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市鹿城區委書記楊湘洪「十一」期間隨團到法國考察滯留不歸；十月二十二日，上海市盧灣區副區長忻偉明日前隨團在法國巴黎考察時「失蹤」。目前，忻在專門工作組的勸說下，低調返回上海，外間猜測因其非中共黨員的身份，可以免受重罰，只是撤銷行政職務而已。楊則堅拒返國，根本不與赴法勸說組人員見面，鐵心不歸。楊、忻出走特別是楊的拒絕返國，注定要成為二○○八年新聞盤點的大事件──標誌著體制性腐敗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儘管這兩位官員的身份無法與延安時期出逃的中共元老張國燾相比，也無法與「六四」事件後出走美國的香港新華分社社長許家屯相比。
近年來的官員外逃，表面原因是身負經濟弊案，實質乃信仰危機所致。身負經濟弊案的高官一旦被雙規，試圖減輕刑罰的「反省」，都有「辜負了黨的培養」的自白。通俗地說，這是信仰危機的表現，即他表面遵從的信仰只是一種政治上正確的外衣，本質上信奉什麼（如金錢萬能、佛道佑官等）外界無從知曉，除非貪腐案件爆發而不得不進行「反省」。曾經轟動一時的河北叢福奎案與雲南李嘉廷案，經由官媒披露時，均有二人長期信佛而「不讀馬列毛鄧著作」的細節。
大陸國家社科規劃《中國懲治和預防腐敗重大對策研究》課題組披露，在中國外逃的四千多名貪官中，金融系統、國有企業單位工作人員約佔百分之八十七點五，其他部門約佔百分之十二點五。與貪官外逃相伴生的是資金外逃。中國一九九八至二○○二的十五年間，資金外逃額超過一千九百億美元，年均一百二十億美元以上。從一九九○年開始，資金外逃額在每年一百億美元上下波動，總體呈上升趨勢。就目前情況來看，因為中國與大多數貪官逃逸的西方國家缺少司法引渡協議，外逃官員被緝拿歸案者屬極少數，在巨大利益和較小風險之間進行比較，外逃必然成為任何一位問題官員的首選。
前東德與前蘇聯已經有之
前民主德國哲學家布洛赫經歷了納粹上臺而流亡的苦難，在民主德國建立後由美國回到故土，任德國（柏林）科學院院士與萊比錫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按共產黨學府官府化的制度，布洛赫是階位不低的官僚。蘇共二十大後，布洛赫受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影響，與頑固的民德當局發生矛盾。六年後，他藉訪問聯邦德國圖賓根的機會，向聯邦德國提出政治避難請求。這就是轟動一時的哲學家出逃事件。
在前蘇聯，一九七八年在聯合國副秘書長任上的外交高官舍甫琴科的出逃，更為轟動。舍甫琴科在「擅離職守」後的發言表明：自己不願在蘇聯體制內做偽君子，高級官僚的特權沒給他帶來心理上的愉悅，反而是良心上的壓力。以前東德與前蘇聯的案例為參照，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共為數不少的官員正處於信仰危機與良心壓力之中，這些人即便身體沒有出逃，思想也早已出逃。
「裸體做官」與申報制度胎死腹中
一位十四歲的女孩隻身出國並長期居留，恐怕在西方國家也是少見的。但是，在父親身為中共處級幹部及近親在北京做高幹的孩子們那裡，這種現象乃等閑之事。楊湘洪事件表明，他「出國」是較晚的，只是在他出逃前不久才將女兒送到法國。至於妻子兒女全部出國、一個人在國內做官的「裸體做官」現象，實在是比楊湘洪的做法高出一籌，而從另一方面講，這種現像似乎也給了楊湘洪一定的啟示。
江西的胡長清案更典型地說明瞭貪官子女留學（移居）與信仰危機的關係，他曾對移居國外的兒子說：「總有一天中國會不行的。有兩個國籍，將來就有餘地了。」針對貪官利用子女留學海外的渠道來轉移贓款的現象，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仁善曾在二○○六年末公開發表文章，要求「建立健全領導幹部親屬出國留學、定居申報制度」。但是，兩年過去了，不僅申報制度未見出臺，而且縣處級及以上幹部子女的留學出國熱潮更加高漲。許多六十年代出生的高級幹部正應了「胡長清預言」，因此，上指的十四歲女孩隻身出國就成了一個「時代特徵」。
官跑，商亦跑
應當說，絕大多數本土企業家選擇離開中國的途徑是正當的，如投資移民。目前，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公民移民申請來自企業家的投資移民。其中，企業家灰色的第一桶金可能被追究是他們移民海外的動力之一。事實上，若想在中國經商成功就必須認同官商一體的潛規則。換言之，企業家不想主動犯罪，也難免被貪腐官員裹挾。他暗示低價批給你轉手可賺上千萬的一塊地皮，你就得立刻送他三百萬的「辛苦費」。依照法例而言，此乃共同犯罪無疑。
全球金融危機更進一步促使企業家選擇出逃道路，如坐落於浙江紹興的中國最大的印染企業龍江控股，其董事長陶壽龍攜夫人偷渡，在汕頭被抓獲。其出逃的原因是欠下巨債與工人工資後，宣布破產。此案的後續處理是否引發紹興官場貪腐連環案，尚無法判斷，但是溫州楊湘洪外逃被傳與在金融危機中陷入危局的企業有關，恐怕不是空穴來風。
外逃的中共官員和商人的層出不窮，不僅反映了中國社會從上而下的全面信仰危機，也反映出日益腐敗的政治體制已病入膏肓。眾多的出逃者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他們的政治嗅覺十分靈敏，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已經非常清楚中共這條船撐不了多久了，他們不願意為中共執政的欠債買單，更不願意為其殉葬，搶在「沉船」前逃命就成為了他們的本能反應！
近年來的官員外逃，表面原因是身負經濟弊案，實質乃信仰危機所致。身負經濟弊案的高官一旦被雙規，試圖減輕刑罰的「反省」，都有「辜負了黨的培養」的自白。通俗地說，這是信仰危機的表現，即他表面遵從的信仰只是一種政治上正確的外衣，本質上信奉什麼（如金錢萬能、佛道佑官等）外界無從知曉，除非貪腐案件爆發而不得不進行「反省」。曾經轟動一時的河北叢福奎案與雲南李嘉廷案，經由官媒披露時，均有二人長期信佛而「不讀馬列毛鄧著作」的細節。
大陸國家社科規劃《中國懲治和預防腐敗重大對策研究》課題組披露，在中國外逃的四千多名貪官中，金融系統、國有企業單位工作人員約佔百分之八十七點五，其他部門約佔百分之十二點五。與貪官外逃相伴生的是資金外逃。中國一九九八至二○○二的十五年間，資金外逃額超過一千九百億美元，年均一百二十億美元以上。從一九九○年開始，資金外逃額在每年一百億美元上下波動，總體呈上升趨勢。就目前情況來看，因為中國與大多數貪官逃逸的西方國家缺少司法引渡協議，外逃官員被緝拿歸案者屬極少數，在巨大利益和較小風險之間進行比較，外逃必然成為任何一位問題官員的首選。
前東德與前蘇聯已經有之
前民主德國哲學家布洛赫經歷了納粹上臺而流亡的苦難，在民主德國建立後由美國回到故土，任德國（柏林）科學院院士與萊比錫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按共產黨學府官府化的制度，布洛赫是階位不低的官僚。蘇共二十大後，布洛赫受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影響，與頑固的民德當局發生矛盾。六年後，他藉訪問聯邦德國圖賓根的機會，向聯邦德國提出政治避難請求。這就是轟動一時的哲學家出逃事件。
在前蘇聯，一九七八年在聯合國副秘書長任上的外交高官舍甫琴科的出逃，更為轟動。舍甫琴科在「擅離職守」後的發言表明：自己不願在蘇聯體制內做偽君子，高級官僚的特權沒給他帶來心理上的愉悅，反而是良心上的壓力。以前東德與前蘇聯的案例為參照，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共為數不少的官員正處於信仰危機與良心壓力之中，這些人即便身體沒有出逃，思想也早已出逃。
「裸體做官」與申報制度胎死腹中
一位十四歲的女孩隻身出國並長期居留，恐怕在西方國家也是少見的。但是，在父親身為中共處級幹部及近親在北京做高幹的孩子們那裡，這種現象乃等閑之事。楊湘洪事件表明，他「出國」是較晚的，只是在他出逃前不久才將女兒送到法國。至於妻子兒女全部出國、一個人在國內做官的「裸體做官」現象，實在是比楊湘洪的做法高出一籌，而從另一方面講，這種現像似乎也給了楊湘洪一定的啟示。
江西的胡長清案更典型地說明瞭貪官子女留學（移居）與信仰危機的關係，他曾對移居國外的兒子說：「總有一天中國會不行的。有兩個國籍，將來就有餘地了。」針對貪官利用子女留學海外的渠道來轉移贓款的現象，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仁善曾在二○○六年末公開發表文章，要求「建立健全領導幹部親屬出國留學、定居申報制度」。但是，兩年過去了，不僅申報制度未見出臺，而且縣處級及以上幹部子女的留學出國熱潮更加高漲。許多六十年代出生的高級幹部正應了「胡長清預言」，因此，上指的十四歲女孩隻身出國就成了一個「時代特徵」。
官跑，商亦跑
應當說，絕大多數本土企業家選擇離開中國的途徑是正當的，如投資移民。目前，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公民移民申請來自企業家的投資移民。其中，企業家灰色的第一桶金可能被追究是他們移民海外的動力之一。事實上，若想在中國經商成功就必須認同官商一體的潛規則。換言之，企業家不想主動犯罪，也難免被貪腐官員裹挾。他暗示低價批給你轉手可賺上千萬的一塊地皮，你就得立刻送他三百萬的「辛苦費」。依照法例而言，此乃共同犯罪無疑。
全球金融危機更進一步促使企業家選擇出逃道路，如坐落於浙江紹興的中國最大的印染企業龍江控股，其董事長陶壽龍攜夫人偷渡，在汕頭被抓獲。其出逃的原因是欠下巨債與工人工資後，宣布破產。此案的後續處理是否引發紹興官場貪腐連環案，尚無法判斷，但是溫州楊湘洪外逃被傳與在金融危機中陷入危局的企業有關，恐怕不是空穴來風。
外逃的中共官員和商人的層出不窮，不僅反映了中國社會從上而下的全面信仰危機，也反映出日益腐敗的政治體制已病入膏肓。眾多的出逃者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他們的政治嗅覺十分靈敏，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已經非常清楚中共這條船撐不了多久了，他們不願意為中共執政的欠債買單，更不願意為其殉葬，搶在「沉船」前逃命就成為了他們的本能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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