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延軍:六四不容招安

"六四"二十週年悄然迫近。對於那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舉世震驚的悲劇,深入追思、傾心感懷,以祭奠逝者、警策世人並認真吸取經驗教訓,以應對中國民主運動未來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是十分必要的。但讀了1989年學生運動領袖王丹等人近日提出的三項訴求,以及中國政法大學蕭瀚教授敦請和解的公開信後。我的心中不免充滿遺憾。首先,我要申明,這兩封公開信所坦露的社會責任感和善良意願勿庸置疑,應予尊重。特別是蕭瀚教授在今天中國大陸的政治環境下,甘冒風險,提此異見,其勇氣值得褒揚。但這種對官僚集團所抱有的天真幻想,客觀上將會加深中國的人道主義災難,最終導致的結果可能正好與我們的善良願望相反。應該清醒,我們今天的訴求極有可能影響中國民主運動今後的發展方向,必須慎重處之。我作為當年參加民主運動的學生群體的普通一員,有責任、有義務談談自己的一孔之見,冀能集思廣益,助中國民主進程以萬一。

一、 對中共官僚集團不能抱任何幻想

兩封公開信的共同特點都是要求全國人大成立和解委員會,來重新處理"六四"事件。也就是說,他們希望在中國的現政體框架內尋求解決問題之道。但問題的關鍵在於,現政體由中共官僚集團控制。人民代表大會事實上並不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只是一個舉手錶決的工具(當然就更不用提政協了)。人民代表並非民選,也不代表人民。這樣的人民代表大會有什麼權威來公平處理"六四"這樣重大的歷史問題呢?對此,兩封公開信的作者們應該非常清楚。當然,他們可以認為,他們的初衷是藉助人民代表大會的形式與中共官僚集團協商。或者他們也可以把這當成一種漸進的策略,利用這種形式在與中共官僚集團積極協商對話的同時,逐步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但這必須建立在一種前提的基礎之上,那就是,中國的官僚集團良知未泯,有民主改革的願望,或至少有這種可能。但事實並非如此。

首先,中國官僚集團不願改革。他們在現政體下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壟斷了社會的所有權力和主要資源。因而,在這個社會如魚得水、為所欲為。並幻想著把這種權力傳給他們的子孫後代,以永保其家族的人間富貴。不難推想,當我們尚未掌握足夠的制衡力量的時候,僅憑善意的懇求,就能使其良心發現,否定自己的過去,讓出自己的權力和利益,這可能嗎?就算他們在危機四伏的形勢逼迫下,做出和解的姿態。為"六四"甚至包括法輪功在內的宗教團體進行平反昭雪和善後賠償。那我們也應該反思一下,我們當年走上街頭抗爭的目的是什麼?如果我們只是侷限於對"六四"受害者本身的關切(當然,我贊同,這點無論如何都必須包括在我們的關切之中,並作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忘記了"六四"運動的民意基礎和社會責任,那我們就背離了"六四"精神。如果民主憲政不能建立,正義得不到伸張,人權仍遭肆意踐踏。我們何顏面對那些在運動中死難的同胞?何以報答當年對我們傾心支持的父老鄉親?我們的心靈何以承受中國大陸災難深重的現實?況且,有限的平反昭雪,對於民怨沸騰的中國大陸來說,無異於杯水車薪,無法達成穩定政局並建立公平、公正社會秩序的良好願望。

其次,中國官僚集團不敢改革。中共建政的基礎是暴力革命和政治欺騙。為了手中的權柄,它們欠下了償不清的血債、製造了數不盡的謊言。"六四"屠殺,不過是其纍纍罪孽的冰山之一角。一旦丟了權柄、露了真相,能否被人民寬恕,他們對此實無信心。中國官民之間的積怨與南非的種族衝突性質不同,恐無法相提並論。同時,和解必須以道德作基礎,在一個禮壞樂崩的社會中尋求和解無異於沙上建塔,談何容易!中國官僚集團正是造成中國社會普遍道德淪喪的罪魁禍首!這是官僚集團自斷後路、自鑿陷阱。他們今天已經徹底喪失了與人民和解的資格!當然,和平解決問題的途徑並非沒有。那就是:官僚集團交出首惡,並主動放棄手中的權柄和非法攫取的財富,讓人民通過選舉重新組建民主政府。他們會這樣做嗎?此外,一個靠暴力和謊言建立起來的政權,其對暴力和謊言的迷信程度可能會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官僚集團掌控著中國大陸的所有武裝力量和全部新聞媒體,並利用多年的黨文化熏陶,造就了全世界最馴順的臣民。在這種形勢下,他們很容易作出戰略誤判,因而安於現狀,不肯稍做改良。只要看一看經濟危機日益深重情勢下,中國持續增加的軍費開支和精心籌備的國慶六十週年大閱兵,其心不難揣測。

第三、中國官僚集團無能改革。在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牽扯之下,他們既無改革之能,亦乏改革之術。面對險阻重重的改革之路,他們有太多理不順的關係,太多擺不平的事件。此外,專制政體的人才選拔和培養機制,不可能把人才放在該放的位置上。人浮於事、尸位素餐是官場的常態。這種情況下,即便有些官員良心發現或迫於形勢,想推動改革,恐怕也無改革之才可用。一個簡單的事實可以證明我的觀點。中國多年以經濟建設為核心的發展戰略,應該培養和積累大批的經濟管理人才。但看看中國御用經濟學家在經濟活動中的一次又一次愚蠢、拙劣表現。我們很難對他們的能力抱有任何期望。事實上,這種人才匱乏的困局,在中共統治下的各行各業中普遍存在且逾演逾烈。這種情況的存在,當然並非是天下無才可用,而是因為,統治者無法準確辨識何為人才,不能正確判斷哪種策略適當,難以甄別誰的見解合理。這樣,官僚集團的決策處處著意於保護自己的私利,暴露出鼠目寸光、惟利是圖特性。要想讓這些愚蠢的官僚帶領中國人民走上民主憲政之路,恐怕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難。

從1989年至今,20年的光陰過去了。我們遭受了一次又一次欺騙,經歷了一次又一次失望。是到應該清醒的時候了!

二、"六四"失敗的教訓必須汲取

對於20年前的那場運動,我更多地不是感到光榮和自豪,而是慚愧和自責。我總感覺,我們這代人辜負了人民對我們的支持、信任和期望。對此,我們必須作深刻檢討。我認為,當年那場運動從戰略目標、組織形式和策略運用等諸多方面都是有巨大缺憾的。雖然,這並不損傷其總體的正義性與合理性。

首先,"六四"的戰略目標並不明確。雖然民主是我們的旗幟和口號,天安門廣場還樹立了象徵民主自由的女神雕像。但我們對於什麼是民主,如何實現民主,如何行使民主權力並沒有清醒的認識。甚至在學生和政府對話所提的幾項要求中,連修憲這樣最基本的訴求也沒有提到。正是因為戰略目標的不明確、戰略要求的不徹底,使我們對中國的官僚集團充滿了幻想,喪失了準確判斷形勢的能力,對官僚集團的凶殘本性估計不足,導致了一系列的決策失誤,付出了沈重的代價。我們在肯定那場運動主流的正義性質,肯定那場運動的絕大多數參與者、支持者的真誠愛國熱情的同時,我們不應該迴避在這場運動中部分學生的政治投機、政治作秀甚至單純為釋放壓力和情緒而肆意妄為的種種心態。所有這些陰暗面,對於當時並不成熟的學生群體,在所難免,不可否認,也不應過於苛責。我同意這樣的看法:即,這些缺點和錯誤與政府的殘酷屠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確實不能相提並論。但20年後的今天,我們對此必須高度重視,並應予堅決克服。否則我們難以肩負歷史的重托、人民的期盼,也無法避免失敗的命運。

其次,組織不力在那次運動中表現得特別明顯。我是那次運動的參加者。我們應該承認,絕大多數運動的參加者並不清楚,我們是按著什麼原則建立了高自聯這樣的組織;不知道按著什麼樣的組織程序產生了學生領袖;不瞭解我們這個組織的具體目標是如何確定的。事實也確實是這樣,當年的學生領袖不過是敢於帶頭請願的熱血青年。因為勇敢,所以,他們就成了學生運動的領袖。勇敢是一種必要條件,應予嘉許。但作為領袖,並不充分。況且其中夾雜著或多或少的投機心理。這在運動遭受鎮壓後,很多人見風使舵、投降變節以及有些學生領袖的自甘墮落的行為中足可確證。從1989年以來,整個民主運動一蹶不振,和這種政治投機心理有直接關係。當時那場運動的重大組織缺陷還包括:組織成分單調,組織人員以學生為主,缺少各界人士、特別是工農群眾的直接參與,因而不具備廣泛的代表性;組織關係鬆散,全國的學生運動和北京的學生運動之間聯繫不緊密,沒有統一協調的動作。可以想見,一方是組織嚴密、老謀深算、心狠手辣並掌握著強大國家機器的中共元老,一方是熱情有餘、理智不足、單純善良、經驗匱乏的學生群體。勝負的天平早已確定。這是中國民主運動不得不付出的代價。教訓是十分深刻的!但 20年後的今天,我們為中國大陸的民主變革作好組織準備了嗎?顯然沒有!

第三、造成"六四"悲劇的原因,也在於膽略不足。

先說膽量,參加那場運動的學生群體,是當時社會的稀缺資源,因為那時中國高校還沒有擴招,所以當時的大學生被社會譽為天之驕子。多數學生對那場運動患得患失,決心和信心都不堅定,一旦遭到殘酷鎮壓,立即屈服,馬上轉向,以保住自己那點可憐的既得利益。現在想來,正是由於我們的軟弱,助長了官僚權貴後來肆無忌憚貪腐的野心。致使中國變成了今天這樣不可收拾的局面。其實,即便遭到鎮壓以後,我們也可以繼續使用和平的手段抗爭。我們可以繼續罷課,可以繼續聯合社會各界採取不與政府合作的行動。但我們都沒有做。以致後來有人竟然顛倒黑白,把中國全社會腐敗墮落這筆壞帳,賴在了學生堅持抗爭的態度頭上。指責說:你們當年不鬧,政府就不會保守,改革就會順利進行。這種觀點,也許並不是別有用心,但絕對是智識短淺!

再說策略,當時確實不該死守天安門廣場,應適時撤退,然後捲土重來。我認為,甚至不應該死守北京,當北京戒嚴的時候,我們可以把重心轉移到上海、武漢、西安、重慶、長春、廣州等地,中共當局用於鎮壓學生的和民眾的軍隊,不可能往返奔波。中共也沒有這樣多的軍隊把每個城市都戒嚴。這樣簡單的算術題,我們也沒有認真算算。如果我們利用民眾的支持,不屈不撓地和官僚集團打游擊,玩人民戰爭的遊戲,中共官僚集團豈能經得起"折騰"!同時,我們也沒有對中共官僚集團的內部矛盾加以合理利用,甚至連相關的信息都沒有弄清楚。事實證明,我們在所有策略中選擇了最不應該選擇的策略。

我必須強調,當我批評我們的種種缺點和錯誤的時候,我自己並沒有置身於所有這些批評之外。同時,我的反思,是針對那場運動,及參加運動的群體,不是針對任何個人。

三 、二十年歷史的明確結論

二十年時間,相對於人類漫長的歷史只不過是短暫一瞬,而相對於每個個體生命,則足夠漫長。人生能有幾個二十年?當年參加民主運動的莘莘學子,如今都已到了不惑之年。該清楚的道理,應該清楚了;該明確的結論,也應該明確了。我想,有這樣幾點毋庸置疑。

第一、 二十年前,當屠殺的槍聲響起的時候,中共官僚集團已成人民之敵。二十年來,中共官僚集團的滔天罪行把這個事實一再確證。

第二、 民主自由是世界文明的主潮,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們追求民主憲政的努力,不應打任何折扣。

第三、 存在先於本質,每個人在歷史中的地位,是由其在時空中的持續行為決定的。無論我們過去做過什麼,代表過什麼,都不意味著我們代表今天的世界。今天的民意,必須用今天的思想和行為來代表。

第四、 在政治目標已經十分明確的情況下,行勝於言。而請願決不能作為民主運動的主要行為方式。

第五、 民心向背決定是非成敗,貌似強大的國家機器不足為懼,歷史的責任不可推卸。

今天,當我們放眼滿目瘡痍的家園故土;面對正在人間地獄中痛苦呻吟、拚命掙扎的父老鄉親和兄弟姐妹;痛惜被摧殘破壞殆盡的歷史悠久的燦爛文化;追憶 60年來的八千萬屈死冤魂;感懷那些為民請命而身陷囹圄、慘遭酷刑的民主先驅和維權義士。我們有權質問:是誰使我們國家一次又一次錯過了發展的戰略機遇?是誰造成了中國社會的不穩定?是誰使國家瀕臨崩潰分裂的邊緣?對於依靠暴力和謊言獲取榮勢,至今不肯主動放手的中共官僚集團,我們只能正告:你們大限已到、罪責難逃!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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