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柏橋：零九宣言—不戰而勝(四)

四、建立強大的政治替代力量

建立強大的政治替代力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當代中國民主運動歷 時三十年，期間的風風雨雨和曲折歷程非外人所能體會。我們應該學會總結成功的經驗，吸取失敗的教訓，做到勝不驕敗不餒，這是我們對民主事業負責任的表現。 我個人認為，過去民主運動最大的成功乃是在民主和人權意識的啟蒙方面頗有建樹，而最大的失敗則是在組織運作方面，可謂一塌糊塗。而一場社會運動沒有成熟的 組織運作和組織動員，則是不可想像的，也是注定無法真正達成目標的。因此，當此中國民主運動即將進入最後階段，也即民主革命之際，進一步健全原有功能性機 構和草根性團體，建立一個具有真正意義的協調性組織，形成能替代中共的政治力量，乃當務之急。它是目前中國民主運動的所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甚至可以說， 在沒有建立起具有協調性作用和廣泛民意基礎的民運組織之前，中國民主革命不可能取得成功。

鑒於中國目前的嚴酷政治環境和中共的嚴厲打壓，在 國內建立類似的協調性民運團隊是不可能的。過去很多民主鬥士在這方面做過很多嘗試和努力，但均以失敗告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次是1998年的中國民主黨 組黨運動。這場運動最後遭到中共的全面打壓而以失敗告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國內中國民主黨幾乎已經名存實亡，但在海外卻出現了形形色色的中國民主黨， 甚至有個別過去最激烈地反對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的「民運領袖」也宣稱自己是中國民主黨最正統的代表，而其它一些過去跟國內民主黨組黨運動毫無關係的人，為 了個人的政治或商業目的，而紛紛拉起民主黨的大旗。一些打著中國民主黨旗號的個人或組織不僅沒有起到協調中國國內維權抗暴運動和海外民主運動的作用，反而 極大地破壞了中國民主運動的形象和聲譽，嚴重地傷害了廣大民眾對中國民主運動的信心。

在過去的近三十年裡，海外中國民主運動的組織建設始終 沒能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果。自八十年代初中國民聯成立至今，海外民運組織一直沒有突破帶有很濃的小圈子色彩的精英政治的侷限。他們不僅沒能真正走向民眾，與 民眾的維權運動相結合，也沒有在中國廣大民眾中形成強大的影響力和動員能力。尤其是九二年中國民聯和民陣合併失敗後，海外民運組織的形象和影響一落千丈， 從此一蹶不振。此後雖然各方民運力量，包括一些較有影響力的個人和具有一定規模的組織都為重振和重組海外民運作過很多嘗試和努力，但都不盡如人意。每一次 失敗的嘗試都使人們對海外民運的信心受到更大的打擊。 因此，我們必須從戰略高度看待建立中國維權抗暴民主運動協調服務中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海 外民運始終沒有建立起強大的協調民主運動的組織和政治替代力量，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海外民運幾個主要組織都是當時隨著國內民主運動形勢高漲而 成立的，比如民陣就是八九年「六四」鎮壓後由一批因參與八九民運而流亡海外的異議人士和知識份子發起成立的。這些組織成立後沒有充分重視組織運作和發展， 以至於很快就走向式微甚至出現內訌。二是部分民運領袖自身素質不高，深受共產黨文化的毒害，其言行都類似共產黨的鬥爭模式，不懂得以民主的方式運作民運組 織，無法建立起一支令人信服的民運隊伍。三是海外民運人士因長期流亡海外，資源貧乏，隨著「六四」的過去和中共在國際社會所實行的收買政策逐步取得成效， 美國等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國民運的支持越來越有限，臺灣也不例外。四是由於歷史的原因和地域的侷限而造成的。一方面中國民運史上始終沒有產生過令各界人士均 能接受和信賴的領袖人物，如緬甸的昂山素姬，西藏的達賴喇嘛，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捷克的哈維爾，波蘭的瓦文薩，南韓的金大中，俄羅斯的葉利欽等； 同時，海外民運人士和組織分布在世界各地，很難形成一個能有效運作和管理的強大領袖集團。五是中共的極力破壞和打壓。中共過去對海外民運的破壞和打壓可謂 無所不用之極，如統戰，挑撥，收買，滲透，恐嚇，騷擾，監視，譭譽，株連等。

不過，令人欣慰的是，經過近三十年的努力，海內外現在已經逐漸 形成一個德才兼備的領袖群體。一方面中國民運中的一批生力軍始終沒有被打散和消聲，另一方面最近幾年隨著國內維權運動和法輪功學員反迫害講真相運動的興 起，海內外產生出了一大批新的具有極高道德勇氣和領導能力的民運領袖。此所謂時勢造英雄也。誰也改變不了這一星火燎原之勢。現在民運已經遍地開花，已經遠 遠超越傳統意義上的民主運動，因此，民運領袖也就自然不僅僅侷限在傳統民主隊伍裡。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並愉快地接受這一現狀，才能跟上形勢，不 被歷史所淘汰。

政治組織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現階段國內的形式發展很快。我們海外民運隊伍中的很多人曾經是七九西單牆民主運動和八九民運 的先行者，可是，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我們已經很難對國內的維權抗暴運動發揮影響。如果我們再不尋求大的發展和改變這一尷尬的局面，我們就會被徹底邊沿化， 同時，我們過去數十年累積起來的經驗教訓也無法與國內從事維權抗暴活動的民眾分享。中國民主運動又一次面臨？斷層和從頭再來的危險。八九民運時就曾出現這 樣的尷尬局面，參與八九民運的學生和市民對七九西單牆民運的前輩非常陌生，使後者無法對八九民運產生任何影響，使得八九民運顯得很不成熟。如今海外民運山 頭林立，魚龍混雜，各自為政，相互競爭甚至拆臺？的情況非常嚴重。中共一直在攪渾水，他們的人似乎越來越肆無忌憚。如果我們再停步不前，他們就會將我們的 聲音壓倒。我們必須拿出最大的勇氣和最高的智慧來迎接來自中共和各方的挑戰。有些資深的民主人士對建立和發展海外民運組織產生了恐懼症。他們認為一發展組 織，就會內訌，個人形象和影響力也會受損。擔心組織發展過快會造成內訌是組織發展的最大障礙。事實上，從事任何活動都有風險，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和衝突， 就有進有出，不必為此而裹足不前。否則，機會來了我們也抓不住。過去幾年來，很多法輪功學員在從事宣傳民主理念，揭露中共罪行的講真相活動，而我們民運中 的一些朋友卻反而生出各種各樣的顧慮，無意中將他們排出在了我們的隊伍以外，這是令人很遺憾的事。這個問題不想清楚，下次如果遇到新的機會，如大量地下教 會成員如果也準備投身到反專制的行列，我們也可能仍然抓不住機會。其結果不是我們淘汰了他們，而是民眾淘汰了我們。

建立政治替代力量和發展 壯大民運組織的意義，不僅是指具體工作的有效開展，更多的是在政治層面上所發出的信息。組織工作開展得好，一方面會有更多的人加入組織，另一方面也會有更 多的民眾支持我們的工作，比如我們的外圍組織。一個好的政策，需要一個有行動能力的組織才能推廣和實現，比如法輪功推出的九評共產黨，現在幾乎家喻戶曉。 而民運裡的一些個人和組織也曾寫過類似的文章，卻從來沒有形成如此大的社會影響力。一個具有戰鬥力的政治組織，不僅應該是有思想能力的組織，更要是有行動 能力的組織。海外民運目前最大的問題是行動能力差，我們連舉辦「六四」紀念活動都動員不了很多人參與，更妄論其他活動了。而法輪功學員卻能在全球各地頻繁 地舉辦各類大型活動，如神韻晚會，退黨集會，反迫害遊行等。如果我們連一個小型集會都無法有效組織，又談何號召起廣大民眾來投身民主運動，掀起一場民主革 命呢？

當然，過去的失敗並不等於永遠的失敗。正是因為過去曾經失敗，我們才要以更大的決心和毅力去爭取下一次的成功。清末時期曾叱吒風雲的 湘軍首領曾國藩有一句名言：累戰累敗，累敗累戰。今天中國民主運動最需要這種堅韌不拔的精神和堅不可摧的氣概。我們不僅要有永不言敗的精神，更要有總結經 驗教訓的能力，換句話說，我們既要有勇，也要有謀。我們於2008年初成立的中國過渡政府就是重振海外民運和建立強大的政治替代力量的一次大膽的嘗試。我 們已經邁出了第一步，並正在朝更高的目標邁進。

建立中國過渡政府，一方面是為了促成民主革命的早日到來，盡快將各地零星的維權抗暴活動引導 到民主革命的浪潮中來。國內目前的形式對我們非常有利，維權抗暴運動風起雲湧，並正在朝向民主革命的方向發展。可是，中國民運仍然是一盤散沙，沒有做好應 有的準備， 使得有心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國際社會無所適從，希望投身民主運動的國內民眾無所歸依。全國維權抗暴民主運動始終無法形成一盤棋，中共則採取各個擊破的手段 鎮壓各地的維權抗暴活動；另一方面也是為民主轉型做相應的準備，避免中華民國初期混亂局面的重演。中華民國初期權力出現真空，臨時約法匆忙出臺，政府架構 嚴重失當，總統與總理權責不明，內閣頻繁更換。最後導致強人政治和軍閥混戰的局面，以至於毛澤東赤裸裸地提出「槍桿子裡出政權」理論。同時，建立中國過渡 政府也能逐漸爭取到國際社會的支持和認同，及時阻止和追查外逃官員的資產，避免轉型期給國家財務造成的重大損失，維護社會正義。

如今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大環境都在迅速變化，未來支持民主運動的力量會很多很大，我們必須先走一步，哪怕走在別人前面半步，今後的路就會容易走得多。否則，臨時抱佛腳恐怕只會事倍功半。中國民運隊伍裡過去這方面的教訓很多，殷鑒不遠。

成立中國過渡政府的正當性

建 立一個強大而團結的政治反對派力量，盡快促成民主革命的到來，並為未來中國民主轉型做必要的籌備，不僅是必要的，也是正當的。從嚴格意義上講，中國過渡政 府只是一種提法，與海內外其他民主運動組織在架構設置和組織運作上沒有很大的區別。其他的人如果認為有更好的方法，也不妨去試。

事實上，在 海外成立過渡政府或流亡政府在歷史上早有慣例。古今中外的例子舉不勝舉，其中最被人們津津樂道是戴高樂二戰期間在英國建立的流亡政府「自由法國」。戴高樂 領導了法國人民的抵抗運動，受到法國人民的深切愛戴。如今達賴喇嘛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達賴喇嘛本人已成為當今世界最受尊敬的 人之一。組建過渡政府或臨時政府已成為反抗專制暴政的一種方式，並得到越來越多的民眾的支持和認同。被稱為非暴力運動理論的教父金.夏普將建立平行政府列 為198種非暴力策略的最後一種。中國古代有一句名言：帝王將相，寧有種乎？如今我們建立過渡政府，也同樣沒有是否具備資格的問題。我們這樣做，只是為了 表達我們與中共絕不妥協的立場和反抗到底的決心和勇氣。我們歡迎任何人加入到過渡政府中來，表現同樣的決心和勇氣。

中國過渡政府的道義優勢

中國過渡政府的主要發起人和組建者都是過去從事民主運動，並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的民主鬥士。因為我們過去的經歷，使得我們具有了一定的道義形象。甚至可以絕對一點說，我們目前所具有的所有資源就是道義形象。因此定位準確，以維持我們的道義形象就顯得特別重要。

具 體來說，我們要將自己定位為反對派運動中堅，原則問題不妥協，做到有理有節，並通過我們從事的活動逐漸樹立起社會道德感召力和取得民眾的信任。但這並不等 於我們不可以在開展具體工作時根據特定的環境採取靈活的策略。無論是接觸，對話，談判，都必須堅持原則，同時是為了實現我們的理想，使我們的目標離理想更 近一步，而不是為了謀求自身的利益。否則，我們的最大優勢沒有了，我們的本末倒置的做法會遭到公眾唾棄，到最後一事無成。我們必須承認，如今國內任何一個 較大機構的負責人手裡擁有的資源都比我們多。如果我們不站得比他們高，我們就無法跟在資源和地域上都比我們佔優勢的人和組織競爭，比如八大民主黨派。他們 在轉型期一定會劃清與中共的界線，而且很可能喊出的口號比我們還響亮，八九民運時費孝通等民主黨派人士的表現已經說明瞭這一點。如果我們現在不將自己與他 們區別開來，到時候想區別也不可能了。民運裡也有各種定位的人，有的人不迴避與中共互動，承認中共的合法性，希望通過改良實現民主，有一部分人在同中共接 觸的同時保持對中共的批評，改良革命都樂見其成，還有一部分人認為中共對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必須髮動一場民主革命將它推翻。我們就屬於最後一部分 人。對於其他人的做法和策略我們不加評判，但我們要始終堅持我們的做法和定位。現在來討論誰對誰錯及誰更有可能取得成功，還為時過早。時間將證明誰是對歷 史負責任的做法。

基於我們的背景和共同的理想，我們應該在我們的理想、組織和個人之間確定這樣一個原則：我們應該始終將我們的共同事業放在 第一位，組織放在第二位， 個人放在第三位。無論從事業還是組織的角度思考，我們都應該明白這樣一個道理：面對中共極權暴政，我們唯一的武器是真相與道義力量。能夠面對危險而勇敢的 站出來堅持真理是最有效的武器，也最能激發出廣大民眾參與到我們的運動和組織中來。同時，我們必須始終銘記這一點：堅持做正確的事，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 面對如此強大的專制政權時才能永保希望。如果我們也像對方一樣不以對錯作為我們行事原則，我們就跟對方處在同一個道德基點上。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們 單靠政策、謀略和實力，是永遠也無法打敗我們的佔盡了資源優勢的對手的。關於這一點，捷克著名異議作家、前總統哈維爾有極為精彩的論述，不僅如此，他也是 巡著自己的理念實現了理想，使捷克成為前東歐共產主義國家中專型最成功和徹底的國家之一。事實上，自從第三波民主浪潮以來，幾乎所有國家的反對派最後都是 以道義取勝，如菲律賓總統阿基諾夫人，前印度尼西亞總統梅加娃蒂，緬甸反對派精神領袖昂山素姬等都是本國前國家領導人或反對派領袖的家屬，她們贏得全民的 尊敬和支持，主要不是靠政策和謀略，而是靠道義形象。前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及前南韓總統金大中等也是在某個歷史的關鍵時刻作出了道義上的正確選擇，最後成為 了民族英雄和政治領袖。因此，我們既然已經在道義上佔了優勢，我們就沒有理由放棄這種優勢，改走其他人尤其是體制內的人所走的路子。那是最不明智和得不償 失的。

中國過渡政府如何有效地運作和發展

中國過渡政府未來主要應該做好兩件事：建立一個合理和健全的組織架構及融入到國內維權抗暴民主運動中去。

當 我反覆強調道義對於專制社會下的反對派的重要性的時候，我並沒有否認組織發展和組織工作本身的重要性。我完全明白，在不同的國家會出現不同形式的政治轉 型，產生不同類型的政治領袖。比如說，臺灣的民主轉型與印度尼西亞就大不相同，前者的情況接近南韓，而後者則更接近前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前一種屬於 寧靜革命或稱和平演變，這種情況下的政治領袖多產生於善於經營組織和培養自己的實力的民運人士，而後一種則屬於和平革命或人民力量運動，這種情況下誰在道 義上佔了優勢，誰就很可能成為新時期的政治領袖。八九民運中產生的學生領袖和工人領袖，基本上都是因為在道義上佔據了絕對優勢而成就的。我們都知道，跟多 數其他國家的民主運動領袖相比，我們幾乎是一無所有，既沒有足夠的從事反對派運動的背景和經驗，也沒有自己的組織實力和資源，我們唯一與其他參與者不同的 是我們敢於站出來說出真相，向強權挑戰。未來中國政治轉型如果因八九民運那樣的方式發生，還會在一夜之間湧現出一批新的各階層的領袖，如學生領袖，工人領 袖，農民領袖，軍方領袖，宗教界領袖，體制內反叛者，知識份子代言人等。因此，我要說的是，我們必須對我們自身所處的背景和地位有一個準確地認識和把握， 在新的歷史階段通過做好上述兩件事發揮出我們最大的影響力。

中國過渡政府在過去一年裡，已經在建立和健全組織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們已經 從最初的十餘位發起人發展到現在的數千登記在冊的「公民」，數十位推選出的議員，十餘位內閣成員。最近我們正在舉辦維權領袖講習營，希望在短時間內培養出 一大批國內團結在過渡政府周圍的維權領袖和民運骨幹。我們前不久剛順利完成了政府換屆選舉。我們希望通過過渡政府的運作，逐漸累積從事政治運作和政府管理 的經驗。

今年對於中國過渡政府來說是關鍵性的一年。我們需要進一步發展組織和健全組織架構，廣泛吸納各少數民族的領袖、各宗教信仰團體的代 表、民間維權領袖、各界社會賢達、海內外民主鬥士和不願意參與鎮壓的各級軍官等加入過渡政府，共襄義舉，為未來民主中國謀與計。我們應該與臺灣，西藏，新 疆，法輪功，地下教會等各種現有的政治力量形成反共統一戰線。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反對派運動中沒有一個象徵性的領袖，我們只能通過組織的形式樹立影響 力。而組織的戰鬥力靠兩點：路線正確和動員能力。因此，我們必須將發展組織和制定方略作為我們的首要工作。

中國過渡政府應始終保持多元特 性，充分發揮個體的積極性和能動性，這樣才能做到人盡其才，同時我們也應該利用這段時期提高我們自身的民主意識和練習民主操作。我們要善於發現人才，吸納 人才，培養人才，容納不同的聲音和個性。政治組織不是清教徒組織，也不是精英組織，需要各種水平，各種類型的人參與。在最基本的原則理念一致的情況下，求 同存異，兼容並茂。就拿臺灣民進黨的例子來說吧，他們從一開始就有八大派系，但卻始終能保持團結。中國過渡政府未來很可能成為不同的反對派組織結成的廣泛 聯盟，這樣就使得我們必須現在就開始學會與不同政見、不同風格的政治組織和政治人物打交道。

進一步提高過渡政府的決策能力

中 國過渡政府肩負著神聖的歷史使命，必須具有果斷的決策能力。而保證這一能力的機制就是需要有一套適合我們組織情況的決策程序。我們必須採取民主決策程序， 同時在執行過程中要保持步調高度一致，否則我們的反應就會顯得非常遲鈍和不符合時代發展的需要，很多該開展的工作就無法開展。也就是說會很快被其他具有更 合理的決策機制和更高的行動能力的組織走到我們的前面，辜負了我們的歷史使命和民眾的期待。

我們應該對未來形式有一個基本判斷，哪怕那個判 斷最後證明是不準確的，甚至是錯的，也比不做任何判斷，並達成共識要好。因為只有在這些最基本的問題上達成共識，我們才能作出下一步規劃，並使組織具有一 定的決策能力，執行能力，凝聚力和號召力，不達成任何基於我們的判斷而作出的共識，我們的組織就會在原地踏步，其最後結局就必然是生命力萎縮，並最終走向 失敗。打一個形象的比方，我們大家到同一個目的地，我們的目標一致了，因此我們結伴而行，可是，由於路途遙遠，我們會不停地遇到十字路口或分叉口，每次遇 到這種情況，我們就必須做一個選擇：往左，朝前或往右。無論是朝哪個方向走，都比因每個人意見不同停留在原地不走要好，因為無論朝什麼方向走，走多少彎 路，都有可能最終到達目的地，而停留在原地就注定永遠也到不了目的地了。

很多民運組織過去長期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是，很多重大事情無法達成 共識，因此無法執行。一些民運組織負責人的主觀意願與社會的客觀需要發生了某種程度的錯位，國內局勢的發展已經超前於他們的思想了。比如說，國內現在四處 在罷工遊行集會甚至武裝自衛，身為民運組織應該如何應對，是樂見這種狀況發生呢，還是不希望它發生？準備一直袖手旁觀呢，還是願意助一臂之力？如果希望介 入，又應該如何介入？這些人還沒有將這些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這是政治上嚴重涉後的表現，使得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失去了很多可以有所作為的機會。其實，作 為政治性組織，他們現在這樣的狀況對於民眾來說是不負責任的，因為民眾自發的運動往往成果很有限，犧牲大，成果小，如果我們這些有政治運作經驗的組織能及 時以恰當的方式介入，幫助他們開展活動，可能會收到更好的效果。我這裡有一個現成的例子，最近國內有一個頗具規模的組織的負責人主動跟我聯繫，希望我們指 導他們的活動，他表示，他們什麼都不缺，已經下定決心要抗爭到底，可就是不知道除了沒完沒了的上訪還能幹什麼。我告訴他我們正在開辦維權領袖講習營，他們 可以在網上聽課，瞭解更多從事人權民主運動方面的知識。他說這是他們最需要的幫助。可見，我們平時如果多做這方面的工作是很有價值的。

還有 一點我們必須認識到，現階段中國社會形勢的發展非常快，我們應該隨時調整我們的思考角度和工作重點。一個政治性組織是否具有生命力和存在的價值，就看它是 否能把握運動的主方向，推進運動的發展，並最大限度地在這場運動中起到某種協調和領導作用。誰在這三方面做得最好，誰就會成為運動的領導者。我們中的一部 份人應該對此有很深的體認，因為我們參加過七九或八九民運，並在其中扮演過領導者的角色。

中國民運力量應有的共識和原則

我 們作為專制制度下致力於促進中國民主進程的反對派陣容，包括中國過渡政府和其他民運組織在內，必須首先明確我們的目標和工作方向。基於我們從事民主運動的 反對派組織的定位，我們應該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建立起共識，否則我們的目標就不會清晰，我們的組織就沒有戰鬥力，我們的工作就會遇到各種意想不到的阻力。

我們應該在如下幾個方面形成共識：

一、我們應該堅定不移地反對中共的暴政。因為中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極權專制，在過去半過多世紀對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他們不可能主動還政於民。歷史已經反覆證明這一點。如果我們再寄希望於他們主動改革，實現民主，迴避與中共的對立，與其說是幼稚，還不如說是懦弱。

二、 我們應該盡一切可能促成中國早日結束專制，走向民主化。這是基於這樣一個前提，中共的統治存在一天，中國民眾的不滿就會越大，社會整體道德就會進一步滑 落，社會不公和腐敗現象就會更加嚴重，自然生態環境和政治生態環境就會進一步惡化，中國未來社會轉型的成本就會越大。中國早一天實現結束中共的統治，中國 民眾就會早一天從法西斯式的統治中擺脫出來。同時，中國的國民素質和經濟發展已經具備了實現民主的條件，而且早已超過其他許多已經實現民主的國家的水準， 如蒙古，印度及多數非洲民主國家。

三、我們應該儘可能地使用非暴力手段促成中國民主化。我們堅信通過這樣的途徑改變中國的政治生態是代價最 小，也最有利於今後的民主建設；同時，我們也認為民眾具有使用暴力反抗暴政的權利，中共是最終遭到暴力推翻還是和平下臺，很大一部分取決於他們自己的所做 所為。我們將始終不移地走非暴力抗爭的道路，但是我們無法也無權阻止民眾用暴力推翻中共的行為。

四、我們應該盡量廣泛地與其他反對派力量謀 求合作，而不是畫地為牢，以種種漂亮的說辭將自己孤立起來。如果我們首先將我們自己假設成道德上無可挑剔的人，然後根據我們的這一假定來拒絕其他道德水準 不夠我們高的人加入到我們組織中來，甚至拒絕與他們來往與合作。那麼，我們的組織就無法真正得以發展，我們的事業也就無法取得成功。所謂水至清則無魚，發 展政治組織要求的主要是理念的一致，而不是將道德作為主要衡量標準。

五、我們應該始終保持組織的多元兼容形態。這是現代民主政黨和其他列林式革命政黨本質上的區別。在不違反組織章程和大的方針的前提下，組織內要允許存在不同主張的派別。在民主國家的民主政黨基本上都存在不同的派別，並且都是公開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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