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世航專欄】隱形枷鎖幾重重：劉歡等人的「傑作」

2008-09-07 03:06 作者:張世航 前言：

當人們感覺到，時時處處為莫明的痛苦和壓抑所包繞，不得不有意無意的現出奴性以獲得自己的狹隘生存空間，此時，便已處身於重重枷鎖的束囿之下，假若只感到痛苦而未曾目及枷鎖，則永不能從枷鎖中掙脫。有些枷鎖是明晰可睹的，有些則是隱匿難辨的，後者無疑最為險怖，隱形枷鎖的束囿目標和毒化目標俱是人之心靈，因為裹著面紗，乍看上去，模樣似乎沒有那麼猙獰，加於人時，大抵沒有那麼強暴專橫，而且還伴有幾分溫柔，或者還送上藝術的美感，極易使人喪失警覺，於不經意間入枷為奴，且難以掙脫，有人一生飽受著專制社會的重重戕害，身心受百創，血肉汗水餵飽了大大小小的盤剝者，卻因受囿於種種有形的、隱形的枷鎖，至死尚不悟自己所遭諸般不幸的根源所在，甚至以專制之邏輯為專制辯護。
如果說這樣的時代尚有幸運之處，那便是，信息科技的發達尤其是網路觸角的延伸，逐日擴大著人們的知情權，專制機器一手製造的有形罪惡日日無止的傳於網路，現於電腦屏幕，使得愈來愈多的人對"有形枷鎖"有了比較充分的認識，然而，一般的人們對於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的"隱形枷鎖"，並不深諳其害處，疏於戒備，雖飽受其害猶渾然不覺，所以，實有必要專撰一篇，將所有的"隱形枷鎖"分門別類，揭出其醜貌，使其危害降至最低點。

隱形枷鎖幾重重

（一）劉歡等人的醜態和"傑作"--誘人為奴的樂聲枷鎖

音樂能呼喚自由，宏揚正氣，亦能助紂為虐，挾邪而侵。以增加人民之奴性為主要目的的音樂作品，其藝術含量愈高，害人愈深。此類音樂所涵有的獨特的美，等於是人們心靈枷鎖上的裝飾，等於是給人痛苦之時附送與人的麻醉劑。這類音樂作品中，有的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諸如"社會主義好"之類，不過，此種音樂已不復有多少能量，人民縱不解其本質特點，也多半採取了棄而冷之的態度，我在此就不多費筆墨了。需特別注意的是，一些音樂作品貌似經過市場運作，其實是專制宣傳力量暗中推波助瀾的結果，雖打著"流行音樂"的招牌，卻是經過改頭換面的另類"主旋律"，其曲調有幾分美感，歌詞又很具迷惑性，有的表現手法還較為現代，以無德藝人或懵懂藝人為推銷員，煽情惑眾，大肆兜售，使得經過藝術包裝和美學渲染的隱形枷鎖和迷魂湯藥流毒於世，危害甚烈。較具代表性的有：劉歡的《從頭再來》，和諸多的假愛國之名行奴化之實的流行歌曲。

若干年以前，我便為劉歡的《從頭再來》專撰一篇，後來底稿丟失了，今撰此文時，將舊作所遺之殘憶加進新篇，並賦予其新的內涵。《從頭再來》成於 1997年，打著"公益歌曲"的招牌出籠，官方說法是：為下崗工人鼓勁的。其歌詞對很多人而言並不陌生，之所以不陌生，因為是被中央電視臺強力推出的。那時，國企資產有少部分轉入市場，大部分轉入權貴私囊，為國企流了大半輩子血汗的工人，在瞬間就被踢到一邊，連"螺絲釘"亦不可做了，淪至沿街擺攤的地步，在風吹雨打中消蝕著灰暗的人生。為了讓這些搖擺在攤販和乞丐之間的人們"安分守己"，繼續老老實實做奴僕，便要假意安慰他們一下，"再苦再難也要堅強，只為那些期待眼神"，當然，這基本也是現實，下崗的人們所面對的，是杯水車薪的所謂救濟和茫無止境的生活困苦，為了眼巴巴的瞅著自己的一家老小的存活，只有面對強加於身的無盡苦難，苦苦謀劃生活的對策，如果不想因偷搶等行為而面對監獄，只有面對比監獄略微自由點的街頭寸地，和無盡的淒風冷雨。只是，勸誘說辭不再是"黨和人民的利益""國家利益"之類，而變成了"那些期待眼神"。而整個歌詞，同樣說的比較含蓄，儘管潛台詞無非是"上有小下有老，不繼續當牛做馬，行嗎"，然而決不能直白表露，要詩意，要朦朧，要美化，要渲染，要把"不得不面對淒風冷雨"說成是"為了親人而奮起迎接新的苦難坎坷"，妙，真妙，雖然意思未變，而語體色彩卻變了，悲淒可憫的街頭擺攤的下崗工人，一下子變成了勇抗困苦的身貧志堅的生活強者，"損不足以奉有餘"的政府行為也似乎一下子有了遁責之辭，一切的委屈和不公，都被轉移到下崗工人身上，然後被"身貧志堅"的"精神"所化解，侍侯機器的工人被驅出廠之後變成了街頭灑汗的好公民，在這個貌似完美的虛構之中，對於將下崗工人置於慘況的本質性罪惡，連個輕描淡寫之詞也沒有，歌詞的筆法實在是高，竟然能為"安於貧賤"賦予一種合理性，企圖使底層民眾默認不公，企圖使艱困之群再納苦難，企圖使廣大人民在潛移默化中接納專制階層的邏輯：下崗人員就該以"自強""自奮"的勁頭面對強勢群體的宰割，失業貧者就該以自我的犧牲響應政府的橫暴，"逆來順受"就應該是弱勢群體的必然宿命。他們經過反覆揣摩和認真研究，覺得這樣的奴化邏輯到底是過於露骨，為了盡彰其效，必須藉助廣告策略進行宣傳，必須運用名人效應進行推銷，於是，劉歡上陣了。

劉歡其貌不揚，且素以怪異打扮為譁眾取寵之用，並將自己的尊容修飾成所謂的"藝術家"模樣，這不是我個人對劉的看法，至少我周圍的人們對劉的印象都如此，專注於寫作的我，社交圈子雖不太大，亦足以"以小見大"，小范圍的百分之百足以反映大範圍內的高比例數，由此可見民眾對劉歡之流的基本態度。可是，相貌不揚且形象不佳的劉歡，那碩頭裡的腦子卻是驚人的好使。以他的智商，對於炮製這"公益歌曲"的深因，自是很明白，不過，下崗工人的所有艱困都沒在他眼裡，只有"名、利"才有資格進入他的視線，決定唱此歌之時，他已經將名利的算珠在私慾的算盤上打得叭叭響。他聰明，聰明的表現是：下崗工人關心的，他都不關心；他精明，精明的結果是：下崗工人所沒有的優厚生活條件，他都具備。他就算在歌壇上混不下去了，也不會"勤勤苦苦已度過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風雨"，因為，他還始終牢牢抓著一個大學教師的金飯碗，"從頭再來"的使命不會讓他承擔。從這一點來看，劉歡很怕下崗，簡直是怕極了。他牢抓著大學教師之職，有了底氣，也有了勇氣，"看成敗人生豪邁"才是他所快意的，他在舞台上盡情的搖頭甩髮，彷彿置身於無人之境。當然，這也是人家的個人表演風格，我對此也毫無諷刺之意，至於對他的"表演勇氣"的原因之陳說，也只是在事實基礎上得出的合理化推論。對於劉歡的"表演勇氣"，我還完全可以這樣進行合理化推論：萬一劉歡下崗了，並且離開舞臺了，讓別人為他唱一首"從頭再來"，那時，他若再有放聲高吼的風發意氣，倒真有幾分藝術家氣度。當然，就如歷史不可假設的道理一樣，個體的人生同樣無法假設，而只能進行合理化推論。但是，被劉歡高吼的《從頭再來》，卻分明是在為別人假設人生。而事實上，任何人都沒有資格為別人假設人生，而何況，就歌詞的言之鑿鑿和說教口吻來看，豈止是為別人假設人生，簡直就是在替別人安排人生。劉歡幫著幕後的碩手，將下崗工人安排在街頭的風雨灰土之中，並代傳諭旨說："再苦再難也要堅強""只不過是從頭再來"，然後接過大把的賞錢，扭轉屁股走向他的燈紅酒綠的世界。

劉歡日後愈發大紅大紫起來，進一步證明了他當初的聰明選擇絕對是功不可沒的。劉歡等人的發跡之策確是充滿誘惑。在劉歡沿著獻媚之路高歌猛進的前後，也有很多藝人無意或有意的攀上此類捷徑，迅速成功。因為適合大陸的政治需要而在大陸走紅的第一位香港歌星，《我的中國心》的原唱張明敏，深有感觸地說：" 我想我的人生之所以會出現這樣大的變化，全憑一首《我的中國心》所賜。"這倒是大實話。張明敏在走紅之前，只是九龍一家電子錶廠負責校時的小工，音樂只是他的業餘愛好，他當時，在香港歌壇上只是一個默默無聞之輩，根本不能靠他的音樂愛好來吃飯，一個偶然的機會，當時在香港和原唱張明敏一樣默默無聞的《我的中國心》，卻被央視"1984年春節聯歡晚會"的導演看中，導演奏呈上級，乞請《我的中國心》的原唱張明敏來北京參加春節聯歡晚會的演出。歌詞既有如此愛國偉情和如此民族精神，自令上級大悅。結果是可想而知的：這個報告速獲批准。張明敏在大陸一夜之間成為紅歌星。

不過，在香港，決定歌星能否走紅的主要原因，是民眾趣味和市場運作，而不是政治需要，在大陸出了風頭的張明敏在港依舊名氣不顯，只能靠他在大陸的名氣換版稅，支持他在香港的非音樂事業。張明敏的成功，是"無意而就"，然而，他的經歷卻使很多後來者"有心而為"，削尖了腦袋往這"捷徑"上擠。只要是能投當權者所好，藝術品位再低的歌詞也能流行。《我的中國心》的歌詞，便充溢著頗為造作的味道。單說歌詞的字面意思，"中國心"在歌詞中，被置於一個負辱承重的位置，似乎有很多因素硬要改變"某人"的"中國心"，故而，在潛意識中等同於"某人"的唱者，便有了一種"不屈"的自我感覺，並頗為自得的沉浸其中，而事實上，歌詞裡全無要改變某人的"中國心"的人或物的因素。這種將虛空視為潛敵的無由之情，說的好聽一點，是矯揉造作，是無病呻吟，說的不好聽了，便是神經過敏，精神畸變。心靈混亂了，心靈不能自主了，枷鎖趁虛而入，在無形之中將心靈牢牢鉗制。

《我的中國心》裡面，還有一種暗示性的"尺度"，在看似冠冕堂皇十分權威的"愛國"腔調的護駕下，極易形成對人的暗示。這個"尺度"，便是所謂的" 中國心""中國印"。支持這樣的大尺度的基礎，只是"祖先""河山"等極其蒼白空泛的說教之詞，創造出這樣的空泛大尺度，對人們的真正之愛國感情是歪曲而不是尊重，世上絕對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恨），在順和人性的民主制度下，愛國的概念是豐富多采的，愛國的情懷是極具個性的，每個人都能真正體驗到國家機器對自己的照顧和關懷，能切實地受益，能真正享有各種權益而非徒有一紙法律空文，能得到政府的尊重而不是壓制和束囿，人民處身於這樣的國家的蔭護之下，無須國家機器對"愛國"進行鼓吹和渲染，不需要政府強行灌輸任何關於"愛國"的說教，在自然而然中就會生出對國家的熱愛之心。但專制意識形態不喜歡這樣的"愛國 "。專制意識形態喜歡大而空的愛國腔調，專制意識形態喜歡用共性取代個性，專制意識形態喜歡軍姿一般的規矩，專制意識形態恨不得讓人民走路都走軍步，專制意識形態喜歡把一切整齊劃一，專制意識形態喜歡製造種種形而上學的尺度來約束人們的心靈，有時，在專制統治者的直接授意下，御用藝人們乾脆將種種"尺度" 捆綁在一起，合成為隱形枷鎖，鉗制住人們的心靈。

但凡"尺度"，必有判斷之標準和被判斷之標準。判斷某人具有"中國心"的標準，是要對"河山""長城"等偌大而空洞的概念的無條件膜拜；判斷某人具有"中國印"的標準，是要對"祖先"所賦予的"一切"這樣模糊而含混的說辭的無條件認可。所以，所謂的"中國心""中國印"裡面還含著這樣的潛台詞：鼓吹 "崇尚、讚美"之類的"愛國"，排斥"諷刺、指責"之類的"愛國"；歌頌"歸服、膜拜"之類的"愛國"，拒絕"抗議、批判"之類的"愛國"。這自然很對專制統治階層的口味，正中當權者的下懷，不走紅才怪。專制意識形態所倡的"愛國"，決非真正意義上的"愛國"，充其量只是變酸的糕點，炒糊的香菜。真正的" 愛國"必須有一個前提，就是愛的是什麼國，今日之德國人民的愛國概念裡，決不包括"納粹德國""希特勒德國"，今日之義大利人民，決不會說自己愛墨索里尼統治下的法西斯帝國，今日之大部分俄羅斯人民，決不會說自己愛斯大林等暴君統治下的專制大監牢。只有專制意識形態才會拚命煽動鼓吹無條件的所謂"愛國"，力圖將愛國變成一種口號，一種標準，一種強加於人的命令，一個被無限高抬的膜拜神位，"愛國"被擰成了這樣的麻花情結，已非真正的愛國之情了，被扭曲的" 愛國之情"形成了各姿各態的隱形枷鎖，將心靈牢牢困住，使得人每生怨氣，必外化成奴隸之怒。《我的中國心》的歌詞之諸如此類的劣處，比比皆是，數言難盡，但，其餘病弊之實質，亦皆在本文的言語之中，故不復及之。

誠然，《我的中國心》之歌詞雖劣處比比，卻並非專制意識形態的直接產物，《我的中國心》的歌詞作者只是出於個體意氣或小眾情懷的衝動，率性作詞，然而，結果卻是喚起了專權者欲借民族主義鞏固專制壽命的企圖，並引發了無數藝人的欲借專制之力捧紅自己的野心。於是，改革開放以來，從《萬里長城永不倒》之曲就開始被扭曲的愛國主義，經過音樂對政治的不可勝數的獻媚，今日之所謂"愛國"歌曲已低俗到不可卒聞之地步，表面上看，人們在吟唱此類歌曲時是向"國家 ""民族"表示膜拜之情，事實上，這種膜拜之情的最大受益者是：操縱著被扭曲了的"國家""民族"等心靈枷鎖的專制魔鬼。專制魔鬼力圖將"愛國熱情"和民族主義渲染美化到極點，以製造徹底的臣服，將"國家""民族"扭曲成枷鎖套在人民心靈上，而專制魔鬼則死死攥住被扭曲成枷鎖的"國家""民族"，兀自陰森竊笑。誘人為奴的樂聲枷鎖在民眾心裏愈來愈緊，終有一朝，音樂和政治狼狽為奸的惡果會在短時間裏全面爆發。

本文的小結論：

諸如"親情""自強意識""國家""民族"等公共精神資源，本應是至純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還應是神聖的，但是，在諸如劉歡、張明敏等人的有意無意的幫忙、幫閑中，被歪解，被扭曲，這樣的結果正好被專制統治者拿來使用，並被進一步放大、變形，被製造成鉗在民眾心頭的重枷，這時，被專制操縱著的音樂藝術便極盡美化渲染之能事，為枷鎖鍍金塗銀添花描彩，企圖使人之視線離開枷鎖之中的飽受摧殘的心靈，而只注目於看似美妙的枷鎖，進而產生對枷鎖的膜拜和敬畏，並對枷鎖的實際操縱者格外馴順，隱形枷鎖一旦得手，便步步收緊對心靈的束囿，很多人完全失去了自我，或完成了自我的變異，將心靈交出去的同時，也把自己的獨立之身變成奴隸之身。

（《隱形枷鎖幾重重》之其餘分章，待續）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