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造神運動」
正值新年來到、辭舊迎新的時候，半個多月來，每天打開電視第一眼看到和聽到的，不是明星，也不是歌星，而是我們的總書記天天在表演著政治秀，幾乎是每天都有一個重要講話。而且宣傳力度幾乎是鋪天蓋地，無日無之，同一則新聞（比如胡錦濤視察地震災區、胡錦濤應邀給小布希打個電話等等），二十四小時連續不斷地頭條滾動播出，完全違背了中央電視臺幾年前所作出的每小時新聞頭條不重樣的承諾。這樣對胡本人如此大力度的宣傳架勢，等於向全國人民發出一個信號，與他的前任江澤民一樣，胡錦濤也正在走向一個專制政體所需要的個人崇拜。可以預見，在剩下三年多的時間裏，胡錦濤也會如願以償，把自己所謂的「科學發展觀」像「三個代表」一樣寫入憲法，在中共的里程碑裡也樹立起自己的特殊地位與教主崇拜。
利用大學生充實農村陣地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作為黨在軍隊的喉舌的《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胡錦濤總書記重要批示在大學生「村官」中引起強烈反響》，說的是一個大學生「村官」給總書記寫信後，當得知總書記收到信件並作出重要批示，寫信的大學生「村官」激動得心怦怦直跳，大家在電話裡互相表示，一定不辜負總書記的殷切期望云云。內中語言與語氣，場景與心境，與文革期間革命群眾接到毛澤東的「最高指示」那種歡呼雀躍的場面何其相似乃爾，大有個人吹捧與個人崇拜的宣傳情結。
真實的情況是，與四十年前文革期間幾千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歷史相似，由於近些年國內把「教育產業化」後，大學無限制的擴招，每年都有近百萬大學畢業生得不到就業機會。據說，二○○九年有近七百萬大學畢業生面臨著嚴峻的就業困境。於是，上層就想出讓應屆畢業生到農村當「村官」的絕招，一是可以紓緩就業壓力，二是讓大學生去佔領久已荒廢的農村基層黨組織，並把這一招數作為黨中央的一項具有長遠戰略意義的重要決策來執行。據悉，中央組織部等部門決定，從二 ○○八年開始，用五年時間選聘十多萬名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不過，與毛澤東讓知識青年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不同，這些大學生是帶著薪金到農村去管理教育村民的，而且甘願去當村官的，都是些沒有路子沒有後臺的普通大學生，而那些身世顯赫、有家庭背景的大學生，早早被安排到薪水高、待遇好的國家要害部門去了。
按理說，這樣的吹捧文章，應由中央一級的報刊刊載，但不知為何卻由《解放軍報》來發表，不知內藏何種玄機。但與其相映成趣的是，就在這篇文章發表不足十天，北京市通州區一個大學生村官李海卻於二○○九年一月二日在其宿舍內上吊身亡了。此前，李海對當村官的無奈與無聊已經厭煩透頂，先後兩次割腕自殺未果。據朋友介紹，李海原是個開朗的人，中國政法大學畢業，自殺前他留下了一封「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遺書，大致內容是「我是有病了，整夜整夜睡不著覺，我想離開了」。看著一個年輕生命的逝去，聽聽這些發自內心的真實聲音，可以說是對胡總書記重要批示的無聲抗議！
依舊迷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就在這一系列的新的「造神」運動中，總書記本人看的最多、說的最多的依然是軍隊，部隊依然是穩定政權的重中之重。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胡錦濤會見駐成都部隊師以上領導幹部，強調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始終牢記使命為黨和人民再立新功。十二月三十日，新華社報導胡錦濤近日在軍隊一次重要會議上提出，要圍繞強化官兵精神支柱，大力培育「忠誠於黨、熱愛人民、報效國家、獻身使命、崇尚榮譽」的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而這核心價值觀的核心，如胡所講的是「聽黨指揮」。二○○九年一月四日，胡錦濤在會見武警部隊時，再次強調要「大力培育當代軍人的核心價值觀」。在幾天之內，一個黨的總書記竟數次高調強調「忠誠於黨」的核心價值觀，其意義頗耐人尋味。
不過，由此可見，直到今天，掌控中共大權的胡錦濤的思想觀念與前任一脈相承，依舊迷信毛澤東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排斥憲政民主與先進發達國家所奉行的「軍隊國家化。」不過，縱觀歷史，中共所言「要忠誠於黨」，也是一個似是而非的代名詞，說白了，誰的牌子大，誰的資格老，誰的人馬多，誰就能代表黨，也就是說強權就是黨。二十年前天安門事件中，作為黨的總書記趙紫陽不僅不能代表黨，反而成了「分裂黨」、後又被黨軟禁十多年的人，而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鄧大人，卻成了黨和真理的化身，這真是莫大的反諷。
「胡十點」超過「江八點」
二○○八年最後一天，胡錦濤又以中共總書記、中央軍委會主席、國家主席的身份，出席《告臺灣同胞書》紀念會，發表了《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六點看法，也就是眼下海峽兩岸熱議的「胡六點」。
二○○五年三月，胡錦濤曾發表過他的「胡四點」，並成為以後所有重要涉臺談話的重要底線。將近四年之後的今天，又發表了「胡六點」。有專家解析，這是有意區別分隔與過去的不同意義，力圖標誌胡本人的歷史前瞻性，顯示出胡是真正意義上的「與時俱進」。其蘊藏的內在含義，就是四加六等於十，超出了江澤民當年對臺談話的「江八點」，使自己佔領了更新的歷史制高點。
其實，無論「江八點」也好，「胡四點」、「胡六點」也罷，兩岸關係的最終和解與融合，還是要取決於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優劣成敗，取決於中共能否放棄武力、以最大的善意來對待臺灣同胞。一個出爾反爾、喜怒無常、滿口謊言、動輒以武力相向的專制政府，是不可能指望它會以和平方式來統一中國的。
官僚資本的高度集中
去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在國內沿海地區造成數萬家中小企業倒閉，幾千萬農民工失業返鄉。據報載，僅河南省返鄉的農民工就達四百萬。可對中共這個臃腫龐大的制度本身來說，反倒是成為一個千載難逢地增強自身實力的機會，也是權貴資本主義藉機擴充自身實力、聚斂更大財富的最好藉口。據相關報導，溫家寶所承諾的四萬億重建資金的百分之九十多，都是投向國有企業和權貴階層的，那些普通的中小企業業主，根本無法指望得到這些資金。所以，有人不無憂慮的說，金融危機反倒給這些高官權貴們提供了一個絕好的貪腐機會。另據內部流傳的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部門的最新一份關於社會經濟狀況的調查報告指出，截至去年三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五千萬以上的有二萬七千三百一十人，超過一億元以上的有三千二百二十人。超過一億元以上者，有二千九百三十二人是高幹子女，他們擁有資產二萬零四百五十餘億元，佔到億萬富翁的百分之九十一。而考證其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的非法所得。
在江澤民時代，奉行的工人下崗、國企賣光，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每年經濟比值達到了對等，各佔一半江山。到了胡錦濤接手中共政權之後，國有企業又逐漸坐大，控制了能源、製造、資本、交通、銀行等命脈行業。五年光景，國有企業的比值重新回到八十年代中期的百分之七十五，成了誰也撼不動的大頭。所以，大陸民間去年流傳一個據說是中共上層編寫的段子：「一九四九，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一九七九，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一九八九，只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二○○ 九，只有中國才能救資本主義。」通過這個段子，可以看出中共自身的財大氣粗與感覺良好。在權力與財富高度集中的基礎上，中共才有了搞個人崇拜的政治基礎與經濟基礎。
反腐敗淪為權爭的工具
對國內慘遭金融危機打擊的民營企業，中共一方面是任其自生自滅，全面萎縮，另一方面是利用權力，藉機進行無情打壓。比如身價超過一百四十億、兩次榮登胡潤富豪榜榜首的國美集團董事局主席黃光裕，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因涉嫌「操縱市場」被帶走調查。十一月二十七日，北京市公安局首次證實，黃光裕因涉嫌經濟犯罪，目前正在接受警方調查。另據內部消息，前三任司法部長都曾對黃光裕一案有過司法調查的批示，但均無果而終，此次為什麼就躲不過去了？知情人爆料，黃光裕一案與得罪了太子黨王岐山有直接關係。前些年，王的一個親屬與黃合作做生意，黃答應事成之後給二百萬元酬勞，但後來遲遲不給。等到黃在二○○八年再放風「願出一千萬，誰能讓我見王岐山一面」時，事已遲矣！
此類案子，頗似前兩年北京市副市長劉志華一案。民間流傳，在中共無官不貪的政壇上，劉本人還算是比較好的，只因為負責奧運工程，曾慶紅的兒子曾偉向其要項目不買賬，才釀成了後來的情色事件，入了人家的圈套，這才有了常委會上臨時作出的雙規決定。此前，甚至連北京市委書記劉淇都不知情。真可謂不抓則已，一抓驚人。
從這些事例可以看出，中共所謂的反腐倡廉，除了不著痛痒走走形式之外，到了今天，已淪為如何達到利益均佔和經濟板塊鬥爭的一個工具。按老百姓說，哪個官員不貪污腐敗？哪個商人不偷稅漏稅？之所以整你，就是你得罪人了。現在的中共官場，早已經沒有了理想主義那一套信仰爭端與政治歧見，他們之間的互相咬噬，純屬利益驅使，所拚命爭搶的，不過是權力的大小多寡罷了。
大閱兵背後的政治玄機
中共的歷史，有很多詭異玄妙之處。拿今年六十年大慶、天安門即將舉行的大閱兵來說，據說胡總書記有一個批示，四個字：從簡辦理。然而，這能從簡嗎？如果太簡單浮草了，讓胡總書記的面子往哪兒擱？十年前的五十年大慶，江澤民花掉民脂民膏一千多個億，讓自己神氣十足地風光了一天，個人崇拜的光環是那樣耀眼明目。今年胡總書記的風光，肯定不能輸給前任，因為官方的宣傳口徑就是「大閱兵」，沒有大投入，何來大閱兵？去年九月，一個全國中華總工會開個十五次代表大會，還花掉納稅人三千多萬，何況這六十年大慶呢？即便是糜費再多公帑，也在所不惜。現在，奧運會原班人馬原封不動，已經開始操練了，只等著中共「第四代」在天安門上高呼：同志們好，同志們辛苦了！
想當年，在斯大林大搞個人崇拜、無情清除異己的時候，布哈林在《致未來一代黨的領導》的信中，不無悲哀地寫道：「在一臺兇惡的機器面前，我感到了自己的無能為力。這臺機器大概藉助了中世紀的方法，攫取了巨大的權力，炮製著有組織的主張，厚顏無恥地在採取行動。」雖說時代在前進，可是在中國，比封建時代還要強大還要專制還要不受約束的權力，又回到了當代的一些權力者手裡。依照歷史學家的話來講，不是斯大林個人在搞個人崇拜，而是這個制度需要一個專制體制的形象代言人來維繫、來生存、來發展。
想當初，五十年大閱兵時，有李慎之先生的如椽之筆，寫下了《風雨蒼黃五十年》，無情地揭露了封建專制與個人崇拜給中國帶來的荼毒。十年過去了，慎之先生早已駕鶴歸西，但他在文中所抨擊的種種專制流弊，不僅未見收斂，反而變本加厲，依舊在這個古老的大地上橫行肆虐！
正值新年來到、辭舊迎新的時候，半個多月來，每天打開電視第一眼看到和聽到的，不是明星，也不是歌星，而是我們的總書記天天在表演著政治秀，幾乎是每天都有一個重要講話。而且宣傳力度幾乎是鋪天蓋地，無日無之，同一則新聞（比如胡錦濤視察地震災區、胡錦濤應邀給小布希打個電話等等），二十四小時連續不斷地頭條滾動播出，完全違背了中央電視臺幾年前所作出的每小時新聞頭條不重樣的承諾。這樣對胡本人如此大力度的宣傳架勢，等於向全國人民發出一個信號，與他的前任江澤民一樣，胡錦濤也正在走向一個專制政體所需要的個人崇拜。可以預見，在剩下三年多的時間裏，胡錦濤也會如願以償，把自己所謂的「科學發展觀」像「三個代表」一樣寫入憲法，在中共的里程碑裡也樹立起自己的特殊地位與教主崇拜。
利用大學生充實農村陣地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作為黨在軍隊的喉舌的《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胡錦濤總書記重要批示在大學生「村官」中引起強烈反響》，說的是一個大學生「村官」給總書記寫信後，當得知總書記收到信件並作出重要批示，寫信的大學生「村官」激動得心怦怦直跳，大家在電話裡互相表示，一定不辜負總書記的殷切期望云云。內中語言與語氣，場景與心境，與文革期間革命群眾接到毛澤東的「最高指示」那種歡呼雀躍的場面何其相似乃爾，大有個人吹捧與個人崇拜的宣傳情結。
真實的情況是，與四十年前文革期間幾千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歷史相似，由於近些年國內把「教育產業化」後，大學無限制的擴招，每年都有近百萬大學畢業生得不到就業機會。據說，二○○九年有近七百萬大學畢業生面臨著嚴峻的就業困境。於是，上層就想出讓應屆畢業生到農村當「村官」的絕招，一是可以紓緩就業壓力，二是讓大學生去佔領久已荒廢的農村基層黨組織，並把這一招數作為黨中央的一項具有長遠戰略意義的重要決策來執行。據悉，中央組織部等部門決定，從二 ○○八年開始，用五年時間選聘十多萬名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不過，與毛澤東讓知識青年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不同，這些大學生是帶著薪金到農村去管理教育村民的，而且甘願去當村官的，都是些沒有路子沒有後臺的普通大學生，而那些身世顯赫、有家庭背景的大學生，早早被安排到薪水高、待遇好的國家要害部門去了。
按理說，這樣的吹捧文章，應由中央一級的報刊刊載，但不知為何卻由《解放軍報》來發表，不知內藏何種玄機。但與其相映成趣的是，就在這篇文章發表不足十天，北京市通州區一個大學生村官李海卻於二○○九年一月二日在其宿舍內上吊身亡了。此前，李海對當村官的無奈與無聊已經厭煩透頂，先後兩次割腕自殺未果。據朋友介紹，李海原是個開朗的人，中國政法大學畢業，自殺前他留下了一封「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遺書，大致內容是「我是有病了，整夜整夜睡不著覺，我想離開了」。看著一個年輕生命的逝去，聽聽這些發自內心的真實聲音，可以說是對胡總書記重要批示的無聲抗議！
依舊迷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就在這一系列的新的「造神」運動中，總書記本人看的最多、說的最多的依然是軍隊，部隊依然是穩定政權的重中之重。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胡錦濤會見駐成都部隊師以上領導幹部，強調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始終牢記使命為黨和人民再立新功。十二月三十日，新華社報導胡錦濤近日在軍隊一次重要會議上提出，要圍繞強化官兵精神支柱，大力培育「忠誠於黨、熱愛人民、報效國家、獻身使命、崇尚榮譽」的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而這核心價值觀的核心，如胡所講的是「聽黨指揮」。二○○九年一月四日，胡錦濤在會見武警部隊時，再次強調要「大力培育當代軍人的核心價值觀」。在幾天之內，一個黨的總書記竟數次高調強調「忠誠於黨」的核心價值觀，其意義頗耐人尋味。
不過，由此可見，直到今天，掌控中共大權的胡錦濤的思想觀念與前任一脈相承，依舊迷信毛澤東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排斥憲政民主與先進發達國家所奉行的「軍隊國家化。」不過，縱觀歷史，中共所言「要忠誠於黨」，也是一個似是而非的代名詞，說白了，誰的牌子大，誰的資格老，誰的人馬多，誰就能代表黨，也就是說強權就是黨。二十年前天安門事件中，作為黨的總書記趙紫陽不僅不能代表黨，反而成了「分裂黨」、後又被黨軟禁十多年的人，而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鄧大人，卻成了黨和真理的化身，這真是莫大的反諷。
「胡十點」超過「江八點」
二○○八年最後一天，胡錦濤又以中共總書記、中央軍委會主席、國家主席的身份，出席《告臺灣同胞書》紀念會，發表了《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六點看法，也就是眼下海峽兩岸熱議的「胡六點」。
二○○五年三月，胡錦濤曾發表過他的「胡四點」，並成為以後所有重要涉臺談話的重要底線。將近四年之後的今天，又發表了「胡六點」。有專家解析，這是有意區別分隔與過去的不同意義，力圖標誌胡本人的歷史前瞻性，顯示出胡是真正意義上的「與時俱進」。其蘊藏的內在含義，就是四加六等於十，超出了江澤民當年對臺談話的「江八點」，使自己佔領了更新的歷史制高點。
其實，無論「江八點」也好，「胡四點」、「胡六點」也罷，兩岸關係的最終和解與融合，還是要取決於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優劣成敗，取決於中共能否放棄武力、以最大的善意來對待臺灣同胞。一個出爾反爾、喜怒無常、滿口謊言、動輒以武力相向的專制政府，是不可能指望它會以和平方式來統一中國的。
官僚資本的高度集中
去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在國內沿海地區造成數萬家中小企業倒閉，幾千萬農民工失業返鄉。據報載，僅河南省返鄉的農民工就達四百萬。可對中共這個臃腫龐大的制度本身來說，反倒是成為一個千載難逢地增強自身實力的機會，也是權貴資本主義藉機擴充自身實力、聚斂更大財富的最好藉口。據相關報導，溫家寶所承諾的四萬億重建資金的百分之九十多，都是投向國有企業和權貴階層的，那些普通的中小企業業主，根本無法指望得到這些資金。所以，有人不無憂慮的說，金融危機反倒給這些高官權貴們提供了一個絕好的貪腐機會。另據內部流傳的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部門的最新一份關於社會經濟狀況的調查報告指出，截至去年三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五千萬以上的有二萬七千三百一十人，超過一億元以上的有三千二百二十人。超過一億元以上者，有二千九百三十二人是高幹子女，他們擁有資產二萬零四百五十餘億元，佔到億萬富翁的百分之九十一。而考證其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的非法所得。
在江澤民時代，奉行的工人下崗、國企賣光，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每年經濟比值達到了對等，各佔一半江山。到了胡錦濤接手中共政權之後，國有企業又逐漸坐大，控制了能源、製造、資本、交通、銀行等命脈行業。五年光景，國有企業的比值重新回到八十年代中期的百分之七十五，成了誰也撼不動的大頭。所以，大陸民間去年流傳一個據說是中共上層編寫的段子：「一九四九，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一九七九，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一九八九，只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二○○ 九，只有中國才能救資本主義。」通過這個段子，可以看出中共自身的財大氣粗與感覺良好。在權力與財富高度集中的基礎上，中共才有了搞個人崇拜的政治基礎與經濟基礎。
反腐敗淪為權爭的工具
對國內慘遭金融危機打擊的民營企業，中共一方面是任其自生自滅，全面萎縮，另一方面是利用權力，藉機進行無情打壓。比如身價超過一百四十億、兩次榮登胡潤富豪榜榜首的國美集團董事局主席黃光裕，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因涉嫌「操縱市場」被帶走調查。十一月二十七日，北京市公安局首次證實，黃光裕因涉嫌經濟犯罪，目前正在接受警方調查。另據內部消息，前三任司法部長都曾對黃光裕一案有過司法調查的批示，但均無果而終，此次為什麼就躲不過去了？知情人爆料，黃光裕一案與得罪了太子黨王岐山有直接關係。前些年，王的一個親屬與黃合作做生意，黃答應事成之後給二百萬元酬勞，但後來遲遲不給。等到黃在二○○八年再放風「願出一千萬，誰能讓我見王岐山一面」時，事已遲矣！
此類案子，頗似前兩年北京市副市長劉志華一案。民間流傳，在中共無官不貪的政壇上，劉本人還算是比較好的，只因為負責奧運工程，曾慶紅的兒子曾偉向其要項目不買賬，才釀成了後來的情色事件，入了人家的圈套，這才有了常委會上臨時作出的雙規決定。此前，甚至連北京市委書記劉淇都不知情。真可謂不抓則已，一抓驚人。
從這些事例可以看出，中共所謂的反腐倡廉，除了不著痛痒走走形式之外，到了今天，已淪為如何達到利益均佔和經濟板塊鬥爭的一個工具。按老百姓說，哪個官員不貪污腐敗？哪個商人不偷稅漏稅？之所以整你，就是你得罪人了。現在的中共官場，早已經沒有了理想主義那一套信仰爭端與政治歧見，他們之間的互相咬噬，純屬利益驅使，所拚命爭搶的，不過是權力的大小多寡罷了。
大閱兵背後的政治玄機
中共的歷史，有很多詭異玄妙之處。拿今年六十年大慶、天安門即將舉行的大閱兵來說，據說胡總書記有一個批示，四個字：從簡辦理。然而，這能從簡嗎？如果太簡單浮草了，讓胡總書記的面子往哪兒擱？十年前的五十年大慶，江澤民花掉民脂民膏一千多個億，讓自己神氣十足地風光了一天，個人崇拜的光環是那樣耀眼明目。今年胡總書記的風光，肯定不能輸給前任，因為官方的宣傳口徑就是「大閱兵」，沒有大投入，何來大閱兵？去年九月，一個全國中華總工會開個十五次代表大會，還花掉納稅人三千多萬，何況這六十年大慶呢？即便是糜費再多公帑，也在所不惜。現在，奧運會原班人馬原封不動，已經開始操練了，只等著中共「第四代」在天安門上高呼：同志們好，同志們辛苦了！
想當年，在斯大林大搞個人崇拜、無情清除異己的時候，布哈林在《致未來一代黨的領導》的信中，不無悲哀地寫道：「在一臺兇惡的機器面前，我感到了自己的無能為力。這臺機器大概藉助了中世紀的方法，攫取了巨大的權力，炮製著有組織的主張，厚顏無恥地在採取行動。」雖說時代在前進，可是在中國，比封建時代還要強大還要專制還要不受約束的權力，又回到了當代的一些權力者手裡。依照歷史學家的話來講，不是斯大林個人在搞個人崇拜，而是這個制度需要一個專制體制的形象代言人來維繫、來生存、來發展。
想當初，五十年大閱兵時，有李慎之先生的如椽之筆，寫下了《風雨蒼黃五十年》，無情地揭露了封建專制與個人崇拜給中國帶來的荼毒。十年過去了，慎之先生早已駕鶴歸西，但他在文中所抨擊的種種專制流弊，不僅未見收斂，反而變本加厲，依舊在這個古老的大地上橫行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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