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等兼愛的天賦人權思想。
"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墨子·法儀》）。在墨子那裡，人生來平等，這是上蒼賦予人的一種不可被剝奪的權利。所以墨子批評孔子的"仁"存在親疏厚薄之別,從而提出"兼愛"，主張無差別的人道主義原則，以解放平民。《墨子·經說上》指出："仁，愛己者，非為用己也，非若愛馬。"--墨子肯定人的尊嚴、權利、價值，認為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
墨子珍惜國民的生命權。"天欲其生而惡其死"說的是生命神聖。墨子告誡執政者："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並且以暴王桀、紂、幽、厲被"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作為執政者之警醒。（見《墨子·天志下》）。
墨子在《非樂上》中批評當政者無視民眾生存權與休息權，他指出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
墨子重視勞動者私有財產權，在他看來不管是物質活動"耕稼樹藝"、"紡績織紝"，還是政治活動"聽獄刑政"、"治官府"、"斂關市"，都是勞動，都應該"賴其力者生"，辛勤勞動獲取勞動成果。他強烈譴責那種"不與其勞，獲其實"的不仁不義之舉，認為應該"不賴其力者不生"。
墨子極力為平民的政治人權吶喊，他的《尚賢上》中要求："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 之"。參與政治的權利，是人人平等的，他說："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尚賢中》）
二、民主選舉的社會契約思想。
墨子說："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為人。"（《墨子·尚同下》）。無國家權力，只有百姓的自然權利。那麼，為何後來產生了各級政府官員呢？
墨子在《尚同上》闡述了民主選舉產生政府的觀點：由於原來的無政府狀態"天下之亂，若禽獸然。"所以人們"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立諸侯國君。""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從天子到三公，從諸侯到正長，政府各級官員莫不是經民主選舉產生。
《墨子·經上》明確指出："君、臣、萌（民），通約也。"也就是說，人們在選舉產生政府的時候，是有一個社會契約的。墨子在《尚同中》闡述了這個社會契約：（1）人們選舉產生了政府，就將部分自然權利讓渡給了政府，政府有權力"發政於天下"、"制為五刑"、"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2）建國設都，設立天子諸侯，不是讓他驕奢淫逸的；而輔之以卿大夫師長，也不是叫他們放縱逸樂的，乃是讓他們分授職責，按公平之天道治理國家。執政者有義務"為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
墨子批評當時的執政者違背了這個社會契約，說"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王公大人將父兄左右寵幸都任命為行政長官，"非正以治民"，導致社會混亂，民眾不肯與上面協調一致，責任在執政者。（參見《尚同中》）。
三、非攻讚誅的共和革命思想。
墨子認為，"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尚賢上》）。他反對等級制度，反對儒家所說的"天命"。他指出，儒家所言的"天命"是"天下之大害也"（〈非命上〉）。"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述），非仁者所之言也。"（〈非儒下〉）。
在墨子那裡，行"義政"，不行"力政"，是執政者的一種義務。行"義政"的，人們"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行"力政"的，人們"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墨子·天志上》）。
暴王當道，墨子主張共和革命。墨子"非攻"而讚"誅"，嚴格區分了戰爭的性質：一方面，墨子把大國攻小國、強國攻弱國的戰爭，叫做"攻"，對此強烈反對，認為"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維護多元化；另一方面，墨子把民眾討伐暴虐害民之專制君主的戰爭，稱之為"誅"，大加讚賞，實際上賦予共和革命以合法性。（見《墨子·非攻下》）。
平等兼愛邏輯發展之下的"義政"，是共和政治、利民政治。因為歷史侷限，墨子沒有提出權力制衡，但強調公平競爭、平等搏弈。墨子注重對少數派、弱者權利的保護，"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墨子·兼愛中》）。"強""弱"，"眾""寡"，"富""貧"，"貴""賤"，"詐""愚"，這些對立的雙方，在墨子看來都是正常社會合法的客觀存在，應該有一個遊戲規則任其共和相處。墨子雖然主張"尚賢""尚同"，但把這一切建立在平等競爭之上，是講究共和的，他認為："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指出"兼王之道"應該不辭意見相左的賢人。
四、立法為公的依法治國思想。
墨子是中國第一個主張依法治國的思想家。在《墨子·法儀》中，墨子以工匠依規矩畫方圓推而廣之，批評當時的執政者："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度，此不若百工，辯也。"他主張"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
關於"法"的形式，墨子認為有憲法（憲）、刑法（刑）、軍法（誓）。他在《非命》中指出：（1）"所以出國家，佈施百姓者，憲也。"（2）"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3）"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
關於立法問題，墨子眼光獨到而睿智，在《墨子·法儀》中提出了如下兩點：（1）法不是維護暴政的工具。"法不仁，不可以為法。"聯繫墨子對"仁"的闡述，可見墨子認為立法的目的是為了保障人的尊嚴、價值、權利。（2）法不是人治之法。究竟由誰來立法？考慮到人性現實的弱點，墨子認為"天下之為君者眾，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父母、學者、君王，都是不可靠的，不能由他們來任意立法。
立法的根本依據究竟是什麼？《墨子·法儀》與《墨子·天志》中集中闡述了"莫若法天"的道理。綜合起來，墨子認為：（1）"天之行廣而無私"（《墨子·法儀》）--指出了第一個重要的立法原則：立法為公。（2）"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墨子·法儀》）--又指出第二個重要的立法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墨子·天志下》）--指出了第二個重要的立法原則：以法治官，以行義政。
《墨子·天志下》中有言"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墨子"以天之志為法"，可謂用心良苦。當他講"天之愛百姓也"，講"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講"置立天之，以為儀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的時候，憲政之道呼之欲出。
難怪墨子自負地說"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天志上》）。墨子之言穿越兩千四百餘載時空，依然震耳發饋。
五、公開議政的言論自由思想。
墨子尚賢尚同，但在《尚同上》明確指出"上有過則規諫之"，可見墨子並不主張言論鉗制政策。
墨子甚至主張公開議論朝政，認為言論自由對國家有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長生保國。"（《墨子·親士 》）。
難能可貴的是，墨子將言論自由提升到法律的高度，認為法律不可損害言論自由這一基本人權。他將"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墨子·七患》）視為國家之大患，極力反對。
六、平民結社的政治實踐思想。
與其他諸子百家不同的是，墨家團體不僅是一個學術流派，也是一個平民政治社團，有嚴格的組織紀律。墨子推薦弟子去作官，日後若有違墨家主張，就要被召回。墨家子弟做官的俸祿，一部分要分給墨家團體使用。
墨家政治社團為了宣傳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奔走天下，醫國療世，到政治黑暗混亂的國家宣傳尚賢尚同之理；到貧窮的國家宣傳節用節葬之道；到沈迷於聲色的國家宣傳非樂非命；到尚武侵凌的國家宣傳兼愛非攻。墨子經常帶領墨家團體參與政治軍事活動，幫助小國抵禦大國侵略。
由此看來，墨子在實際上主張平民結社自由。《淮南子-泰族訓》記載："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刀，死不旋踵。"他們平時食"藜霍之羹"，穿"短褐之衣"，足登麻或木製的"歧矯"，是一群深為戰亂所苦、決心在艱苦的生活方式和嚴密的准宗教團體中實現人生價值的"游士"。這個團體的首領稱之為"矩子"，所有的墨家成員都要服從"矩子"的指揮。墨子死後，這個團體仍然存在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七、為國為民的任士俠義思想。
金庸先生說："俠之大者，為國為民。"是符合墨家任俠觀的。
墨家分為上、中、下三門，所以《墨子》書上的文章都分"上中下"三種，譬如《尚賢上》《尚賢中》《尚賢下》。不同的篇章為不同的子弟所學習。"上"是指政治家；"下"是指純粹的專家學者；"中"是指篤信墨學的苦修者，以自苦為極，損己利人，完全不同於社會的價值標準，為了所有正"義"的事大聲疾呼，嫉惡如仇。中國俠義文化的源頭是墨家。
春秋戰國，社會激盪。許多國士變為遊俠，良莠不齊，於是墨家在其經典著作中研究並闡述了任俠精神，加以引導。《墨子·經上》指出："任（俠），士損己而益所為也。"就是自苦為極，損己利人。《墨子·經說上》又指出："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俠的行為方式就是行俠仗義，除暴安良，懲惡揚善，全然不顧自己的私利。
俠的精神是"義"。在古代，任俠也被稱為"義士"。墨子貴義，《經說上》闡述道："義，志以天下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把為天下百姓謀利當作份內之事，有很高的本領，但不一定要求被任用。
在天下失義的情況下，俠義彌足珍貴。墨子自身也參照俠義行事，《墨子·貴義》記錄：墨子看望老朋友，朋友對墨子說："現在天下沒有人行義了，你何必獨自苦行為義，不如就此停止吧。"墨子回答："有個人生養了十個兒子，只有一個耕種，其他九個閑著，這一個耕種的不能不更加努力啊。為什麼呢？因為吃飯的人多而耕種的人少。現在天下沒有人行義，您應該勉勵我行義，為什麼還勸阻我呢？"
每民族危難、大惡當道之時，江湖門派林立、俠義精神橫出。對於俠義的期盼與熱情，儼然成為中國黎民唯一願意真正寄託的希望。
現代任俠義士，必承墨家"天志"，繼共和革命之偉業，破"暴王力政"之不仁，造民主憲政之大義。譚嗣同是身體力行墨學的先行者，"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惟此墨家強志，方可救我中華兒女於水火！
八、民富國儉的強本節用思想。
墨子認為富足能解放人性，而貧窮飢謹會使人性異化。《七患》言："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在墨子看來，所謂的行"義政"，要使國民富足，"欲其富而惡其貧"（《墨子·天志下》）。
墨子要求執政者"興天下之利"，這裡所說的"利"，主要指使民"富庶"。如何做到這一點呢？墨子提出要增產節約"強本節用"，建設節約型社會。"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指的是開發本國資源，再加上節儉。
重要的是，墨子認為國儉才能民富，"強本節用"首要在於反對國家官員的鋪張浪費。他的《節用》《節葬》《非樂》都把矛頭直接對準當時的天子國君，《辭過》篇中也激烈批評"當今之主""暴奪、民衣食之財"造成"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可以說墨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反腐敗理論的思想家。我們不得不說，墨子的這個節約型社會，比今天文山會海上講下宣的那一套要高明的多。
九、強調邏輯的科學理性思想。
墨子做過工匠，長於機械製造，是中國第一位崇尚科學理性的啟蒙大師。他的科學精神集中體現在"墨經"、"墨辯"之中。
"墨經"，包括《經上》、《 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共180多條，是墨家科學思想的精華，包含了政治、經濟、哲學、教育、邏輯學、語言學、數學、光學、力學等方面的知識，在中國和世界學術史上皆享有聲譽。他2000多年前在數學、物理學方面的貢獻可比於古代希臘許多學者的貢獻。墨子論述"力，重之謂下"，他是引力學說的最早發現者。
"墨辯"，包括《大取》、《小取》，是墨家邏輯學理論和體系的大綱，也是第一個中國古代較為完整的邏輯學體系。在中國邏輯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辯"、"類"、"故"等邏輯概念。論述了"辯"的作用、立"辯"的方法、辯者應遵守的原則，並提出了"辟""侔""援""推"四種論辯方式的邏輯要求與常見邏輯錯誤。墨子的"辯"建立在知類、明故基礎之上，屬於邏輯類推或論證的範疇。
十、借鑒創新的實用主義思想。
墨子提倡以古為鑒。"言必三表"，首先是"有本之者"："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指的是借鑒古代的經驗得失。但墨子並不迷信古代，而是認為古代好的才讚揚提倡，古代不好的地方就應該去創新，他說"吾以為古之善者則述之，今之善者則作之"（《墨子·耕柱》）。以善為本，從善如流。
這個"善"是什麼呢？墨子"言必三表"的另外"兩表"說的很明白。"有原之者"："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指的是倚重民聲。"有用之者"："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指的是可否為民眾帶來實際利益。（參見《非命上》）
由此看來，墨子是一個實用主義者，而且還是一個以民眾言論與利益判斷是非利害的實用主義者。
墨子再世，一定不會先聲奪人："我們不一定學西方那一套三權兩黨"，但他一定會聽民之聲、觀民之利。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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