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牌毒奶粉醜聞由上海記者簡光洲在報上點名曝光之後,一些中國媒體卻在相關報導中扮演不光彩的角色:不少媒體喪失嫉惡如仇的勇氣,有些媒體甚至為非法企業打馬虎眼。
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決定這是一個特別關愛兒童的國家,即使在當代社會,中國一直還在對自己的兒童使用「祖國的花朵」這樣詩一般的語言。那麼,在兒童的生命健 康遭受非法企業殘忍侵害的時候,媒體應當為誰說話,這該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但是最近卻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全國媒體都在講毒奶粉事件中有22家企業涉 案,然而在煙臺晚報報導中,22家成了20家,漏掉的兩家「澳美多」和「磊磊」──恰好就是煙臺的兩家企業。在煙臺晚報看來,「澳美多」和「磊磊」兩家企 業的利益比廣大受害兒童的生命健康更值得保護。
華文報紙世界日報專欄作家、評論家孟玄表示,中國媒體一方面要受政府控制,另一方面也受利益的驅使:
「這畢竟是人命關天的事情,當然不應該隱瞞,官方把這個事情查出來然後追究,這是應該的。並不是一定是政府因為政治的因素來壓下來的,而是因為媒體的商業利益 的關係和地方保護主義這類的問題。事實上,中國現在的狀態有很大部分實際上是商業造成的問題在裡頭。媒體當然有一部分是作為政府控制的一種工具,就是黨的 喉舌,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國在媒體市場上講是進入資本主義的一部分。所以,廣告類的壓力對於媒體來講,它的感受性其實不下於中宣部。當然我們把它理想化, 說它必須要為公共利益什麼的,這個意識他是有的。可是面臨到自己的生存,比如說廣告一下斷掉一半或者說什麼,他是不是就不願意報了?或者是報的時候遮遮掩 掩?」
中國旅美政治評論家李洪寬表示,中國也有懂得利用網際網路自由的勇敢的媒體和記者,但是中國的主流媒體卻是必須服從黨的意志:
「這還得分兩個層面,一個是一些很小的媒體、甚至一些勇敢的有良知的記者把它捅出來,因為網際網路時代這種可能性越來越大,很多事件都是這麼報出來的。但是,從 另外一個層次,真正能夠影響大眾的媒體就是這些中央的部委級控制的大媒體,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他們一發現問題就會第一時間得到這些消息源。 有的時候,大眾還不知道時候,他們的內參就已經報了。所以,他們都知道,他們決定報不報的時候,要先聽中央的意見,可能是要問中宣部,中宣部要問中央政治 局,政治局可能就問質量檢測局。檢測局為了保護自己,當然那就說看下面怎麼報上來的,一級一級報上來。所以,權力機關一級一級報上來的質量檢測都是合格 的,所以這就是中共的政治結構決定的。」
李洪寬說,中國的媒體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有些媒體則成了社會轉型期權錢轉換的獲益者:
「中國轉型最大的實質,最大的鮮明特色就是把權力跟金錢相互轉換,比如說我批個條子拿塊兒地,一轉手就是錢,我有權力經營中央電視臺,我可以播牛奶廣告,我說 它好就是好。中央台電視臺的廣告一方面賺了大量的金錢,從牛奶公司,另一方面它播了很多假的報導、騙人報導,比如說『三鹿有一千多道檢測手段』。你想一千 多道技術檢測手段的話,怎麼可能能放毒呢?這就給消費者造成了極大的傷害。所以說中央電視臺和騙人的商人現在結成了利益共犯。」
香港大公報稱,當今中國社會的良心正在經受種種誘惑和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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