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歷史的劫難已近（圖）
當今中國好比一艘東方鐵達尼，二○○八年系列天災人禍是它撞上冰山後呈現的種種徵兆。那座冰山就是中國空前的人文黑暗。
奧運期間，全國高度戒備。上海全城半戒嚴，廣州白雲機場到處是警與犬。
學淵評：大部分中國人活著只求吃得飽，不求活得有尊嚴，楊佳用殺人‘換死’的‘討說法’，也是為了求尊嚴，儘管方法不對，但他的處境也確實有困難。李劼和本‘學淵評’作者也常常‘給說法’，則是要證明自己是有‘言可由衷’的尊嚴而已。說來，‘求尊嚴’有理性和暴力兩種手段，我黨的傳統是文武兩手，但心目中是暴力至上的，歷來以為‘工農可用，文人可恨’，因為工農善用暴力，因此就‘依靠工農’；而文人善於說理，如海外有‘非暴力裡手’王希哲、張鶴慈等高等賢人，今天他們善用嘴巴教訓民眾，但當年他們卻是非常可令黨惱恨的。如今，工農成了弱勢群體，自然就是政府潛在的敵人；而文人既不是血刃高手，卻還是經不起餓的，化幾毛、幾元、幾萬……政府還是買得起的……。這就是當今海外的格局，我雖然沒有見到別人拿錢的字據，但他們的文章都是白紙黑字寫的，無法抵賴的。
李劼：歷史的劫難已近
當今中國好比一艘東方鐵達尼，二○○八年系列天災人禍是它撞上冰山後呈現的種種徵兆。那座冰山就是中國空前的人文黑暗。
中國當今的現實成敗，可謂成也小平，敗也小平。正如毛澤東當年對著匍伏在他腳底下的中國民眾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鄧小平在毛澤東的陰影下著手鄧氏改革開放。就文化取向而言，鄧氏只開放人的慾望，不開放從毛時代開始全面關閉的精神空間。所謂兩手都要硬，即是在不顧一切地滿足慾望的同時，不惜一切代價窒息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毛時代的名言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殊不知，鄧時代的名言更為徹底：我是流氓我怕誰？誰想要自由，就向誰開槍。
奧運開幕式公然昭示警察國家
基於如此沒有底線的文化心理，鄧小平一面解放被毛時代封殺的人欲，一面延續毛時代的人文黑暗。前者如同一隻白貓，後者好比一隻黑貓。兩貓互補，構成鄧氏物慾型開放的時代特色。鄧小平誤以為這是一種平衡。殊不知，毛氏全封閉時代掩蓋的諸多黑暗，一走進改革開放空間，再加上網際網路的電子時代，根本無法避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殺雞取蛋式的經濟騰飛，不惜毀壞自然資源的財富追求，毫無公平和誠信的生存競爭，權力尋租造成的貧富懸殊，喪失道德底線的社會風氣，致力生存策略的江湖心計，為了角逐權力的廟堂權謀。上有我是流氓我怕誰的無知無畏，下有誰比誰更流氓、誰比誰更無賴的叢林準則。指揮屠殺西藏僧尼，可以成為走向國家元首的仕途資本。當著全世界的面，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平民，悍然動用坦克機槍屠殺。天災中摻雜人禍，危房在地震中殺死的，是可憐的小學生，並且還是獨生子女。有毒食物猖狂面市，嬰兒在毒奶肆虐底下首當其衝。計畫生育不僅造成女嬰棄地，更直接殺到孕婦的肚子裡。正是這樣的人文景觀，致使奧運開幕式上，導演會讓一群天真兒童，將那面鮮血染成的國旗，交到戒嚴部隊般的武警手中；以此向全世界明碼標價：這裡是警察國家。如此人文黑暗，在人類歷史上，都是極其罕見的。
後鄧時代，江氏當政，一度放軟身段，選取"低原則、高智商"的靈活和變通。提出三個代表，旨在突破僵硬的政治信條。毛時代白白扔在許多小國窮國身上以換取世界革命領袖虛榮的重金，改為相當"實際"地砸向西方大國。同時積極加入世貿，以謀求融入國際社會。如此"大國外交"，效益顯著。中國社會越來越西化，並換取西方政要和商人對專制集權的容忍。促使他們逐漸喪失普世價值的恪守。奧運期間，官方主導的民族主義狂潮，既是試探，也是挑戰，矛頭直指西方世界的人文底線。
對海外知識份子的成功收買
與此同時，官方對知識份子也同樣重金有加，改善生存待遇，以求精誠合作。國內的文化人就地買斷，海外的所謂菁英，不動聲色地包養在香港。結果，官家成功地讓中國知識份子，無論是新左派還是自由派或者什麼派，一律打著飽嗝說話。知識份子不像老百姓端起大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他們的教養在於，與官府打情罵俏。在奧運開幕式上，美女們訓練有素的義務賣笑，與掛在中國知識份子臉上的心滿意足，異曲同工。有尊嚴有思想的人，退化為渾渾噩噩的眾多人口，只有一紙之隔。就好比中國北部草原嚴重的的沙漠化一樣，中國知識份子大面積的人口化，使存在的叩問，越來越被生存利益的追逐所替代。
國內知識份子的笑容是僵硬的，海外菁英的開懷卻是鮮活的。奧運之前，兩個海外流亡者會在北京先後發出同樣的諂媚之音，融入大國崛起的誇張頌讚。大音稀聲的反證，正是小音聲眾。數度坐牢的流亡詩人，以此證明牢房洗腦確實成功。半官半文的漂流學者，就此坐實一朝入黨、終身為奴，所言不虛。比起其他文化二奶的大言不慚，飄流學者躬身略盡效忠綿薄，畢竟有些羞羞答答。事實上，官家既然出了大錢，從被包養者嘴裡收穫幾句阿諛奉承，也是在情理之中。買賣是公平的，交易是互利的。只是諸如自由、獨立之類的言辭，以後不要再提了。不能得了便宜還賣乖。
中國當代知識人如此自我作賤，不要說對比漢末黨錮時代的英雄豪傑，即便是清末民初的知識菁英，都足以讓人瞠目結舌。那是個思想空前活躍，言論空前自由的人文時代。思想交鋒，存在叩問，國家前途的考量，歷史奧秘的探究，蔚為時尚。新銳破繭而出，舊學高瞻遠矚。在野的懂得如何指點江山，在朝的胸懷變革大志。歷史的轉型，全然在於人物的輝煌。數千年的黑暗，突然有了燦爛的人文景觀。可惜斯情斯景，稍縱即逝，一閃而過。
西方學者比之好萊塢相形見絀
專制的蠻橫，不僅基於民眾的愚昧，同樣得益於反抗者的顢頇。所謂的海外民運，多多少少在重複歷史上農民起義的陳年舊事。旗號是民主的，話語卻是專制的，文化心理更是積習難改。人生經歷是響噹噹的民主鬥士，個人素養卻是專制病菌的帶菌者，乃至重病患者。名聲越大，病情越重。思想極其貧乏，精神赫然蒼白。就自由思想和獨立人格這兩個基本的人文指示而言，鮮有達標。獨立思想，寥如晨星。即便是網路上出現的最具批判價值的思考，都會下意識地訴諸毛時代的市井俚語。
生存處境的窘迫，致使海外的民運人士迅速政客化：以追求民主的名義，謀取個人生存利益，並訴諸黑箱操作。資源的佔有，成為身份標高和名利追求，坐牢的經歷，變成待價而沽的政治資本。心機權謀，人人都會。活得踏實與否，在於有沒有背靠住西方政府尤其是美國政府。就此而言，若把中國的人文黑暗僅僅歸諸官府，應是有失公允。請看：置身自由的海外，產生了多少超凡脫俗的思想？
海外的空間是自由的，美國的校園卻是淪落的。無處不在的左傾思潮，瘟疫般瀰漫。許多到美國學府裡研習自由思想的中國學子，結果習得了如何指責美國和如何討好專制政府。美國知識份子應有的良知和良心，不再見諸盤踞於學府的教授學者。當今整個西方世界，在人文上恰處最為低迷的時期。那些自命清高的人文學者，尤其是東亞系的諸多中國問題專家，在從不諱言商業效應的好萊塢面前相形見絀。奧斯卡評獎，始終恪守應有的人文立場，將張藝謀式的磕頭作揖大片，堅拒門外。美國校園裡，卻經常會發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聲音，向專制政府媚眼頻拋。白顏色的學者，其思維觸角難以切入黑洞般的中國社會，還情有可原。黃皮膚的美籍學者，竟然也假裝茫然於中國的專制國情，不顧臉面地與專制當局眉來眼去，不過是以做論文的所謂學術藉口而已。有的甚至只是為了到大陸去享受一把高等華人的實惠和虛榮。李敖都在油腔滑調地媚笑，也就很難微詞在美國學府混飯的臺港西裝革履。
現代武松楊佳凸顯中國困境
比起臺港學者的閃爍其詞，江氏的繼任者毫不含糊：學習古巴北韓，將自由知識份子視作頭號敵人。由此獲得卡斯特羅的熱烈擁抱，一再助長金朝二世的流氓氣焰。國內的毛式左派，因此蠢蠢欲動，誤以為重回毛時代的機會終於降臨。江氏主政時有所鬆動的僵硬思維，到了胡氏主政，雪上加霜。自由空間的重新構建可能，也隨之完全消失。一面是俗不可耐的女子開講孔子，一面是忍無可忍的當代武松憤然而起，手刃警卒。既然官府有意回歸毛式專制，那麼民眾只好走向造反有理。
楊佳成為一種象徵，凸現了中國社會陷入困境的尷尬。當局殺也不是，不殺也不是。各派知識份子怯於叫好，羞於直面。從某種意義上說，此乃庶民之於學習古巴北韓的斷然回應，一如暴秦激發揭竿而起。在不許出聲的社會裏，民眾被迫選擇行動的極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一朝決堤，洪水滔滔。
其實，誰都知道，通過自上而下的變革，以和平漸變的方式，走出幾千年的專制陰影，成本最低，代價最小。朝野雙贏，從而建立起新的遊戲規則：不再動輒趕盡殺絕，而是處處留有餘地。最終以凡事都可商量、遇事訴諸談判妥協的共識，取代殘暴的鬥爭哲學。人心由此向善，社會經此和諧。無奈當政者將此「和平演變」，視作洪水猛獸。不僅拒絕，還禁止言說。其昏庸無以復加。
當今中國，好比一艘東方鐵達尼。二○○八年發生的一系列災難性人禍，是它撞上冰山後呈現的種種徵兆。那座冰山與其說是自然天災，不如說是空前的人文黑暗。制度和人，或者人心的黑暗和專制的深重，一旦變革孰為先？實乃互為因果。陳年專制，人文黑暗，兩者相輔相成。曾經有過的歷史機遇一旦坐失，剩下的難題就很難說可以由哪個人來解決。怯懦的民眾，可能會在歡呼豪俠的同時，期盼政治強人的出現。非理性的反抗機制一旦啟動，無論是官家還是庶民，都會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既然遍佈乾柴，又豈能防範星星之火？中國的未來，不容樂觀。奴聲奴腔的唱讚，既騙了民眾，又害了朝廷。飛船升空的虛幻，掩蓋不了依然停留在相當於日本人明治維新之前的黑暗和朦昧之中的嚴峻現實。不開放自由的空間，不結束人文的黑暗，那麼歷史的劫難，也就在所難免。上帝，保佑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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