈,"情況十分嚴重";陶大鏞說,一位老教授反映,"現在的情形是 ‘五四'以來所沒有的";黃藥眠說,北京對知識份子執行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這些談話記錄為毛澤東提供了把柄,他在《人民日報》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概括為"到處點火可以煽動工農,學生的大字報便於接管學校,大鳴大放,一觸即發,天下頃刻大亂,共產黨馬上完蛋,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鈞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勢的估計。"安插到民盟中的坐探所起的作用由此一目瞭然。中共當權者就是這樣,把中間勢力民主同盟一步步奪到手中,又一步步將它推上懸崖。只有如此,一黨執政才能坐穩。

除了派遣坐探,當局還鼓動人們告密。千方百計瞭解私下議論,想盡辦法窺視別人所思,是中共的特殊嗜好。在權力所及的範圍,任何有悖於官方標準的私下議論都被看作"自由化"而在掃蕩之列。王實味的《野百合花》記錄了兩個女幹部邊走邊談的私下議論:"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事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哼,到處烏鴉一般黑,我們的××同志還不也是這樣!"私下表示不滿是不允許的。延安時期大規模消滅"小廣播",就是撲殺私下議論的證明。當時提出反對"串門子,愛打聽",反對"講溫情,論友誼",反對"傳播小道消息"。毛澤東發表《反對自由主義》,作消滅"小廣播"的後盾。要求人人檢舉,個個揭發,填寫"小廣播表",匯總上報,由此形成告密高潮,震懾了思想自由化傾向。告密成了靠攏組織、表現積極的特徵,成了打壓異見、消除反抗的有力手段。

處於散漫形態的告密一旦規範化、制度化,告密者就固定為統一稱呼:線人。公安與國安系統利用線人作外圍,蒐集以公務身份難於得到的情報。線人的任務是打入某群體或接近某個人,將其言行如實匯報。這種線人有一定的活動經費,也有不等的報酬。從當前看,公安、國安系統的線人在大城市分為3個層次,初級線人可達數千人,中級線人可達幾百人,高級線人則有專人與之牽線,可完成特殊偵察業務。此外,大專院校還在學生中發展信息員(即線人),負責匯報師生異常情況,也是有酬制。信息員提供的異見、異動為單位黨的核心與保衛處掌握,作為對師生採取威脅、壓制措施的依據。可以說,中共對社會的控制,線人成了不可缺少的力量。

這裡所說"對社會的控制",主要的憑藉就是"專政",用毛澤東的語言表述就是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精確的表述是:"在各個領域包括思想文化領域實行全面專政"。把專政矛頭明確對準"思想文化領域",表示專政包括對意識形態的控制。這表現為反胡適、反胡風、反 "右派"、反修,也表現為批"自由化"、批"精神污染",直到現在的抓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者、禁書、禁報、禁訪、禁結社。線人成為這種專政的神經末梢,完成著幫助當局禁錮思想的任務。試舉一例:1998年北師大有些學生成立讀書會,會員輪流講述讀書心得,時而聘請李慎之、茅於軾、劉軍寧作報告,引起公安與國安注意,派遣線人李宇宙打入,刺探情況。後來,學生成立"農民之子:農村發展促進會",搞農村社會調查,義務執教農民工子弟。2000年5月," 新青年學會"成立,宗旨是: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為建立自由民主公正平等的中國奮鬥。江澤民和羅干把這樣的探索改革的組織視為異端,作為打擊重點予以批示。因此,2001年3月新青年學會骨幹被一網收攏。學會的楊子立、徐偉、靳海科、張宏海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分別判處8到10年徒刑。這中間,李宇宙的臥底起了重大作用,國安部官員因此請李宇宙到雲南旅遊,並勉勵他再幹一年可放到海外活動。線人對扶助當局加緊意識形態控制、禁止結社自由方面所起作用從這個案例可以得到證明。

中共的"專政"理念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實施,導致無數冤假錯案。據中共中央組織部編輯的《知識份子工作手冊》(黨建讀物出版社2003年版)揭示,1978至1987年平反知識份子冤假錯案680多萬件,又據宋任窮1981年提供的數據,中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知識份子約1000萬(《知識份子問題文獻選編》,第150頁)。如此算來,知識界100人中約有68人曾被視為牛鬼蛇神而遭受非人待遇,即知識份子的2/3是在各種運動中被打入另冊的,其中形形色色的告密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告密,簡直成了夫妻、父子、朋友、故舊之間難以逃脫的命運。由此可見,當權者統治的嚴酷迫使人人自危,爭相自白。這雖是出於不得已而為之,細思量,起碼愧對那些佔知識層2/3的受苦受難者以及他們的家屬。人之所以為"人",重要標誌就是具有必要的氣節,《正氣歌》說:"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如果不講必要的氣節,何以區分人品之優劣?

從中共內部看,告密是其相互爭權的手段。黨內權鬥不止,相互告密拆臺就愈演愈烈。反AB團、反社民黨、反改組派,抓起來刑訊逼供,迫使告密,越供越多,無情殺戮,這樣的血腥歷史皆源於權鬥。再看,"文革"初毛林勾結,迫使當時的中央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國防工辦主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羅瑞卿從3樓跳下,尋求自絕。此事就是起於告密:林彪委託葉群向毛透露重要機密: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生前揭發羅瑞卿請劉亞樓傳話,要林彪"不要多管軍隊","一切由羅去管"。羅因此被罷官。此次權鬥真相撲朔迷離,史家至今爭訟不已,但它始於告密則是確定無疑的。告密風使黨內關係壓抑,說話特別謹慎,稍一放開,追查起來就不得了。李銳在《廬山會議真面目》一書記載的關於"斯大林晚年"問題就生動地說明黨內控制的嚴密。廬山會議,張聞天被逼交代(即告密)說,彭德懷講毛在常委會一人說了算,還講要注意斯大林後期的危險(說到這裡,會場頓時驚訝不已)。黃克誠則交代,斯大林晚年的話,彭德懷沒有同我談過,別的同志說過。於是立即追問:是誰?黃答:李銳。但李銳捫心自問,確實沒說過。他記得在黃克誠房間,周小舟說了一句斯大林晚年的話,李銳附上一句"他不能一手遮天"。這時,陳正人馬上到周小舟所在組質問:黃克誠已交代,你說過斯大林晚年的話沒有?周小舟答:我說了,我心地坦然。他承認黨有分裂的危險。後來,鬥爭彭德懷,彭交代:主席是斯大林晚年問題是張聞天講的,可能是在中南海講的。還交代:張聞天在廬山3次到我樓上來,他講過毛澤東同志厲害,講過是斯大林晚年,講過獨裁。到底誰講過此話,爭執不下。這時,李銳單獨找薄一波談話,表示願獨自承擔責任,作檢討,薄同意。但陶鑄不依不饒,會上又點田家英也有斯大林晚年的言論,林彪則說,這種惡毒攻擊甚於羅隆基、陳銘樞等右派份子言論。在毛的專橫獨霸的權威震懾下,這個黨只能以相互揭發、相互告密而求得表面的一致。

作了以上幾點回顧,是否可以認為:安插坐探,鼓動告密,是中共治世要訣。這一認識,對分析黃苗子問題、馮亦代問題是否有些許啟發?

(2009.4.9)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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